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新锐作家程皎旸很喜欢伍迪·艾伦的电影《开罗紫玫瑰》，片中的女主角爱看一部电影，由此爱上了电影里的男主角。有一天，男主角居然从银幕里走出来，与她开启了一系列奇妙之旅。对于程皎旸而言，香港就像是那个男主角，深深吸引着她。程皎旸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可以走进香港，“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部分，我与它之间的银幕被打破了，我的想象与现实融为一体，好像一种灵光闪现，启发了我一系列与这个城市有关的创作。”
程皎旸在武汉出生，北京长大，18岁后去了香港读书工作至今。她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大学文学硕士，曾做过国际4A广告公司策划师、金融集团市场营销、大学讲师等；著有《飞往无重岛》《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危险动物》等，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新人奖等。小说集《打风》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讲述了十一个发生在香港不同角落的故事，涵盖了爱情、友情、职场、家庭等多个主题。故事中的角色，既有在游艇会上享受奢华生活的富有人士，也有在西贡渔村挣扎求生的底层民众；既有在职场中拼搏的年轻白领，也有流浪街头孤独度过余生的老人。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程皎旸表示，《打风》中的故事，很多都来源于她的职场经历和生活反思，希望以此书致曾经年轻、正在年轻、将要年轻的我们。“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记录下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也希望能够引发读者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这是一本记录年轻人跌宕生活的故事集，它就像来势汹汹的风，是青春的，热烈的，偶尔也是噼啪打脸，令你觉得疼痛的。但风就是风，风来了，也会去。无论迎风逆风还是追风，生活必须继续，打风都打唔甩！（意为纵使台风肆虐，也要坚持前行）。”
年轻人的野心就好像台风打风都打唔甩
程皎旸告诉记者，这本小说集原本的书名是《8号风球》。香港将台风的分级取名为1号风球、3号风球等等，如果是8号风球，就意味着要停工停课，“对于我这种打工人来讲，听到8号风球的消息会窃喜，因为可以不上班了。但魔幻的是，8号风球经常是晚上出现，等到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通常就会改成3号，这样我们只能放半天假。此外，8号风球还会在节假日时来，节假日结束时，又变成3号。所以说起8号风球，香港人总是会心一笑。”
取名《8号风球》的另一重意思是，8号风球过后，香港可能会有树倒，有广告牌掉，有老房子屋顶被掀翻。程皎旸说：“我们怎么面对生活，怎么从这个七零八落的世界里走出来，这是一个隐喻。小说中的主角遇到人生风暴以后，要怎样走出困境？我的故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在大都会里面打拼的年轻人。在人生的风暴漩涡之中，很多年轻人依然是充满野心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力去证明、收获，我觉得也很像来势汹汹的风，年轻人的那种野心就好像台风。”
后来改名为《打风》，缘于程皎旸和母亲的一次聊天，两人聊及8号风球，台风用粤语说是“打风”，这个词立刻触动了她，“粤语里这个词本身就很妙，风是看不到的，为什么要去打它？还有一句粤语俗语是‘打风都打唔甩’，是形容有些东西，连台风都刮不走。曾经有个楼市开盘，赶上了台风天，后来的新闻标题就是‘香港人买楼打风都打唔甩’，形容大家就算面临台风危险，依然争先恐后抢楼花。一对情侣的爱情长长久久，也可以说‘打风都打唔甩’，来形容一个人对梦想的坚持，也很合适。我觉得‘打风’这个词具有多种多样的意象可讲，所以最后就拿它作了书名。”
程皎旸本人也是大都会里那些打拼的年轻人之一。她18岁去香港读书，老师虽然上课讲英文，但是同学日常交流都说粤语。尽管在没去香港前，就买了粤语书练习日常用语，但刚到香港，还是让程皎旸感觉像去了外星。为了学好粤语，她看了大量TVB老剧，跟着台词学。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做普通话家教，“我正好和他们学习粤语。”这份工作让她开始了解香港。程皎旸说自己曾去过住在廉租房的家庭，“可能只有30平方米，住了一家五口人。摆的都是高低床，折叠椅子。”也去过地铁边上的豪宅，“一进去就是菲佣接待我，装修得非常漂亮。”
程皎旸笑说那时她教了很多学生，“后来发展到也教成年人。有一段时间的客户都是金融界的，我经常跟他们约在中环很贵的地方，他们请我咖啡，我跟他们用普通话聊天。”
