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方（北京城市学者）

曾国藩指导作文 还专门到会馆送考

乡会试的日子里，举子们紧张备考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和他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在京为官的同乡们。这些京官，不但曾经用自己的家宅，接待过来京赶考的同乡，还曾捐宅或集资营建会馆，并承担起会馆的运营与管理。同时，他们又给举子们做必要的授课，指导答卷的方式方法、讲述考试经验等等，事无巨细、传授点拨、叮咛嘱咐，唯恐遗漏一二。

《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记载：“闰三月，三十日，……中饭后，春冈、旋凌九兄弟来”；“四月，初五日，下半天，吴春冈、曾心斋来，久谈。……拟为心斋做策本，无所成”；“初六日，……又拟为心斋做策，仅改数句，文思迟钝，可恨！”“初七日，……饭后走仑仙处，请渠代改心斋策。”“初八日，早起，饭，为吴春冈作策头子八道。”“初十日，……夜为春冈作策首三道。”“十二日，……为吴春冈作策首，誊十六道。”“十四日，……为吴春冈改策四道。”“十五日，……为吴春冈做策头尾样子。”“十六日走会馆，送吴春冈、心斋考。”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先生为吴春冈、曾心斋两位同乡所作指导有八次，而且，还有做策文的具体示范，甚至还有“拟为心斋做策，仅改数句，文思迟钝，可恨！”的自责。不但自己动手，还去登门延请与自己同年中进士的钱仑仙为试子修改策文。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多次晤谈会涉及策文的主题、内容、结构及行文等各个方面，乃至对相关社会情况及官方对策的讨论等。最后到了考试的日子，曾先生还专门到会馆，送吴春冈、曾心斋二人赴考场。

清代举子殿试练习卷（局部）

“督视大卷”的特别训练

来自其他地方的京官也会同样为家乡试子竭尽所能。如果说曾先生对同乡试子的考前辅导是一对一，或一对二三，那么还有在会馆对殿试者的集体考前模拟训练——“练大卷”。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来京殿试者均同聚福州新馆，每日群蹲榕荫堂练大卷。张（贞午）侍御（元奇）、沈爱苍府尹（瑜庆）、郭春榆侍郎（曾炘）、陈玉苍侍郎（璧），皆轮流到馆督视练卷。”这记载，让我们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榕荫堂里，试子们“群蹲”着，练习小楷楷书殿试大卷。同乡京官在他们中间慢慢地穿行，不时停下来，点评、校正。那是殿试前一连数日的“集训”，每天的导师不同，但都是曾经殿试且金榜题名的京城高官。

文中所谓“练大卷”，说白了，就是练习殿试试卷的书写。都说科举考试特别重视考生的“书法”，究其实，那是对公文书写的基本要求。殿试，在皇帝面前答卷，更是要展示书写的训练有素且一丝不苟，不能有半点失误。

前不久，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一张清代举子的殿试练习卷，长104厘米，宽39.5厘米，从这个练习卷可见考生在殿试前的准备，除答卷的内容之外，书写字迹讲究，务求中规中矩，且墨迹始终如一。同时，还要有书写速度的考虑，即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完成数千言文字的书写。难怪当年在福州新馆有“每日群蹲榕荫堂练大卷”的特别训练。

由此推想，其他省份的会馆，只要有参加殿试者，也会有类似的试子“群蹲”与京官名家的“督视”。龙门一跃，谈何容易！

福州新馆

“快马递诗片”会试公开的秘密

《闽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两宫驻跸颐和园。按照规定，殿试设有读卷大臣，有资格的候选人要在殿试前夜到园候宣。福建籍京官们估计，时任商部左侍郎的陈玉苍最有可能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大臣，于是，陈侍郎安排部员力钧备健马于福州新馆，在殿试即将开场之前，将试子殿试的策文第一行填写为“诗片”，派差役半夜骑马直奔颐和园。天未明，诗片送到，读卷大臣的任命也正好下达，陈侍郎果承钦派。因而，陈侍郎的门人多数列殿试二甲。这里说到的门人，即陈侍郎在福州凤池书院执教时的学生。这便是当年一个“公开的秘密”，即所谓“快马送诗片”。

《旧京琐记》“卷六·考试”中写到，同治、光绪以来中进士的，一种是拔贡小京官，经考试成为军机处章京，其人的才学及能力，在朝廷枢要部门，已经有了不错的声誉；再一种是边省举子中的才俊，会试未中，留都过夏，“锐意结纳时流，平日师友，早有定评”。他们“平时以楷样遍呈师门，或世交当道之有阅卷资格者”。及至出场应试，就将考卷中诗作的前两句、殿试则将策之前一行，“驰马遍递，力不足则朋好代为递之，至次日阅卷命下，即不及矣”。能参加殿试而得中的，一般不过百十人，大凡“夙精书法，或有力之诗片已递到者为有望”。其余考生，“自知不能入选，亦不作此梦想矣”。《旧京琐记》的这个记载，说明“快马送诗片”是当时各地京官和考生都知道的“节目”。

《安乐康平室随笔》一书有记述道：“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他们“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

基于此，阅卷时，即便是“糊名”（将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糊起来）了，读卷诸大臣看试卷上的字迹，也能辨识二三，何况还有“诗片”提醒。

不过，即便如此，考官们也还是有“打眼”的时候：据《旧京琐记》记载，翁同龢先生主持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他最看好同乡的张謇，某房得一苏州籍考生试卷，古雅朴茂，同房考官传看，都认为必是张謇的试卷，而且一定会“拔冠群士”。没想到及唱名，是武进的刘可毅。问遍各房考官，却没人知道这位刘可毅。中试后，刘可毅拜谒翁先生，这才得知他原名刘毓麟，字葆真，亦为世家宿学，向在河道总督许仙屏手下供职。会试前梦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字模糊，但辨右为殳，临试更名为“可毅”。这年殿试后，刘可毅中二甲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今人如果看到张謇与刘可毅两人的“大卷”，若也“糊名”，或者也会让人难辨张刘。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福州新馆“快马递诗片”的事情过去了。那年所有人都没想到，次年，1905年，科举就被罢停了。甲辰恩科成了科考的最后一次。

除上述故实之外，当年还有人给乡试的试子办培训班的。如河间会馆，位于果子巷69号（旧为驴驹胡同路北六号），乾隆二十四年由任丘舒成龙捐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舒先生再度捐资修缮并建河间客寓。《增修河间会馆内外房屋创建河间客寓碑记》中说道：“会馆之右有房一所，房主现议让卖给，或可做任邱客馆书屋，乡试之前有早进京者诵读其间，就教名师寒士，酌给薪水。事成公另为筹办。”尽管碑记中说这书屋是来年的计划，但也可见当时乡试试子会有提前进京，寻师求教者,也会有寒士设塾，以为试子授课辅导的。这“寒士”，或是以往落第的举子，亦未可知。

供图/袁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