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为衣冠（古时士以上戴冠，后以“衣冠”代称士人）荟萃之地”，亦为“乡会试习静之所”，安静、庄重，是会馆的氛围讲究。会馆唱大戏，自然也是有规矩的。

会馆里什么时候唱大戏？本省举子得鼎甲之日，那是会馆热闹到火爆的大庆之时。

据《北平风俗类征》引《南宫旧事》：“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 这段话中的“开会馆”的“开”字，告诉我们，平时的会馆，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当迎状元之日，会馆才大宴宾客、才锣鼓喧天唱大戏。

《清稗类钞》写得更细些：“进士及第，有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是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送。然名曰归第，实归其本省之会馆，虽有私第，必先至会馆而后归也。其会馆中人，先已召集名伶演剧，张盛筵，待贺客，历科鼎甲之在京者毕至。”

最吸引人的，还得说是亲历者的记述。

1904年甲辰科，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其一甲第一、二、三名进士是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其中的探花商衍鎏先生在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中记述了他们三人“传胪”（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的经历：传胪大典后，顺天府尹在东长安门内结彩棚，设长案陈列由礼部颁赐之金花绸缎表里，迎接一甲第一、二、三名进士。三位进士簪花披红，骑马从东长安门中间出，鼓乐执事彩旗前导，由东北行经东四牌楼到顺天府。府尹出门迎于阶下。顺天府大堂南向设三席，为一甲三人的客席；北向一席，是顺天府尹的主席。三人进入大堂，音乐响起。落座举酒即起，礼毕顺天府尹送三人上马，府署内外礼仪兵列队举枪致敬。在鼓乐彩旗的引导下，经地安门外、西四牌楼出正阳门至南城。状元刘春霖是河北人，因此榜眼、探花送状元刘春霖至直隶会馆归第(在虎坊桥)，按礼仪，其次是探花送榜眼归第，然后是探花归第。但榜眼朱汝珍和商先生都是广东人，所以两人一同至粤东会馆。所谓归第，是回各自的本省会馆，因为他们在京城没有自己的住宅。

这一天的会馆“演戏宴客”，实在是新科及历科鼎甲与恩师的大聚会。当状元们还在归第的路上，会馆里就操持起庆祝的“节目”：整饬戏台，准备宴席，人人欢天喜地，忙得不可开交。这一天要款待主持考试以及复试、殿试的阅卷官，以为称谢；还要一一邀请“历科鼎甲之在京者”。

大约簪花披红的状元们刚到东安门，甚至很可能传胪的唱名声刚刚落地，这个好消息不胫而走，会馆的庆祝立刻热火朝天地操办起来。例如，清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福州出了武状元宋鸿图，第二年，丁丑科（光绪三年，1877）又有王仁堪中文状元，福州人以此为馆运隆盛之兆，当时竟然把福州老馆燕誉堂前的南屋拆除，搭了大戏台，为两状元称贺。“为贺文武两状元，燕誉堂前拆南房”，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附带要提及的是，商承祚先生在《我父商衍鎏先生传略》中说道：“甲辰科殿试读卷官最初拟定的鼎甲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後第三，我父第四，以此送呈钦定。光绪帝看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因此将一、二互易，三、四互易。这样最后的名次成为:刘、朱、商、张。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太后一见朱是广东人就不高兴(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粤人是她的死对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所以加以互易。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错误，第一，钦定者是光绪帝而非慈禧；第二，根据清制，送呈的是贴有浮签的弥（密）封卷，根本不知某卷属何人，要俟（等）名次确定后才行拆封。父亲高中后仅十余日，即任翰林院编修。”

至清末时，据《湖南会馆史料九种》及《林则徐日记》等记载，会馆戏楼的唱大戏，多为年节团拜、同年聚会、为老人贺寿等。不只是本省本郡的同乡，其他省份的喜庆宴集，也会租借会馆的戏楼举行。那是会馆的另一番风光了。

（袁家方）

供图/凤楠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