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涉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会上二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王平介绍，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底，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二审案件567件，其中未成年人作为诉讼主体的案件47件，均采用预付式消费模式。在该47件案件中，共涉及52名未成年学员，除1起案件为教育培训机构作为一审原告起诉请求学员交纳学杂费外，其余案件中未成年学员均为一审原告。

调研显示，相关诉讼争议主要有两类起因：一是教育培训机构因停业、撤店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二是教育培训机构单方变更培训地点、方式或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培训服务，影响培训质量。其中，停业、撤店引发的服务中断问题较为突出，在调研案件中超四成。

此外，调研显示，在未成年学员起诉的46件案件中，诉讼请求均涉及培训费退还，退费请求得到支持的比例较高，其中约90%的案件经判决或者调解由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部分或全部培训费；未成年学员诉请金额得到全部支持的比例达40%。

王平介绍说，案件审理中发现，部分学员家长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证据留存意识不足。在选定教育培训机构前，未能多方评估机构综合实力，在订立、履行教育培训合同过程中忽视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如未仔细查看合同内容，未妥善保管相关凭证，怠于关注教育培训机构经营动态。部分学员家长在诉讼中主张教育培训机构不具备履约能力、虚假宣传、未兑现承诺，但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王平建议，未成年人的家长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学员家长需充分了解培训机构的资质、征信和经营能力，选择资质正规、口碑良好和经营状况稳定的机构。可以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裁判文书公开网、执行信息公开网等进行辅助判断。

与教育培训机构订立合同时，学员家长需尽量签订书面合同，重点关注课程优惠、有效期限、转让、终止服务、退费、违约责任等条款；对于格式合同约定不明的部分，可以与教育培训机构协商增加特殊约定条款；及时向教育培训机构索要收据、发票等支付凭证；必要时，请教育培训机构明确合同签订主体、服务提供主体与预付款收款主体的名称及关系，并留存相关证据，切勿轻信口头承诺。 

二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朱玥在会上介绍了多起相关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典型案例显示，2022年10月，白某父母在某教育培训机构为其购买了一张骑行运动年卡，内含500课时。白某接受了部分培训后，基于个人原因要求停卡。后因与教育培训机构协商未果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培训合同并责令教育培训机构退还预付培训费。诉讼过程中，教育培训机构出示了载有“不退不换”内容的年卡会员协议，主张年卡与次卡价格差异很大，不可退换。

法院经审理认为，培训合同的履行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合同中虽标注“不退不换”，但此系教育培训机构事先拟定、用于所有办卡用户的合同条款，该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综合考量教育培训机构给予的优惠情况、合同的履行情况、违约解除合同的过错等因素，法院判决支持了白某主张退还预付费请求中的合理部分。

朱玥表示，该案系教育培训机构采用“不退不换”格式条款试图阻碍消费者退费的典型案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情形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教育培训合同中设置的“不退不换”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加重了学员责任、限制了学员主要权利，教育培训机构依此拒绝履行退款义务于法无据。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屈畅
编辑/李涛
校对/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