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这个题目，因为我在24岁那年被推荐给沈从文先生画图时，还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曾是个驰名中外的文化名人，不知道他写过《边城》这样脍炙人口、美丽隽永的小说——犹如现代文明中的一股清流，不知道在许多年后，他是仍被人们深深热爱的、展示了美好人性的作家。

我在1980年北外夜大学上文学课时，曾经写过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受到老师的赞赏，可惜那篇文章早就丢失了，连同那些宝贵的细节。我再也没能找到那篇文章，再也无法回忆起那些真实的细节，但是我决定试一试，也许在写作过程中，往事的涟漪会神奇再现，帮助我找回失去的记忆，像我过去写过的许多回忆文章一样。

到处都是书，只刨出了一小块地方供他写字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1977年我正闲散在家学画准备考试，一位朋友提到沈从文先生需要一个助手，帮助他正在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做插图方面的准备。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寥寥的父母张仃先生和陈布文先生，他们立刻说希望我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陈布文甚至亲自带我去拜访了沈先生，请他收下我这个学生。这对一直深居简出的陈布文是非常罕见的举动，她解释说沈先生是他们年轻时仰慕的对象，已经多年没有他的消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可贵的。她和沈先生夫妇聊了一会儿天，讲起他们共同的熟人，都是些中国文化名人。临别时，还提出希望得到一幅沈先生的小楷，但沈先生说他多年不给人写字了。我们有些失望地告辞了，因为陈布文也写了多年的小楷，她说沈先生的小楷是极品。当然那时的我一片懵懂，完全不了解这些事的意义。

几天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的机会。我第二次去沈先生家的时候，才有机会观察下他位于南小街东堂子胡同的住所，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屋，这里好像是他工作的地方，他和夫人住在羊宜宾胡同。

我一进屋就被房间里铺天盖地的东西震住了。到处都是书——大部分是线装书，各种文件资料和古老的器物，墙上贴满了字条，桌子上堆满了卡片，只刨出了一小块地方供他写字。连他的双层床上都铺满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牛皮纸袋，他说这个床是76年地震后为了防震搭的，以便白天工作累了时可以休息，但是根本没法睡觉。我们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也是在满屋子的堆积物里刨出一块地方坐下了。

和我同时来的还有另一个叫姜俐的女孩儿，在街道工厂工作，也是被她的长辈推荐来的。当时沈先生正在写中国古代服饰史，他找到一个助手王亚蓉，由他自己付费。我们的工作是帮他把从各种服饰、器物和锦缎上搜集到的图案资料描摹下来备用。

我们大概是每周去一到两次，把工作带回家去做。朋友李之林的父亲是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我们曾在一起学画。记得他曾帮我临摹过一幅铜牛的图案，原图线条非常精细繁复，李之林那天因为抽烟抽得太多，也由于好久没动过笔，画到后来居然晕倒了，躺倒在沙发上，不知是醉烟还是醉画。

他经常使用的词是“美”：“太美了！美极了！”

每当我们把画好的图案交回去时，沈先生都会为我们讲解这些图案的故事和有关的知识。他是那么渊博，我以为他一直是个文物学家。他还经常会为我们展示他的收藏，当然都隐蔽在满屋的杂物中。

他会带着深情的赞赏一边抚摸着织物或器具，一边讲述背后的故事。我记得他讲过一座什么古墓里的发现，像希腊雕像般的石刻。他眯起眼睛，在深度眼镜后面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像孩子一样兴奋，说我们也有那么好的东西，甚至更好的东西。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东西了，但我记得他那迷醉的表情。他经常使用的词是“美”：“太美了！美极了！”对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样的表述是很稀罕的，因此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据说1982年初，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沈从文受荆州博物馆邀请前往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到了荆州，耄耊老人竟在那批无价的战国瑰宝面前下跪了。拜服在美之下，为美而下跪，这传闻我是完全相信的。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从这方面对这个民族在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时，他就喜欢去琉璃厂古董市场淘货，由于距离清朝灭亡时间不久，充斥着的各种宝贝都被当做废料处理，他常常遗憾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看到那些珍品。据他夫人说，家里到处都是他淘来的东西，实在没地方放就全捐给博物馆或者送人了。至今我手里还有一个他送给我的荷包，我也不记得它是什么朝代的，来自什么地方了。

他每天来到东堂子的小屋上班，像小学生一样用小竹篮带着夫人给他做的午饭。他经常废寝忘食的工作，天热时饭菜来不及吃都馊掉了。两个房子虽然相隔不远，但跑来跑去也很辛苦，毕竟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我们有时也会看到夫人来给他送东西什么的。夫人张兆和皮肤微黑，小巧玲珑，非常优雅安详，那时我还没听说过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人说话都悄声静气，相敬如宾，一看就是来自我们不曾经历的那个时代的人。有次仿佛听到外面嘈杂吵闹的声音，夫人说隔壁就是信访部门，经常有来自各地上访的群众，沈先生心肠特别软，看到那些人，有时会掉眼泪，会为他们送上一杯水。

“要耐烦，要耐烦。任何事情，都没有天才，只有耐烦。”

工作是新奇的，每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朝代、不同器物上的图案，经常是模模糊糊的，经过岁月的沉淀，呈现出古朴雅致的色彩，有些织物薄如蝉翼，透出隐约的美感，有些古代壁画上的残片，遗留下的形象，要靠连贯的线条来补充完成。

