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浙江龙泉，世人总会想到双璧并耀的宝剑与青瓷。相比于宝剑的寒光凛冽，龙泉青瓷以一窑温润青绿，从宋元民间窑场走向宫廷殿宇，又扬帆远渡重洋。千年窑火明灭之间，一件件瓷器承载着工艺的突破、时代的审美与跨文明的交流，书写下中国陶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守正求新：窑火淬炼的青瓷技艺
两宋时期，浙江青瓷的生产中心由越窑转移至龙泉窑，这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过去有观点认为龙泉窑始烧于三国，实际上，直至北宋，龙泉青瓷才形成独树一帜的面貌，从越窑体系中独立出来。龙泉窑窑址分布于浙江龙泉金村、大窑、溪口等地，是元代至明初全国规模最大的瓷器产区。彼时南方各地纷纷仿烧龙泉青瓷，窑址多达600余处，遍布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份，形成规模庞大的龙泉窑系。
龙泉窑青釉 鬲式三足炉
在越窑的工艺基础之上，龙泉青瓷完成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譬如龙窑窑体加长，实现烧成温度提升与窑温精准调控，器物瓷化度提高，胎釉结合紧密，机械强度也随之增强。发展后期，龙泉窑器物胎体增厚、刚性提升，已经能够稳定烧造口径半米以上的大型瓶、盘、缸，这些都是昔日越窑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而龙泉窑最核心的革新，体现在瓷釉工艺：工匠摒弃传统石灰釉，改用石灰碱釉。这类釉料带有轻微乳浊质感、黏度更高，可实现多次上釉，厚釉高温下不垂流、不粘底。釉层可叠加至三四层，总厚度可达0.8至1.5毫米，为越窑釉层厚度的5至10倍，令龙泉青瓷釉层饱满丰润，光线照在釉面上，生出温润如玉的质感，实现古人“类玉”的审美追求。
宋代瓷器堪称中国陶瓷史的巅峰，“类玉”“尚青”是宋瓷风雅气韵的重要标志。汝窑天青、官窑灰青，再到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共同构筑起中国瓷器的审美高峰。不同于汝窑、官窑专供宫廷，龙泉青瓷同时面向市井民间，将宫廷审美带入寻常百姓生活，达成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有人评价龙泉窑带有世俗化的烟火气息，这并非贬抑。龙泉白胎瓷胎色洁白厚实，愈发衬得釉色青翠温润，其中以粉青与梅子青最具代表性。粉青柔光内敛，恬静淡雅；梅子青色泽鲜亮，色调更为沉郁。究其工艺根源，梅子青釉层更厚、含铁量更高，烧成温度较粉青高出50℃，窑内还原气氛也更为充分。以粉青、梅子青为代表的白胎青瓷是龙泉窑主流产品，釉色稳定可控，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足以满足海内外庞大的贸易需求。
龙泉窑还烧造了享誉后世的黑胎青瓷，与南宋官窑极为相似。工匠们突破了制瓷原料上沿用的一元配方工艺，在瓷土中加入了适量的紫金土，二元配方增加了瓷胎的黑度，成就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最具特色的是金丝铁线和浅白断纹两种开片效果。金丝铁线是在器物釉面上开出大小纹片，大开片深色似铁线，小开片褐色似金丝，深浅交错，将曾经的工艺残缺转变为艺术追求。浅白断纹为器物釉面开略宽的纹片，并形成白色网络的效果，纹片自然，独具匠心。
千百年间，围绕龙泉青瓷流传下诸多动人传说。古时窑工相信龙窑通神，开窑之前要沐浴斋戒，祭祀窑神，视制瓷为与天地神火的对话，同时还供奉山神、土地、搬水童子、运水郎君等一众神灵。民间相传龙泉县的章氏兄弟非常善于烧制瓷器，兄长章生一所烧窑场世称“哥窑”，弟弟章生二的窑场即为“弟窑”，也就是龙泉窑，兄弟二人技艺各有所长，自成流派。另有一则传说，窑工叶老大屡遭烧造失败，其女叶青姬纵身跃入窑膛，以身祭炉，才烧出绝世青瓷。透过这些民间故事，可以窥见古代制瓷技艺家族传承的特征，也折射出在古人认知里，重大工艺突破往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御苑留珍：宋元明宫廷中的龙泉青瓷
