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都设置了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展映单元，其中都包括了法国纪录片大师克洛德·朗兹曼执导的《浩劫》。
《浩劫》是世界纪录片史上的“大名品”，由朗兹曼耗费十三年时间、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纳粹大屠杀当事人（包括幸存者与加害者）、使用多种语言完成，说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实不为过，因为这些一手访谈已经不可能“再现”。这部影片是当年世界电影的大事件，荣获1986年柏林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注意，这可是柏林电影节。当年有很多大屠杀亲历者还在世，其中包括大量持暧昧立场的大屠杀旁观者；大部分观众能够理解，这部电影无论拍摄还是获奖都是非常不易的，导演和摄制团队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各种威胁将其完成。据统计，这部电影的观众已经超过7000万人，将近40年后的今天，观众又会怎样看待它呢？
美妙的歌喉让他侥幸逃脱 却已被灭绝了
可以看到的是，在电影节的宣传中，这部电影长达九个半小时的体量成为“流量密码”。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近年来观众对于文艺巨著的追光心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它也“劝退”观众：毕竟接近10个小时的观影对体力、视力都是一个考验。至少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放映中，它并不像其他“大名品”那样迅速售罄；放映现场也陆续有观众因无法坚持而离席。退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可能性：有些进入了影片叙事的观众会因为心理无法承受而中断观看。但这种无法承受不是因为脆弱，而是因为人的良知。朗兹曼推荐过这样一种观影方式，即从晚上放到次日清晨，这样观影者从影院出来，就会有一种经过了人间炼狱而获得新生的欣喜。据说，这次在上海电影节上会这样安排放映。
可见，看这部电影需要有成熟而强大的心。Shoah，在希伯来语中是“浩劫”，它不是“灾难”，因为它所对应的是纳粹的“最后解决方案”。尽管人类历史各阶段都发生过各种大灾难，但都不是“最后”的方案。“最后”意味着历史终结，在这套解决方案中，只要清除了某类“敌人”（比如某个族群），包括就业、贫困、腐败等在内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一套现代性的方案，这种思路以及所需的工业手段，只有在现代才能产生并实现，值得警惕的是，这个幽灵并没有远去，而是不断地卷土重来。这场浩劫不仅仅是屠杀犹太人多达600万（官方数据）这个数字，也不仅仅是“别人家”的事情。
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有句名言，即：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不让人写诗，而是指传统艺术的“美”，最简单地去理解，即抒情的、浪漫的、甜美的，乃至各种修饰之“美”的，都可以充任大屠杀的“共谋”；（我们）需要的是勇敢的、不妥协的、不迎合的、诚实的艺术，它不再需要是“美”的。
《浩劫》就是从两段抒情的旋律开始的。观众看到歌声来自一个神情稳重的中年男子，他叫施莱布尼克（Srebnik），他从以色列返回波兰切尔姆诺——这里是毒气用于大屠杀的起始点。在这里，40万犹太人最后只有两人侥幸逃脱。
施莱布尼克才13岁的时候，纳粹当着他的面杀害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死于毒气室，而他侥幸活了下来，去了特拉维夫。他能幸存的原因是拥有一副美妙的歌喉（纳粹撤退前枪决他，但没打到要害），于是纳粹让他唱歌，教他唱德国军旅歌曲，他们乘船沿河而下时，抒情的波兰民谣和听起来欢快俏皮的纳粹歌曲（歌词说的是被征服地区的少女纷纷打开窗户欢迎英俊的军人）此起彼伏，回荡在两岸。这与死亡的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统治术，它所带给两岸住民的强烈恐怖感，有点类似于中世纪传说中的“花衣魔笛手”。
影片第一部（影片分两场）也是以施莱布尼克结尾的，通过问答，我们知道了他为何一直看起来面无表情，甚至在提到父母时也是如此。他来切尔姆诺之前已经在波兰罗兹的犹太人区见过了太多死亡。死亡和饥饿是这个孩子全部的记忆。他只要能活着，在“活着”面前，一切都不再有意义。纳粹已经用存在的极端性“灭绝”了他，摧毁了他精神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亲历者说，他们在走向毒气室之前，已经被灭绝了。
用精神控制术摧毁人身上的人