但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无趣的。我们每次交上画好的图案，他再交给我们新的任务。我们需要把那些模糊的图案搞清楚，需要调出合适的，尽可能符合原物的颜色，经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时画得好，有时画得很糟。日子久了，我开始不耐烦。我们干的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时沈先生似乎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展开那些卷起的纸张，模糊的照片，抚摸着厚厚的眼镜片，仔细看着，嘴里不住地说：要耐烦，要耐烦。任何事情，都没有天才，只有耐烦。他称赞我的耐烦，要知道我是何等的不耐烦，我是怎样地一次次地克服自己的不耐烦，才把这件事做了下去。

如今我们已经度过人生的大半，我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没有什么不是要通过耐烦才能得到，才能实现的。任何工作的过程，都是充满艰辛的。抵达目的所需要的，除了激情，还有毅力——对沈先生而言，则意味着在绝境中创造新事业的能力。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磨炼技艺，默默耕耘，不求回报。果实就在这其间酿成，像一杯美酒，不管别人是否窥见其光彩，只有你自己才能品味它的醇厚和丰饶。

他在已经成为大作家大学者后，包括和我们在一起时老爱说的一句话：我是个乡下人。对于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混乱颠倒的世事，他经常呢喃着说：实在搞不懂。这也让我想起张兆和写给他的那封表示允诺的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酿成了美酒。

“你不要看我的书，那都是过时的东西了”

终于有一天，我从陈布文那里听到沈先生是个著名的小说家，写过很多书。那时我正迷恋着文学，再去见他时，我提出想要看他的书，一边用眼光在他的书架上搜索。

他一改平时温和的态度，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像一贯那样柔声细气然而坚定地说：你不要看我的书，那都是过时的东西了。你们年轻人，要向前看，社会毕竟是进步了。

我和姜俐经常讲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他们每次都很用心地听，发出感慨的叹息。好像是为了安慰我，他接着说：我年轻时出去当兵，城门楼上挂满了人头，河滩上到处是被枪毙的尸体。你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但你们要相信，社会无论如何是进步了，要向前看，看新的书。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写小说。

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当知识分子们面临抉择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离开中国，而是离开了他赖以为生的文学。当然他在文物这个领域也同样出色，并把内心的一切情感（如我们所知，他是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都投入到这些他深深热爱的物质文化中。汪曾祺称其为“抒情考古学”，他相信，历史是由那些他所熟悉和描绘的普通人创造的。

出于劫后余生赎罪般的心情，也怀着对于文物工作新的理想——用文学的审美观做出他自己的诠释，沈先生从讲解员开始转向他晚年从事的文物生涯。有时他一面工作，一面流泪，天冷时买个烤白薯暖暖手，大雨中披个破麻袋跑回家去，对此他似乎无怨无悔，在故宫午门上风风雨雨工作了十年。

建国后的许多年里，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希望能拜访他。当时他的单位历史博物馆还是历史所，替他谢绝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可惜他没有力气了

后来我们去的时候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一方面是我们开始寻找别的出路。

有次我去时，他正在整理那些摊在床上的文物纸袋。他告诉我说，这是他在研究的40个专题，这里的每一个袋子，都代表了一种文物：如扇子、铜镜、钱币、马车、兵器、家具、陶瓷、丝绸、文房四宝等等，他想通过物质文化的演变，即文物的角度来展示中国历史。他说，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可惜他没有力气了，否则他会带我选择一个项目，也就是选择一个研究方向继续做下去，直到我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其时有人邀请他去敦煌，他说如果身体允许，希望能带我一起去。我为这个想法而激动，是的，如果那样，就会改变我一生的命运。可是，当我再次去他家时，他已经不在那里了。门上挂着锁，窗户上贴着一张字条，说他因为身体欠佳，停止工作和见客了。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他已经把我介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把姜俐介绍到故宫博物院。他说年轻人还是需要有个正式的工作，而不只是给他工作。

我进了美术组，虽然不是什么正式职工，但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好的文物。在那里我用沈先生教给我的“耐烦”，继续临摹中国古代图案，只保留了这一张清代镜屏，是我花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的。现在，连同那个香囊，成为我为沈从文先生工作那段时期的珍贵见证。

本来写到这里，文章就该结束了，但我翻看1977到78年的日记，发现了我停止为沈先生工作的真正原因。那时我们刚从兵团和插队的地方回来，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想通过考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沈先生的著作由于种种困难，由于工作量太大一直不能完成和出版。我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痛心和内疚，说我们像沈先生过去的许多学生一样，因为看不到成功而离开了他。他仍在一个人孤独地工作着，做着那恐怕永远也不被人了解的事情。

“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及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直到现在，我才从一篇文章里读到这部历经磨难的大书的成书经过，多年来很多人来来去去参与了工作。从沈先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开始工作以来，竟然历经了几十年的过程，书稿屡遭破坏，不得不从头干起，其中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说老实话，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我们留下了这部绝无仅有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和文物研究的著作。因为没有人能有他那么全面丰富的知识和对于古代文化椎心泣血的热爱，可惜的是他没能做完他想做的事情。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他曾向领导哀求道：“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及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说实在的，与其说我们在帮他，不如说他在帮我们。我们的离去伤了这个憔悴的老人的心，一年后我和姜俐还去羊宜宾胡同看过他一次，他病了很久，正在做扇子专题的补充。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不再有讲起他喜爱的事情时那种孩童般的兴奋，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后来几乎听不见了。那大概才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他的书多年后终于出版。而他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我有幸在年轻时遇到他，那个写出《边城》和《湘西散记》的人，那个编纂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人，那个一生都在创造美，为我们酿出了美酒，而我们却不懂得应该感激的人。

文并供图/霜子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