由于香港生活成本高，程皎旸始终有挣钱的压力，“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已经做了两份实习。一位老牌导演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就是做他的编剧助理，他当时拍一个广告片，是用武侠的形式讲投资风险与回报的公益广告片，一共拍了六集，剧组里都是业内老人，但他们的敬业让我感动，亲身感受了‘香港精神’。之后又找了一份实习，是在一个小型广告公司做创意文案。毕业后做网站编辑，但香港生活成本太高了，我还要租房子，编辑的收入没有办法维持生活，所以后来我又做广告策划，从文字编辑转成了策划师。这些年做过很多职业，可以说小说中这些故事的创作，伴随着我跌宕的职场之旅。”
沉浸式地书写香港大街小巷发生的事情是写作灵感
程皎旸此前一直是业余写作，工作繁忙让她写作时间紧张，但也为她带来了大量创作素材，让她得以“沉浸式”地书写香港。从去年开始，她转为专职写作。“我读大学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些内地来的同学，进入职场后，很多时候在整个公司，只有我一个是从内地过去的。后来在奥美工作，感觉公司更像是个地球村，比方说有同事是在南非长大的英国人，有的是在英国长大的非洲人。还有的是中国香港人，但在加拿大长大。大家来了又走，而我一直留在香港，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故事，有他的过往和感情，像浮世绘一样在我眼前展开，为我的写作带来灵感。”
程皎旸一直觉得香港很像大型舞台，“空间非常小，都是纵向发展，基本上每走几步就是一个风景，而且风景完全不一样。比方说我走在湾仔，这一条街的正面全是非常靓丽的高楼大厦、玻璃幕墙，但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进去，里面就是唐楼、挂黑色小帘子的酒吧——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香港，它好像万花筒，而我就是在万花筒里面行走的一个人。”
香港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很多人选择坐地铁出行，程皎旸也不例外，她喜欢在地铁观察，“港岛线是通往中环的一条线，中环是金融区，你离中环越近，感觉地铁上的味道越来越香，里面的人越来越光鲜亮丽。港岛线永远有很多人，有一次，有个女孩站在我前面，她披一个黑色披肩，披肩后面拱起很大一块，我猜可能是书包。那个女孩一直在叫，叫声很像乌鸦的声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患有某种身体或心理上的疾病，很大声地叫，但周围人视若无睹。她后面站着的应该是她父母，脸上的表情很尴尬，他们一直压着女孩，不让她乱动，直到到站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女孩出去了。我就想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学乌鸦叫，她后背拱起的会不会是一对乌鸦的翅膀？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她有了一对这样黑色的翅膀，父母不想她被看见，所以将她绑起来了。后来我写了篇小说《乌鸦在港岛线起飞》。”
在香港这个大舞台中，程皎旸随时都能体验到“人生如戏”，她公司的写字楼外曾有一人被捅伤，“这个事情还上了新闻，那个受伤的男子跟我在同一栋楼上班，他在一家金融公司，每天西服革履，好像是诓骗老人买了伦敦金，害得老人倾家荡产，结果被对方寻仇扎伤。我就想，天哪，还有这种事情。那个金融公司的人我经常看见，我们经常坐一个电梯下来，原来诈骗离我这么近。”
下班回家时，程皎旸会走过一条很幽静的路，路过一个很大的垃圾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垃圾站里有很多被遗弃的神像，垃圾站对面是公厕，公厕旁边有个废弃的公用电话亭。我加班回家时就看到一个老爷爷坐在电话亭里，借着路灯的光看书。我每次加班回家，只要是那个时间，他永远在。后来我发现他穿的是工作服，猜他是公厕清洁工或者是垃圾场里的人，可能休息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看书，这一幕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我的周围怎么有金融诈骗，有很多废弃神牌，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每天看书。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人都有，而且不管你做什么，都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你只要在这儿，你就是主角，这块地方就是你的舞台。我就在各个舞台之间行走，看各种各样的戏剧，然后记录下来。”
程皎旸喜欢拍照，她用手机街拍了很多照片。她曾注意到大街上有很多驼背老奶奶，又矮又瘦，背驼得令她们抬不起身子，“她们多数会推一个铁板车，车上堆满了纸皮，比她们还高。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原来这些老人都是捡纸皮去卖钱，她们很穷，有的甚至没地方住。有一天晚上我回家，远远看见一个驼背老奶奶正趴在地上整理纸皮，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奶奶特别像一个巨大的乌龟，因为她的驼背很像龟壳。我后来写了《纸皮龟宅》。那篇小说就是讲一些捡纸皮的驼背老人，但我设计了很魔幻的情节，驼背原来是可以打开的，里面有房子可以让他们住进去。”
