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的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同治年间“保障荥河”的老木匾，是郑州某龙王庙里的旧物。不说黄河或大河，而独言荥河，难道是地域性的治河标志？我的理解，是又不是。荥河于荥阳起头，包括荥阳、郑州、中牟、开封这一段，重点是巩义南河渡到开封兰考东坝头的不足两百公里长的河道，黄河由此进入平原地带。郑州左岸大堤零公里处有醒目的标语：“悬河口，华北轴，百川口，万古流。”

郑州的黄河博物馆

黄河左岸（南岸）广武山东边的桃花峪，竖立着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碑。万里黄河出山，自此不受束缚而成“悬河”，历史上水患频发，《史记·河渠书》中说的“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即指此处。宋元时期黄河改道后，自明清至现代，这一段曰“悬河”或“豆腐腰”，一次次决口，一次次封堵，屡败屡战，始终是治河的重点。与如今的黄河博物馆几乎隔岸相对，为祈祷黄河安澜，雍正年间，在黄河右岸的武陟地界修建了最高规格的龙王庙“嘉应观”。

旧中国没有江河博物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河水利委员会随河南省的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后，随即着手筹办黄河主题的展览。1955年开门迎客的“治黄展览会”，是一座苏式会堂建筑，红瓦黄墙十分别致，位于紫荆山公园大门南侧，与河南博物馆隔路相对。1972年，“治黄展览会”更名为“黄河展览馆”；1986年6月，“黄河展览馆”更名为“黄河博物馆”，至此填补了中国江河博物馆的空白。后来，郑州大发展，“四桥一路”建成后修地铁，老馆需要动迁，新的黄河博物馆在花园路与迎宾路交叉口的东边建起来，靠着黄河左岸，于2012年开馆。新馆由一层变为两层，展览以“民族摇篮”“千秋治河”“治河新篇”“人水和谐”等为主题，运用现代技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黄河历史及文化，将新中国成立后龙羊峡、刘家峡、青铜峡、三门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及水电站的建设和人民治黄的巨大成就逐一展现。我印象最深的，是展馆内用动画演示汉武帝亲临豫北瓠子决口处，“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从百余里之外的淇园砍竹，将削好的竹竿插入河水，再用柴草、木石、土方填充，以达到筑坝的目的。

黄河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也很丰富，其中有明代总理河道潘季驯主持绘制的《河防一览图》，细致呈现万历年间河南、山东、南直隶修筑堤防的情况，另附扼要图说。全图以黄河为主，涵盖自发源地星宿海至山东入海口的整个河道，还将京杭大运河一并绘入，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工程图。

明清两朝，黄河南徙使得郑汴段的水害空前严重。单说清代，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十五年（1676）的三十二年间，决口多达二十二次；从咸丰元年（1851）到清朝覆灭（1911）的六十年间，决溢的年份占一半还多。据说乾隆帝曾在乾清宫御座一侧的柱子上，手书条幅“三件事”以自警——三藩、治河、漕运。嘉应观内有一座御制铜碑，系当地筑坝堵口成功后，雍正帝命人在堵口处建龙王庙，开光供奉“金龙四大王”。《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一日“御制黄河澄清碑文令勒石立碑于江南清口、河南武陟县两处河神庙内，以昭嘉瑞……”嘉应观因此相当于国家级别的龙王庙，于黄河流域独占鳌头。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先后四次派员到嘉应观祭祀河神。嘉应观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庙社、衙署合一，清廷的河道总督曾在此办公。彼时办公的四合院，现已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建设引黄济津的人民胜利渠，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与苏联专家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也在此办公。会议室和办公室，至今还保存着。

两个黄河博物馆，均对王化云有特别介绍，称其“无愧大禹的传人”。博物馆展示了周总理委任王化云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聘书，旁边放着他的牛皮公文包，和现在小青年使用的拉杆箱一般大小。说起来，王化云居住的苏式小楼就在紫荆山公园南侧的顺河路上，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主要领导都住在一起，包括他的继任者袁隆主任。我后来工作的单位距此不远，故常到这个有时代特色的院子里看花。因为地处商城遗址的核心地段，这个院子前几年被拆除了，化身商城遗址考古公园的一部分，只有几株生机勃勃的法国梧桐还留在原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后，荥河旧貌换新颜。郑州黄河游览区现已更名为黄河文化公园，公园里有炎黄二帝巨型雕像，岭上有大禹治水像，还有毛主席1952年视察黄河的纪念亭；南水北调工程，毛主席就是在此地嘱托王化云等人的。不得不提的是，虽然在郑州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取消了，但汴河遗址公园和黄河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将助力于黄河文化的宣传与推广，开封黄河悬河博物馆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何频）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