党卫军第三小队队副弗朗茨·苏赫梅尔虽是武夫，音准却好，深谙此道。他告诉朗兹曼，所有犯人到了波兰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都得先学唱一首德国军营歌曲，大意是“我们怀着为国奉献的骄傲，来到特雷布林卡，为了伟大的目标，我们愿为国家献出生命”。这不仅恐怖，而且讽刺，是事实上的地狱笑话。这也显示出纳粹精心设计了精神控制战术。
纳粹能成功，首先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摧毁“人身上的人”，剥夺他们为人的尊严，最终剥夺他们所有的希望，令其成为目光呆滞的活死人，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浩劫可以称之为对人类的灭绝，而不仅是针对某一种族实行灭绝的原因之一。而这一工作，纳粹在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人的尊严是怎样体现的呢？在那种困境下，华沙犹太人领袖捷尼亚科夫用日记记下这样一件事：有一对恋人，男的被纳粹打得内脏流出来了，女的帮他塞回去；男的被扔进乱坑，女的亲手把他挖出来，给他下葬。还有，一个人找他借钱，告诉他这不是为了买口吃的，而是为了租房，他不能饿死在大街上，至少要死在屋子里。当这样的意志被剥夺了的时候，就是真正死亡的开始。
朗兹曼采访了当时波兰（在英）流亡政府的情报员维达尔多，他当时在华沙做地下工作，犹太区领袖秘密联系到他，想通过他告诉盟军必须出兵（当然这个诉求与政治实践之间有不小的距离，而且直到最后，犹太抵抗者也没得到武器），说得最多的理由就是这是一场对人类、人性的灭绝，欧洲绝不能不理。虽然三四十年过去了，已经在美国教了20多年书的维达尔多想到在华沙犹太区的见闻依然多次无法自控，泣不成声。作为非犹太人，他最鲜明的记忆是犹太区已经没有人类，这一点他一再强调，一再让他回到噩梦的，就是活地狱中被摧毁了人性的人。
纳粹也会利用人性中对人的信任，哪怕是日常意义上的坏人，正常人都宁愿相信他们不会如此之坏。奥斯维辛捷克犹太人的经历再次印证了纳粹的非人性：捷克犹太人在这里的半年都被“优待”，党卫军给他们的孩子面包牛奶，让他们读书。当他们的领袖得知48小时内，捷克犹太人都要被送进毒气室，焚尸炉的木柴已经就绪时，他犹豫，他无法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以至于错过了起义唯一的时机。孩子们当然只有一个去处。实际上，纳粹的“优待”是要通过他们给外界的书信而掩盖这里的真相。
不知情的大多数暴露平庸之恶的本质
朗兹曼让苏赫梅尔唱了两次那首军歌，因为对方不知道这是偷拍的——偷拍的信号车停在外边。真的有人会为此指责导演的伦理问题，这就是“呆气”了。
偷拍的图像是黑白飘着雪花点的，这让小队副看起来更像个魔鬼。虽然三四十年过去了，但他依然清楚记得集中营那些精心设计的、插翅难逃的建筑细节，以及它的每一个地狱功能。但无论朗兹曼怎么诱导，他都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坚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采访其他纳粹党员时，导演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由此可以得知，即纳粹官僚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机器，这种制度之恶，卡夫卡早已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是一旦由现实灾难证实，会更加令人无法忍受。“最后解决方案”并没有具体说方案是什么，主要是暗示，正是没有明确的指令，才让这种心照不宣、“懂的都懂”的准确执行更暴露出“平庸之恶”的本质。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并不是为纳粹开脱罪责，她所做的是指出了这种大恶本质上的“平庸性”，能称为“最后方案”的无论如何都本该是有些非凡的东西，但其实只有平庸。它源自一种小市民的（小市民的社会地位通常处于中等或中下阶层，他们既不属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也不属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混杂着民粹主义的集体意识形态，它是属于现代性的，而当时德国这种以工程师至上的小市民国家，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更能释放出最大的“平庸之恶”。这个“最后解决方案”不是仅仅由纳粹军人完成的，更是一种集体共谋，其中德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除了军工之外——机械制造、车辆制造、交通运输业、建筑行业起到了巨大作用。杀人设备、焚尸炉的制造如此高效，集中营的设计如此严谨，工程师、建筑师“功不可没”。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他们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对设计用途“不知情”。