龙泉窑是宋元时期南方规模最大的民间窑场，北宋末年便已有器物入贡宫廷。南宋皇室南迁，北方汝窑、官窑相继停烧，朝廷对龙泉窑业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南宋宫殿与皇陵遗址，出土大量带有宫廷刻款的龙泉窑瓷片。元代，龙泉窑与宫廷、官府联系愈发紧密。《元史》记载，宫廷祭祀所用瓷器由浙江烧造；元大都、蒙古汗国王廷遗址均出土大量龙泉青瓷，国内各地也屡见重要窖藏。明代初年，龙泉窑依照内府颁定的样制烧造御用器物，迎来又一轮生产高峰，写下中国青瓷史上最后的华彩篇章。由此不难看出，古代瓷窑手工业的兴衰起落，与宫廷需求息息相关，这也是解读古代手工业技术演进的重要视角。
元代 龙泉窑青瓷 舟形砚滴
南宋龙泉窑青釉鬲式三足炉为清宫旧藏，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南宋龙泉白胎厚釉青瓷的标准器，代表当时制瓷技艺的顶峰。这件香炉是典型的梅子青釉，青翠幽雅。器型模仿青铜鬲，故而得名鬲式炉。受宋代金石学风气推动，龙泉窑烧制出琮瓶、簋式炉、贯耳瓶等一大批仿古器物，映照出当时社会的崇古风尚。炉腹延伸至足部的三道凸起棱线，脱胎于青铜礼器的装饰纹样；凸起位置釉层薄，泛出浅白底色，形成别致的“出筋”效果。
南宋 龙泉窑青釉 塑贴双鱼折沿洗
元代龙泉窑青釉舟形砚滴，1956年出土于浙江龙泉上严儿村，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是元代龙泉窑文房用具的典范。器物通高9.1厘米、长16.2厘米、底宽6.5厘米，代表了元代龙泉窑小巧精妙、富有诗意的制瓷水准，也体现出当时盛行贴塑、堆塑的装饰风格。砚滴又称水注、书滴，是研墨时添水的文房器具。舟首细小圆孔为出水嘴，注水口巧妙隐藏于船篷顶端斗笠之下，既不破坏舟船完整造型，又兼顾实用功能，做到藏巧于器，实用与审美两相兼备。将文房器物塑为舟船形态，呼应李白“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驾一叶之扁舟”的文学意象和文人追求。
明代龙泉窑青釉刻折枝莲花纹盆，高45厘米、口径46.5厘米、足径25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体现出元明之后龙泉窑器型趋向高大厚重的特征。明代龙泉青瓷以刻划花、印花为主要装饰手法，纹饰多取花卉题材，青釉玻璃质感强、透明度高。这件大盆形制巍峨端正，胎体厚重，釉色葱翠莹润，盆身刻绘折枝莲花，纹饰繁复，立体感十足。
除此之外，传世龙泉重器还有许多：四川宋瓷博物馆藏青釉荷叶形盖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南宋龙泉窑青釉凤耳瓶、上海博物馆藏元龙泉窑青釉贴龙纹大盘等，难以一一尽数。清代，龙泉窑不再承担宫廷烧造任务，但宋、元、明各代龙泉青瓷始终被清代皇家视作珍宝。乾隆皇帝数次赋诗咏叹龙泉青瓷，留下“中规体月魄，尚质色天青”“八笺几度传秘制，片羽千秋辉吉光”等诗句。当年平定伊犁，侍卫带回一件吐鲁番出土的元代龙泉古盘，当地百姓一直用它盛放奶酒。乾隆考证这件瓷器元代便远输西域，之后掩埋沙砾五百余年。面对这件“饱经风沙”的古物，乾隆不由发出“何年归绝域，经岁翳沙陂”的喟叹。
青釉远航：走向世界的东方瓷韵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毗邻福建。此地山林植被丰茂，为制胎、配釉、烧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陆上山路崎岖险阻，却依托瓯江内河航道，让龙泉青瓷得以扬帆外运，行销海内外。陆容《菽园杂记》记载：“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龙泉核心窑场集中于瓯江上游龙泉溪两岸，瓷器先由挑夫运抵溪边码头，再顺瓯江而下。北宋元祐年间，官民合力疏浚瓯江上游一百多处险滩，航道畅通之后，瓷器搭乘木筏小舟，直达国内转运与海外贸易枢纽温州港。元代青瓷向北输送以海运为主，江苏太仓樊村泾是当时巨型瓷器仓储集散地，货物沿着山东半岛抵达天津，供给元大都。明初罢海运，青瓷北运改为运河漕运，扬州、高邮、淮安、徐州等运河沿线遗址，龙泉青瓷出土占比明显提升。
元代 龙泉窑青瓷 云龙纹大盘
