《山居吟》是宋末元初浙派琴家毛敏仲创作的古琴曲，篇制短小，入调跌宕，风格静逸简淡、苍远高洁，因被明代朱权编入《神奇秘谱》，成为“以正琴道”的经典之作。该曲深受后世各家的珍视，传播甚广，尤其是被广陵五谱《澄鉴堂琴谱》《五知斋琴谱》《自远堂琴谱》《蕉庵琴谱》《枯木禅琴谱》收录之后，名列今天广陵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中（管世俊、樊继健主编《广陵古琴》，广陵书社，2016，35—40页）。
笔者曾亲耳聆听当下操缦高手们弹奏《山居吟》，在被古乐涤荡心神、惊叹琴师精湛技艺的同时，也不免产生困惑：同为广陵琴派的传承人，整体演奏风格却如此不同，有的滑绰骤急、跌宕激越，有的则迂回百转、轻柔淡放，不仔细辨析，还以为是不同的乐曲。朱权在《神奇秘谱·序》中说道：“大概其操间有不同者。盖达人之志也，各出乎天性，不同于彼类……其涵养自得之志，见乎徽轸、发乎遐趣、诉于神明、合于道妙，以快己之志也。”（严薇《烂柯山文化与琴曲〈樵歌〉》，《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说明琴道如人道，琴学即心学。然而，同一首琴曲，真的可以如此变幻莫测？《山居吟》所透出的情感，是否如德国阐释理论家伽达默尔所说的，在“回归原意”与“当下理解”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沟壑？要厘清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情怀进行追溯。
古代文人的山居理念
中国古代的隐逸传统源远流长。早期隐者的人格行迹，散见于先秦多种典籍，较详细的隐者掌故和传记，在汉代史书中开始出现，如《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后汉书·逸民列传》等。皇甫谧专门讲述隐居高士事迹的著作《高士传》，流行于晋代以后，对文人雅士影响深远。而与琴人相关的记载，多出自东汉蔡邕的《琴操》，如《麦秀歌》题解揭示了殷商亡臣箕子对故国的哀思，《雉朝飞》介绍了齐国犊牧子对家室的思慕，《履霜操》讲的是尹吉甫之子伯奇悲叹无罪却被父放逐的“真子飞霜”故事。这些记述，本是理解琴歌的辅助性文字，但早期隐士内心的家国情怀、忠孝仁德溢于言表，礼乐教化属性鲜明。所谓的隐栖之地，也只不过是相对王权中心的邈远之场，并非后世文人赞颂的审美之境。
真正把“山居”纳入审美范畴，是在魏晋玄学盛行和山水诗歌兴起之后。受老庄自然理念的影响，文人开始对相伴山月、啸傲丛林的山居生活充满向往，漫步于溪谷，鸣琴于山巅，清新澄净的绿水青山，奏响了文人精神生活的新乐章。这种境界，与朱权对《山居吟》的解读相契合。《神奇秘谱·序》写道：“其趣也，巢云松于丘壑之士，淡然与世两忘，不牵尘网，乃以大山为屏，清流为带，天地为之庐，草木为之衣，枕流漱石，徜徉其间。至若山月江风之趣，鸟啼花落之音，此皆取之无禁，用之无竭者也。所谓乐夫天命者，以有也夫。又付甘老泉石之心，尤得之矣。”在朱权看来，古琴之道即是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与《庄子·马蹄》篇“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的“至德之世”相得益彰，与《庄子·列御寇》中“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的生死构想异曲同工。同时，淡泊宁静、运局于胸的卧龙先生以及“采菊东篱”“悠见南山”的靖节先生的人生缩影亦闪烁其间。
然而，古琴曲《山居吟》“伴泉石、庐天地、卧烟霞、友风月”的山林隐居生活的意趣，毕竟是依赖声音旋律来表达的，艺术的朦胧性令人捉摸不定。联想《毛诗序》的论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弹琴，属于“永歌”范畴，相对语言的逻辑表达，抒情充分，但析理不足。不过，亦情亦语的琴诗，在隐逸之风昌盛的唐代，成为唐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唐人琴诗的山居吟咏
受宗教思想、选官制度、漫游之风的影响，唐代文人大多有隐逸山林的经历。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
著名山水诗人王维曾隐居终南山，他的《辋川集》便是这段归隐生活的记录，融诗情、画意、音乐、禅趣于一体。其中的一首五言绝句《竹里馆》，是典型的琴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描绘诗人在明月高悬的夜晚，独自端坐竹林深处抚琴高歌，淡定洒脱，隽永空灵，一缕超然于人间烟火之上的禅思笼罩林间，压倒一切有形之物。王维笃信佛教，对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典《维摩诘经》研读至深，并坚持在世修行，深悟禅理，被喻为“诗佛”。《竹里馆》这首小诗，是他诗、画、禅、乐才能的综合展现，抒写出山居生活的佛家境界。
诗仙李白青年时隐读于蜀地大匡山，其五言律诗《听蜀僧濬弹琴》是他山居生活的生动写照：“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绿绮”琴的高贵、“峨眉峰”的险峻、“一挥手”的随意、“万壑松”的威力，既营造出僧濬的气魄，也显露出李白“仙人”的气度。美妙的琴曲涤荡心性的作用，也随着霜色和晚钟，散逸云间，以至夜幕降临，听琴者依然浑然无知，一派道家纵横天地的气象。