程皎旸已经在香港生活了近15年，“但大街小巷发生的一些事情，依然持续给我灵感，启发我的写作。”而随着融入程度的加深，她也在慢慢地融入这个城市。程皎旸的语速很快，伶俐利落，她说自己感受到的香港是一个超级高效的城市，“好像香港电梯都要比别的城市快好多，它不仅快，人们还自动站在右边，让那些更着急的人可以从左边更快地走上去。无形之中我也变成这样的人，我现在去了别的地方，都会觉得电梯太慢了，不够快。”
香港真的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
程皎旸的很多写作是受现实问题、社会现象启发，但风格魔幻。她擅长虚实结合的写法，书里充满大量的超现实意象，例如身上生出刺的男孩（《海胆男孩》）、手背长出条形码的新媒体小编(《条形码迷宫》)等，以极具想象力的魔幻设定，反映现实人性的复杂与挣扎。
谈及此，程皎旸表示这和她“烂漫的，鬼马的”写作手法有关，也与香港这个城市有关，“香港给了我很好的创作基础，因为香港真的就是一个很魔幻的城市，你能在中环里面碰到野猪，在巴士站碰到猴子，这些动物出现在如此发达且人来人往的国际大都会里，是不是很神奇？其次我个人喜欢看《聊斋》，我前段时间还看了《山海经》。”
程皎旸喜欢在写作时加入一些科幻或者超现实的情节。“比如《狂夏夜游》里有一段我自己很喜欢，在泳池里，女主角感觉有人把她往下拉，突然一个生物出来，是像牛一样的鱼，鱼带着她穿到了另外一个人家里，她再从那个人家里出来，沿山路慢慢走回到自己家。我现在住在西贡，我家对面真的有一座山，从一条小路爬上去，就可以爬到昂平高原。我锻炼走的那条山路，其实就是我小说里女主角从朋友家走下来的那条路。《狂夏夜游》中，我把都市传说也杂糅进去。结尾女主角来到海滨避风塘，看到一头牛，这个也是真实的，西贡真的有牛。西贡有海滨长廊，很多游客来玩，那里的生态环境很好，草坪上时常出现野牛，所以这是很真实的画面。”
创作的天马行空与父亲的文学启蒙密不可分
程皎旸创作的天马行空，与父亲对她的文学启蒙密不可分，她说父亲以前在湖北一个小镇中学做老师，主教语文，但因为人手紧缺，所以什么都教。“他个人很喜欢文学，我记得我小时候，他带我去玩，每次都问我，你看到这个很漂亮的风景想到了什么？我如果说没想到什么，他就会给我讲他想到的。他很喜欢漫画集《父与子》，每天给我讲里面的故事，我很喜欢听。还给我读《西游记》，都是原文，我那时虽然听不懂，他自己却讲得很开心。到我九岁的时候，老师让写童话故事，我不知道怎么写。爸爸就说你要不要根据老师和同学的特点，想象成他们是种动物？我突然就开窍了，写得不错。之后老师派我去参加武汉楚才杯作文比赛，题目叫《宇宙外的传说》，我写的是在宇宙之内有一帮神仙是掌管每个人的情绪的，后来有一天这些神仙发现宇宙之外还有空间，有些人就想出走，逃离到另外一个宇宙去发展，因为觉得那边资源更多。”
14岁的时候，在北京念中学的程皎旸发现，杨树叶子在风中互相拍打，很灵动。“我觉得叶子很像一大片绿色蝴蝶，但是这些蝴蝶永远都不能飞翔，只能在树上。尽管如此，它们并不悲观，很有生命力，就写了一篇中篇小说叫《绿色蝴蝶》。所以，我想自己为什么老有这么多联想？可能是我爸爸小时候给我打下了基础。”
从武汉，到北京，再到香港，三个城市对程皎旸的性格和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程皎旸笑说自己的性格三者兼备，很“杂糅”，“武汉人比较直爽，武汉女人泼辣、心直口快。我10岁到了北京，北京的同学很逗，幽默，见多识广，生活多姿多彩。有段时间我的性格也很‘北京大妞’，说京片子，很热情。但是这种热情到了香港行不通，有些过于热情，我跟每个同学都热情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我能记一下你的手机号吗？把同学们吓一跳，原来手机号是个人隐私。”
程皎旸笑说她慢慢发现大家很多时候几乎没有表情，“跟你说话也很礼貌克制，哪怕内心已经千军万马，但表面风平浪静。我在香港住久了，慢慢也变成那样子。可能因为这个城市速度极快，人们没有太多时间跟你说那么多闲话。如果要说闲话，也要在特定的场合才说。”
程皎旸表示，这也对她的写作有些影响，“以前在北方的时候，文字更张扬些，现在在文笔上会更克制一点，我很喜欢用那种冷调，讲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反差是更剧烈的。听上去是波澜不惊，但是里面讲的东西很可怕的，有很大的戏剧张力。我觉得这也是我小说的一个特色，但武汉的性格还是我的性格底色，比较火爆，我的小说也是很爆发的。”
2023年下半年，程皎旸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她瞬间觉得自己乘坐的热气球被戳爆，一下子跌入地狱。“病魔飞速掠夺人体的一切，我看着我那坚强又挺拔的爸爸，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坍塌，衰亡，顿觉过去所在意的事，都变得毫无意义。”2024年春天，父亲去世，“仿佛只是一瞬间，我就失去了他。与至亲的生死离别，好像洪水压顶，雪山爆炸，让我分崩离析。”
父亲去世后，很多她以前不屑思考的问题，没日没夜在她心里嗡鸣。“当经历了真正现实的悲剧，生活的变化和冲击完全无法预测和抵抗，你会发现那些科幻和魔幻的元素还是太轻盈了，远不如现实来得更加让人措手不及。虽然我这么努力写作，就是我很想证明给我的爸爸看，但我平时却没有给父母足够关注。”
现在，程皎旸也尝试一些写作变化，“从魔幻，到现实，从外化探险，到内化深思。我最新创作的故事依然发生在大都会，但我已隐身，缩小，潜入角色心灵最深之处，用放大镜凝视其神秘的脉搏。”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