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治水防汛都算得上头等大事。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中提出“防河如防寇”，强调防汛工作必须时刻警惕和早做准备，其“未雨绸缪、全员知险”的核心理念至今适用。

现如今，各地部门、媒体不间断普及防汛知识、高频发布安全提醒，可部分民众的防灾意识依旧欠缺，分不清暴雨预警等级，也不熟悉洪水、城市积水场景下的避险自救方法。民众防灾素养的短板，是汛期不容忽视的隐性风险，这恰恰印证了古人防灾治水智慧，放到今天依旧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防汛士兵所用的腰牌（出自清朝《河工器具图说》）

明朝黄河徐州段容易决口，河道总督在南岸依照《千字文》顺序设置天、地、玄、黄等巡铺（出自潘季驯《河防一览》）

明朝钱塘江两岸矗立的瞭望台（敌台）示意图（出自潘季驯《河防一览》）

七百多年里

苏北是洪涝灾害重灾区

公元1589年农历六月，黄河大堤在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双沟镇溃决，遂宁全境和宿迁北部被淹，村庄漂没，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时任河道总督的明朝大臣潘季驯紧急调集人力和物资，耗时数月才堵住决口。一年之后，潘季驯汲取教训，著书《河防一览》，设计出一整套防汛方案。

您可能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黄河流经青海、四川、河南、山东等九省，并不经过江苏，怎么会在江苏决口呢？第二，明朝又没有无人机和遥感卫星，当时的防汛方案在今天能有什么参考价值？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黄河为何溃决于江苏。一千年前，黄河的主河道跟今天差不多，也是从青海起源，从山东入海。可是到了南宋初年，准确说是公元1128年，留守故都开封的南宋大臣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掘开黄河大堤，人为导致黄河改道，让东下的黄河转头奔向东南，从河南流向安徽，从安徽流向江苏，最后在江苏云梯关汇入黄海。

直到公元1855年，也就是清朝的咸丰五年，黄河又在河南兰考县的铜瓦厢决口，穿过山东，流入渤海，这才恢复一千年前的黄河主道。也就是说，从1128年到1855年，黄河曾经有七百多年流经江苏。江苏地势相对低洼，河网密布，又是淮河和京杭运河的必经之地，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汹涌而来，不断淤积苏北平原的河道和湖泊，所以在那七百多年里，苏北成为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的重灾区。

百姓私自开启涵洞

造成黄河大决堤

从南宋到明朝，为了管住苏北平原的黄河，历代朝廷都在努力清淤、筑堤和分洪。清淤是清理河底淤泥，减缓河床抬升速度，尽可能让河道通畅；筑堤是将堤坝增高、增厚，还在主堤内加筑防波堤，在主堤外加筑一道或多道“遥堤”；分洪是给黄河多开一些口子，在汛期把部分水量引到别处。

明朝的河道总督潘季驯堪称雄才大略，他既要防止黄河决口，又要利用黄河推进漕运和灌溉。他在江苏淮安拦住淮河，抬高洪泽湖，让洪泽湖的清水冲刷黄河泥沙，防止黄河淤塞，保障京杭运河顺利通航，打通南北漕运咽喉；又在黄河大堤上修建水闸，开挖涵洞，定期开启和关闭，汛期可以排涝，平常可以灌溉农田。

然而潘季驯没有料到的是，百姓会私自开启涵洞。早在公元1580年，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的一些农民贿赂当地管河官员，将黄河南岸遥堤的几处涵洞偷偷挖开，再用草丛遮盖，以便灌溉自家田地。上级官府巡查河道时，要么没仔细检查，要么也受了贿赂，反正连续几年都没能纠正这种违法行为。

九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589年，黄河上游连下几场暴雨，下游水位迅速上涨，洪水翻过主堤，冲入涵洞，而涵洞仍处于开启状态，于是造成咱们开头提到的那次大溃决。

如何防止类似灾难再次发生呢？潘季驯在其著作《河防一览》第四卷提出“四防两守”方案。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两守即官守、民守，下面分别叙述。

四防两守

官民协力防汛抗洪

昼防可以理解成白天的防汛措施，指的是白天派人巡查河堤、修补河堤。明朝没有钢筋水泥和防汛沙袋，修补河堤的主要物料是“土牛”和“埽”（sào）。土牛即土堆，排列在大堤之上，每座土堆宽一丈有余，高七尺有余，形如卧牛。埽是用柳条和竹条编成大席、卷住石块，再用多条绳索捆成的圆柱或圆锥。大埽长达两丈，小埽长约三尺。巡查河堤时，发现哪处堤面薄弱，就从最近的土牛那里取土；发现哪里即将溃决，赶紧用大埽堵住缺口。

夜防是晚上的防汛措施，仍然要巡查和修补河堤。鉴于夜间人们容易犯困，也容易偷懒，潘季驯设计了一套“更牌”，要求巡堤人依次把写着编号和时间的更牌传递给下段河堤的责任人。这套更牌按照《千字文》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zè）、辰、宿、列、张……

具体怎么传递更牌呢？潘季驯在黄河大堤江苏段的南北两岸设置了几百个巡查站，每个巡查站都是一个简易窝棚，时称“堤铺”。这些堤铺也按《千字文》编号：第一个铺叫天字铺，下一个叫地字铺，再往下是玄字铺、黄字铺、宇字铺、宙字铺、洪字铺、荒字铺……他设计的那套更牌会发给这些对应的堤铺。每天入夜一更时分，天字铺的当班人员领到“天字一更牌”，带着牌子沿着自己负责的堤段边走边巡查，查看堤身有无冲刷塌陷、鼠獾洞穴、渗水漏洞、浪淘堤脚等险情，然后在二更以前传给下游紧邻地字铺的值班人员。地字铺留下天字一更牌，再拿着地字二更牌接着巡查，然后在三更以前传给紧邻玄字铺的值班人员……就这样依次往下传递。