唐代大历年间，有“五言长城”美誉的刘长卿曾隐读于河南嵩山，一首五绝《听弹琴》折射出这位失意文人落寞的山居生活：“泠泠七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刘长卿家境贫寒，又性刚犯上，两次遭贬，一生多在逆境度过。长期的郁郁寡欢，让他的诗多惆怅格调，但其流畅谐婉、造境幽远的才气却未被掩盖。生活忧思与古琴艺术的式微，流露于诗行乐调间，奠定了他山居生活的哀伤基调。
唐代元和时期，白居易是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闲适诗，代表着他生活的半壁河山。一首五言古体《清夜琴兴》，成为他琴诗的代表：“月出鸟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馀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曾在庐山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辞去苏州刺史后，又与刘禹锡同游于扬州、楚州一带。晚年二人唱和，时常同游于洛阳龙门一带。他在《与元九书》中说道：“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他一方面以诗“救济人病，禆补时阙”，一方面表达“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人生愿景。这首《清夜琴兴》，不知作于何时，但体现出他暂居山林时的悠闲淡泊，也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上述四首琴诗，基本涵盖了唐人琴诗中豪放、空灵、闲适、感伤的山居情感，其中，有的与诗人的性情和普遍诗风相一致，有的只是诗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瞬间。琴是诗人人生多样体验的即兴表达。
毛敏仲的山居情愫
朱权编《神奇秘谱》，目的在于纠正琴道。他自序道：“不伍于流俗，不混于污浊；洁身于天壤，旷志于物外，扩乎与太虚同体，泠然洒于六合。”这种超然物外、不著尘埃、与天地同体的充满道家色彩的宇宙情怀，是否与《山居吟》作者毛敏仲的理念一致，涉及尊重原作与个性理解相统一的“视域融合”问题。
宋·赵佶《听琴图》
古籍中关于毛敏仲生平的记载甚少。宋代张炎《词源》卷下提到：“余疏陋谫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可见，毛敏仲的突出成就在琴不在政。《宋诗钞·水云集补钞》载有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三首诗。元至元十三年（1276）三月，毛敏仲随宋恭帝赵㬎偕三宫应元世祖忽必烈征召前往大都。临行前，毛敏仲“腰宝剑，背瑶琴”，挥泪向汪元量辞别。王逢《梧溪集》卷二有《听叶琴师观光操》诗（此诗亦收录于蒋克谦辑《琴书大全》卷一九《诗上》，中国书店，2005），据诗前小序介绍，毛敏仲是浙江三衢人，与武林叶兰波、徐秋山均以能琴见称，三人同游于元大都，受知宰执。“仲以为士之道，莫尚于宾王。先王之化，尤莫尚有虞氏之教”，因此缘徴度声作《观光操》，即《禹会涂山》曲，荐于元世祖，可惜在待诏时死于客馆。
依据这些记载，可知毛敏仲主要生活在南宋末期到元朝初，精通琴艺，为浙派琴人的代表。明代张岱在他的小品集《陶庵梦忆》卷二《绍兴琴派》一文中，对自己学习《山居吟》的情况作了介绍：“戊午学琴于王本吾，半年得二十馀曲：《雁落平沙》《山居吟》《静观吟》……等小曲十馀种。王本吾指法圆静，微带油腔。余得其法，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遂称合作。”据此，《山居吟》的传播可见一斑。毛敏仲年少时投于宋宁宗恭圣仁烈皇后的侄孙杨缵的门下研习琴谱，并参与了杨瓒《紫霞洞谱》的编撰，可惜此谱没有流传下来。元兵南侵后，毛敏仲曾一度晦迹岩壑、隐居遁世。他一生所作传世名曲颇多，流传至今的曲目主要有《平沙落雁》《渔歌》《樵歌》《山居吟》《列子御风》《庄周梦蝶》《禹会涂山》等，尤以《平沙落雁》广为人所称道。
显然，朱权所解的《山居吟》内涵，与毛敏仲“志在宾王”的政治理想并不相同。宋代文豪欧阳修《书琴阮记后》谈到自己的抚琴感受：“在夷陵时，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萧然自释。及做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盈前，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醉翁先生现身说法，说明心情与琴声会因地、因时、因事、因景而变。毛氏创作《山居吟》的确切时间已经无从考证，或许，这首小曲只是他短暂隐居山林生活的一种心境，抑或是他备感亡国哀痛之馀的偶然解脱吧。
作者：贾学鸿；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11期“特别关注”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