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赐予的，主又收回。”这句引自《约伯记》的话正是小说的开端。小说家就是上帝，坐拥生杀予夺的权力，燕妮·埃彭贝克让“她”在每一卷中死亡，又在间奏中改变命运的流向让《白日尽头》中的“她”复活。然而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结局，上帝也无法让人永生，它只能通过更改命运的机缘对死亡不断地延宕。于是死亡显得既轻盈又沉重，就像在结尾“她”的儿子所思考的给小说留下永恒回响的问题：“这些奇怪的声音和抽搐是否真的是人类用以哀悼的全部。”

轻与重同时存在

燕妮·埃彭贝克最奇妙之处在于，她永远能将轻与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同时融化在小说的容器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的语言有一种简洁的残酷性。她通常会避开带有强情感性质的形容词，避开血腥化或者奇观化的描写与展示，避开人物的话语带有声嘶力竭的冲击——她笔下人物的对话，通常取消了引号与标记，两个人物的对话交替分行，同时几乎每个人的话语仅仅只有一句，其内容在表面看来极度日常甚至庸常，因其简短有时会产生一种不真实感。

但句式与描绘的简洁往往会在读者的心中引发一种静默的爆炸。比如“她”的外祖父在反犹运动中被熟人杀害的场景是从外祖母的视角进行描绘：“刚开始她握住丈夫的手，之后只握住了一点肉，直到没有任何活的东西能让她拉到空旷的屋顶上。她成了一个手握死亡的犹太寡妇。”——硕大的残酷性被集中在了“一点肉”这个微妙的短语上。这段描写利用递进法体现了消亡的过程，直到最终具象的实体彻底消亡为抽象的“死亡”。

《白日尽头》中很少有复杂曲折的长句，单独句子给人的阅读体验简单而舒适，其内在的复杂性源自于句子的连接与组合方式。她在小说中展现的一些视觉效果同样带着一种简洁的残酷性，极度日常，却又暗暗散发出某种神秘之光。读者在这微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窥见一种对人物、对环境、对历史的无可名状的指涉——这种指涉唯有借助意象的中介才能抵达彼岸。“鸡在废墟上来回走，用喙啄着腐烂的稻草，它们用一生的时间寻找着蠕虫和甲虫。”在这个电影镜头般的场景中斜插入一个抽象的时间性的“一生的时间”，使得这个简单的场景立刻浸染了苍凉的底色。

诗一般的简洁与重复

继承了她的德语文学前辈罗特、塞巴尔德的血统，燕妮·埃彭贝克横跨过了诗与小说的鸿沟，她的每部小说都洋溢着鲜花盛开般的诗意，尽管是以与他们迥异的方式。简单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匮乏。相反，这必须更具备出尘之思，因为需要将更多的表达内容压缩在更短的表达形式内。

《白日尽头》中一个重要的技法就是所谓的“交替法”，这种方法更早可以追溯到福楼拜。小说自身的叙事进程和引用自其他来源的文字段落交替辉映，包括了诗句与典故、《施蒂利亚地震笔记》，以及“她”的履历和日记——在第三卷中，这种交替与眼花缭乱的人名让小说整体显得混乱，恰如她们所参与的革命党本身的混乱。

而小说另一个重要的技法就是重复。不是一次两次偶尔的重复，而是如同诗一般大量地敲响着某种节奏感的重复。这种方法早在《客乡》就已经开始使用，而在《白日尽头》中重复的技法变得更加繁复，更加夸张，同时也更加深沉。重复贯穿了所谓的形式的骨骼与内容的血肉，例如在一个段落中首语或者尾语的重复、某种句子或段落形式的重复，以及最重要的——象征物的重复，比如小说中煎饼和砂糖粒的比喻，带有暧昧的暗示性质的钟声，以及因为反犹运动损坏的《歌德全集》，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小说中偶尔闪现的歌德的诗句。

在小说的结尾，这个意象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再度跃入我们的眼帘。在“她”临死前，“她”的儿子来到了一个旧货商店给“她”挑选礼物，看到了这本完整得出奇的《歌德全集》。燕妮·埃彭贝克以一种淡然的口吻写道：“他随意抽出书脊有点刮花了的第九卷，翻了一下，‘永别了’，然后又放了回去。他不知道坐着火车要怎么把整套歌德全集带回柏林。”意象的出现是那么悄然，悄然而至，又悄然而逝。而那句被引用的“永别了”是那么不经意却又为这段话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仿佛只在时间的水面上留下了一道波痕，却在水下翻腾起了一次涌动的暗流。

在二流小说家笔下，这种首尾相接的出现容易演化为一种刻意为之的陈腔滥调，但在燕妮·埃彭贝克的小说中，重复成为了一种与内容血脉相连的形式，形式即内容。这种重复甚至有些像格言的性质——神奇的不真实，同时也神奇的真实。一言以蔽之，形成了风格。《白日尽头》中对历史与命运的追问紧紧连接着她所选用的形式——其最终孕育的效果是，她的小说炼金术般不可思议地聚合与和谐了常规意义上截然相反的二元性质。小说中的重复也隐隐泛出变化的光辉。

在小说的前半段有这样一段话“当一位女儿问‘过得怎么样’，母亲无论何时都不该给出其他回答。无论发生什么，很好将永远是她唯一的回答”。这段话在小说的第三卷再度出现，但母亲和女儿的位置在这里发生了调转——问的人是母亲，而答的人则是女儿。命运轮回的荒谬与必然在这种变化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实是虚构的落脚点

《白日尽头》值得重读的一个乐趣在于，读者极有可能发现曾经在初次阅读时容易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暗线与伏笔。在小说开始不久的时候，“她”作为一个早逝的婴儿被放到一个与其身材极度不相符的运尸架上——大与小之间的对照也是燕妮·埃彭贝克常用的手法之一——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是这么形容的：“这个包裹太轻太小了，它们下楼梯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扶着它，否则就会滚下去。”接着写道：“当心别从楼梯上摔下来。”而在第四卷幽灵般与这段话产生了一缕奇异的关联，年老的“她”死亡的原因正是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在这里，曾经被作者挣脱的某种或许可称之为宿命的东西又再度回返。

《白日尽头》一如那些伟大的小说一样，它最终所模糊的，是虚构与现实。它的虚构性跃然于纸上，但这虚构又何尝不是某种现实？人总是渺小的，被命运操纵，就像被小说家操纵一样；人被放置到历史的、家庭的、情感的棋盘中，面临不可预测的变幻，所有的东西都交织缠绕在一起。《白日尽头》里，在作者更改命运转轮的续命术让“她”复活的前后对比下，历史——无论是集体的历史还是个体的历史中生命的荒谬与悲哀沉淀得更为清晰——“当生命所有的库存都用完了，剩下的是留在最底部的东西：于是，那坚不可摧的储备就显现出来。”

但无论如何虚构的人物都必须面对真正的死亡，小说的最后几页令人动容的原因在于，作者好像在努力将死亡推远，但依然无法避免死亡的降临。最终，仅仅通过“只可能是打给他”的电话（同时也是打给读者）叹息般告知死亡的讯息。这就是最赤裸的现实——每个人面临的最终课题。如果死是生必然的归宿，那么现实又何尝不是虚构永恒的落脚点呢？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