元末明初，龙泉青瓷在海外瓷器贸易中独占鳌头，它的出海航线，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一条航线自温州、宁波出发，向东抵达日本、朝鲜半岛，向南通达菲律宾。流入日本的龙泉青瓷，不少被后世定为日本国宝。1976年在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自庆元起航，本拟驶往日本博多港，途中遭遇风暴沉没。沉船出水两万余件元代文物，龙泉青瓷占比超六成，足以证明它是当时对日贸易的大宗商品。另一条西洋航线，从温州或泉州起航，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印度、伊朗，远至东非海岸。据考古调查统计，13至15世纪，环印度洋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之中，龙泉青瓷占比达到八成以上。东非肯尼亚沿海数十处遗址大量出土元代龙泉青瓷，印证当时远洋贸易网络的成熟。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与东非古代口岸遗址出土的“官样”青瓷也说明，龙泉烧造的御用器物，也曾进入朝廷主导的贡赐贸易体系。
元代已经出现订单化生产模式：龙泉窑为中东客户烧制特大龙纹折沿盘，面向东南亚市场生产双系小口罐。为适配海外需求，工匠优化生产组织，沉船出水器物与印花遗存都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标准化生产。元代《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等文献均记录了龙泉青瓷在海外流通，能够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在不少域外族群的认知中，龙泉青瓷如同瓷中翡翠，不仅被认为可以辨识、中和毒性，还被赋予驱邪纳福的神秘寓意。东非斯瓦希里人，会将完好瓷件或是瓷片镶嵌在房屋墙体、墓柱之间。明清国内也出现以瓷器装饰建筑的做法。如今杭州国家版本馆内有一件由七万片手工制作的龙泉青瓷做成的屏扇，实现了一种契合中外、跨越古今的美学震撼。
16世纪，龙泉青瓷传入法国巴黎，收获传世美名“雪拉同”。当时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风靡法国，男主角雪拉同身着一袭淡青色衣衫，这一素雅色调备受法国社会推崇，恰好与龙泉青瓷釉色相近，“雪拉同”由此成为欧洲对龙泉青瓷的专属代称，沿用至今。随着龙泉青瓷声名远播，世界各地掀起仿烧热潮，推动中外工艺文化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光绪末年，德国传教士奔德带回一件粉青釉龙虎瓶，这件器物在欧洲引发轰动，足见不同文明对龙泉青瓷发自内心的喜爱，以及对中国制瓷技艺的认同。
薪火赓续：从沉寂到重生
明代中叶以后，受景德镇瓷业崛起、海禁政策施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南方青瓷市场逐步萎缩，龙泉窑不再向宫廷进贡。民间烧造虽未曾完全中断，却渐渐失去创新活力。清末龙泉窑走向衰落，民国仅有零星窑火，千年龙泉就此开启艰难的百年求索。1928年，陈万里赴龙泉开展窑址考古调查，留下振聋发聩的论断：“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
明代 龙泉窑青釉 刻划花瓶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之下，濒临断绝的龙泉青瓷烧制技艺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之后，龙泉艺术瓷再度在海内外打响名号。窑址田野考古的不断积累，更直接推动陶瓷窑址考古这一中国考古新兴分支走向成熟。时至今日，龙泉窑依旧留有诸多学术谜题，例如窑场详细分期，与哥窑、官窑、景德镇窑之间的交互关系，尚待后世进一步探究。
从窑火熊熊到一度沉寂，从田野考古再到技艺复现，一窑青绿跨越千年。那些经过水火淬炼的青瓷器物，既是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也是不同文明对话往来的实物见证。
文并供图/宋超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