铁轨在神秘的地方突然分轨，直接通往地狱，火车重新设计，以便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更多“犯人”，对于铁路系统来说，火车调度是至关重要的，稍有常识的人都懂。没有调度命令，这些“犯人”根本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当导演采访原德国东部铁路局副局长时，他的回答是不知情，“我只是坐在办公桌后面干活儿，每天工作多得要命……”这些勤勉的公务人员、工程师、医生（不要忘了奥斯维辛的“医疗室”）共同维护了纳粹死亡机器齿轮的稳定运转。跟他们相比，火车司机显然更诚实，他说实际上还没到集中营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闷死了，尸体和无处清理的排泄物臭气熏天，打开密封的车门，死尸就像土豆一样滚出来。火车司机干活儿可以说是为了糊口，那体面的中产阶层呢？
朗兹曼的采访还展示了一套“铁路经济学”：帝国的运转是遵守商业逻辑的，工程师、公务员都必须维持体面的岁月静好的生活，“哪怕世界毁灭，我还是要喝我的茶……”火车票都需要用钱，尸体和排泄物弄脏了车都要换算作票价。犹太人去奥斯维辛是按照团体旅游票的价格自己购票的——这又是一个地狱笑话。短途旅行，赚钱不多？那还有长途的，希腊犹太人被从科孚岛运到奥斯维辛，历时十余日，横跨多国，运输费高达200多万马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也是由犹太人自己买单的。
科孚岛上生还回来的犹太人寥寥无几，他们的财富被当地人侵占。这种“经济学”体现在欧洲多个国家、地区。它们大多对此声称“不知情”。而朗兹曼要面对的危险不仅来自纳粹，也来自那些“不知情”的大多数。当然，看到朗兹曼采访到了党卫军副指挥奥斯瓦尔德的副官弗朗茨·格拉斯勒博士的时候，还是有些令人意外的，但不意外的是，就连这样处于核心位置的恶魔，都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最后解决方案”，不知道有大屠杀，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广受尊敬的大学教授。
为他者承担责任让人成为完整的人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意味着对于20世纪的经验来说，古典的伦理已经崩塌了，不可信了。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全家只有他一人生还。他根据自己的苦难经验，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其核心原则是：他者的责任。他者，是哲学概念，它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是:能够产生某种作用。我们只有跨过了自己的边界，来到他者这里，才能真正建构自己，这就是他者发挥作用了。列维纳斯伦理学认为，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他者的利益和个性要比“我”的利益优先，这就意味着要为“他者”承担责任。这就是他者的原则，这意味着接过他者的负担，我们才能成为自我，即一个完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者的“面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思想来自古老的“三位一体”原则。这种伦理学旨在重建“人”的学说，恢复对“人”的信念。
《浩劫》作为一部大屠杀纪录片，里面却没有任何大屠杀的镜头。观众看到最多的是幸存者的脸部特写，我们可以简单将其视为列维纳斯伦理的“面容”。他者“面容”的第一个禁令就是“汝不可杀”。这种伦理学用于这部影片再合适不过了。朗兹曼采取如此多的几乎全部的怼脸拍，很可能就含有这种伦理学的考虑。在观看时，观众感到“面容”发出的召唤。
尽管时隔80年，观众依然有能力感受到，这是一场针对“人”的巨大伦理事件。仅举一例，朗兹曼在以色列的理发店里采访理发师亚伯。亚伯在奥斯维辛因为有理发手艺而得以暂时存活，他在毒气室和其他理发师给女人们理发，并不是需要最后的仪式感，而是纳粹需要头发，以换取最后的利益。导演特地在亚伯工作的理发店拍摄，当然里面有很多客人以及其他理发师。一开始亚伯的讲述还能不动声色，但随着记忆的涌现，手部理发动作的重复，观众渐渐“不忍”看到他的脸，在毒气室里，进来的是已经被剥去衣服的女性，她们其实大多已经知道到这里意味着什么。有一天，理发师看到进来的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讲到这里，他再也无法讲下去，这时，一种死亡、杀戮的痛楚召唤起观众的“责任”。对此，观众在心里逐渐会形成一种新的伦理。
对于这样的影片，仅以“能不能共情”判断它是远远不够的，能激发起观众对“什么是人”这个问题的思索，才是这部电影放映的重要意义。
（黑择明）
编辑/汪浩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