假如到了二更，地字铺的值班者没有拿到天字铺的更牌，就要发出警报；同样的，如果三更时分玄字铺没有拿到地字铺的更牌，也要发出警报。管河官员接到警报，能迅速查到哪个堤铺出了问题，然后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用现在的话说，这套更牌制度既是相互监督，也是古代版本的值班打卡。

再说四防里的风防。《河防一览》原文写道：“水发之时，多有大风猛浪，堤岸难免撞损，若不防之于微，久则坍薄溃决矣。”汛期到来，最怕飓风，风掀波浪，浪刷堤坝，最容易把堤坝掏空。怎么应对呢？今天有防波堤，有浮筒消波带，明朝的做法则是“挂柳”和“浮埽”。

挂柳是把整棵柳树运上河堤，成排放倒，树根锚在堤上，树梢垂入河面；浮埽是用柳条捆扎的马尾状小埽，柄端系着缆绳，缆绳钉在堤上，马尾浮在水中。狂风起时，波涛冲岸，柳树梢和马尾埽随波上下，枝条打散波涛，消耗掉大部分动能，从而护住大堤。从物理学角度讲，挂柳和浮埽都是用来“碎波消能”的柔性浮动式构件，方法虽土，护堤效果却很明显。

雨防是四防的最后一防，这个特别简单，主要是要求护堤人备好雨伞、蓑衣和斗笠，下雨时仍要坚守阵地，不可跑到窝棚里躲避。

然后我们看四防两守里的官守和民守。如果简单讲，官守和民守无非是官民协力防汛抗洪，但要仔细分析，潘季驯实际上推行了网格化管理和军事化管理。

网格化管理是这样的：每三里堤坝划为一段，每段设置一座堤铺，每铺安排三十名值班人员，每名值班人员负责守护十八丈堤面。另外，每四座堤铺由一名“老人”监管，这里所说的“老人”并非老年人，而是在管河官员手下长期工作的差役。如果某处大堤出了问题，那么治河总督就要处罚管河官，管河官处罚差役，差役处罚负责巡守该处堤面的值班人员。总而言之，就是必须把责任划清，每个问题都能追查到责任人。

军事化管理是让士兵参与防汛，利用侦察兵的长项查看险情、传递汛情、防范“盗决”。

调拨侦察兵

专门应对“盗决”

潘季驯在防汛工作中发现，每年总有一些人故意破坏堤防，这就是盗决。盗决原因有三：第一，农民偷偷挖开河堤，或者私自打开闸门、挖开涵洞，为的是灌溉庄稼；第二，某些值守大堤的官员与其他官员有仇，偷偷破坏其他官员值守的堤段，让该处官员受到责罚；第三，某些守堤人看到自己负责的堤段即将溃决，为了转移风险，偷偷挖开别的堤段，这样自己守护的堤段就能保住。

盗决通常发生在夜晚时分，所以潘季驯动用他的总督职权，从军队里调拨一批侦察兵，专在夜间侦察盗掘事件。这些侦察兵在明朝有多种名称，或称为“哨报”，或称为“尖儿手”，或称“夜不收”。与其他士兵相比，他们身手敏捷，视力超群，能打能熬，正是侦察盗决的好手。

如果盗决者人少，侦察兵可以直接抓捕；如果对方人多，侦察兵就要发出警报，将附近的士兵召集过去。发警报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在高杆上悬挂灯笼，二是敲响铜锣，三是发射鸟铳。

明朝的火器已经相对成熟，鸟铳造型很像现在的步枪，但只能从前膛装填火药，用捅条捣结实，再从火门填入引线，点燃发射。因为只是发警报，所以侦察兵发现盗决时不必装子弹，只打空枪，通过黑火药的爆炸发出巨响，声如霹雳，可达数里。

每天五百里以上

用传递军情的方式传递汛情

让军人帮忙防洪防汛并非潘季驯首创，在潘季驯写成《河防一览》之前，另有一个河道总督万恭，出版了《治水筌蹄》一书，书中写道：“黄河盛发，照飞报边情，摆设塘马。上自潼关，下至宿迁，每三十里为一节，一日夜驰五百里，其行速于水汛。”仿照边疆军队传递军情的方式，在黄河沿岸备好士兵和马匹，从陕西潼关到江苏宿迁，每隔三十里设置一个“塘”。

汛情来临时，第一塘的士兵骑上快马，将汛情飞报到三十里外的第二塘，第二塘士兵再骑马奔向第三塘……如此接力快传，每天可传五百里以上，而黄河平均流速只有每天两百里，所以能够及时将汛情传到下游，让下游提前做好防汛工作。

“塘”是源于北宋的军事术语，最初真的是水塘——在黄河南岸的平原地区挖出多个水塘，以此阻碍契丹骑兵。到了明朝，塘变为军事编制，主要设在北部边疆和东南沿海，成了防范蒙古骑兵和沿海倭寇的基层情报单位。进入明朝中后期，因为河道总督也有兵权，所以万恭和潘季驯等河道总督就把边疆和沿海的塘引进到黄河沿岸，用侦察敌情的方式侦察盗决，用传递军情的方式传递汛情。

潘季驯在《河防一览》第十卷总结道：“防河如防寇。寇至，而后为治兵缮甲之计，则必为寇所乘；河涨，而后为鸠工聚材之计，则必为河所乘。”防汛如同防寇，必须时刻警惕和早做准备。假如等敌寇袭来再打造兵器，那就一定会被敌寇打败；假如等到水位上涨再准备物料，那就一定会被洪水淹没。放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潘季驯这段话仍然称得上真知灼见。

文并供图/李开周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