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百分之百中国本土培养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他用一只中国制造的圆号，刷新了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管乐历史。”得到如此赞誉的，是年轻的圆号演奏家曾韵。

2019年6月，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的曾韵，在第16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得铜管组第一名。在随后的比赛获奖者音乐会上，指挥家捷杰耶夫称曾韵为“本次比赛最大的惊喜”。

2021年，在被誉为欧洲古典音乐家摇篮的德国ARD国际音乐大赛中，曾韵作为唯一进入决赛的中国参赛者，赢得第二名的佳绩。2022年9月，22岁的曾韵前往德国，担任柏林国家管弦乐团圆号首席。

今年暑期，曾韵回国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地演出协奏曲，举办独奏会。其间，他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新专辑签售和对谈活动，与本文作者进行了一次交流。曾韵不仅谈到他自幼学习圆号的经历，也在对圆号这件乐器的魅力、对演奏者的挑战等问题的见解中，显示出他出色的专业造诣。其间展现的幽默性格和过人的表达能力，打破了人们既往对“中国音乐神童”的刻板定义。

开蒙：我的宿命，爸爸的“圈套”

北青艺评：德·罗加尔-列维茨基的著作《管弦乐队讲话》写到圆号时有这样一句：“交响乐团中最富有诗意的乐器，毫无疑问是圆号。”我相信这代表了无数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共同心声。但对于所有圆号演奏的人，以及对圆号了解深入一些的人，同时还会加上这样一句：圆号也是人类发明的所有乐器中最难掌握的一种。你是否还记得对圆号这件乐器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样的？

曾韵：对于我，生来就是要学圆号的，是宿命。包括我的名字，就是我爸设下的一个“圈套”。

我对圆号的印象是从我爸爸那里得来的，他是乐团的圆号首席。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一岁还不到，我妈妈在这个房间里照顾着我，爸爸在旁边的房间里给学生上课。学生吹得又响又难听，我妈都受不了，我睡得可香可香了！我爸说：这孩子有音乐天赋啊！我爸曾经对我妈说，只有男孩子才能学我的乐器，男孩子才能吹圆号。好像生儿子就是为了把他的事业传承下去。当然，现在有多位优秀的女性圆号演奏家，比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圆号首席凯蒂·伍利（Katy Woolley）,人非常瘦，长得非常俊俏，吹得非常棒。还有柏林爱乐的萨拉·韦利斯（Sarah Willis）等。

我真正开始学圆号的契机，是我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我在幼儿园的阶段，每周的“流程”几乎都是这样的：周一去幼儿园，周二咳嗽，周三发烧去医院，医生一见到我就会说，“曾韵又来啦？”周四好一点，周五好了。然后是周六、周日休息。下周一又重复前一周的“流程”。我妈就受不了了，说别去幼儿园了，就在家待着吧。

所以我上小学之前在家待了一年，玩耍，很开心。那是2006年的1月23日，对，是这一天的下午，我爸爸在吹莫扎特的第二圆号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那段时间他们乐团有演出。我走过去说：“爸爸，能不能让我吹一下？”我爸可开心了：“哎吹吹吹！快吹快吹！”赶紧就把号嘴拿下来给我吹。我现在想象，我爸爸那一刻的表情，如果拍成《摔跤吧！爸爸》那样的电影，画面里他的眼睛一定是大放光芒的。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先吹号嘴，一个月后吹号。乐器很沉，那是成人的乐器。

我父母是比较严厉的家长，我小时候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他们特别不满意我总是丢三落四。我上一天学丢两个大队委的标牌，上午丢一个，下午再丢一个，我妈会教训我。但是只要我吹号，他们就从来不吵我，不说我。所以，我不能说音乐是我的避风港，因为那样好像让人误以为我生活在家暴的环境下，但音乐确实总能给我一种特别平和的感觉。我爸妈都是属虎的，我是属兔子的，两只老虎盯着一只兔子——这是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圆号一吹，“两只老虎”就都平和下来了。所以我就知道：没错！圆号，就是它了！

精进：“最难的乐器”，每天都像走钢丝

北青艺评：在跟着爸爸学习圆号的过程中，在技术训练之外，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让你体验到圆号这件乐器的魅力，或者说作为圆号演奏者的幸福感？

曾韵：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那一年，我10岁。有一次我爸爸到成都的其他交响乐团帮忙演出，他吹首席，但是二圆号生病了，一时找不到人代替，大家都很着急。当时成都的交响乐还没有发展得像今天这样，音乐方面的人才还比较紧缺。找不到人怎么办呢？我爸爸就说：“要不把我儿子叫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曲目是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德九很难的，乐团的人当时还担心，要在椅子上给我垫个枕头，说你太矮了，万一有人说我们招童工怎么办。

我那次吹得还不错，演出结束后指挥请我爸和我站起来接受听众的掌声。大家看我这么个小孩参加这样的演出，掌声和喝彩格外热烈，让我感觉很兴奋。这次演出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在那之前，都是在比较小的环境中练习演奏。最多也就是我爸带几个朋友来家里，招呼我：“幺儿，表演几个节目给他们看一下。”吹完后大家表扬几句。但那次演出对我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所以，可能从那天开始，我对和乐团、和别人合作这件事就变得向往了。

北青艺评：那么，在后来的学习中，对于你所需要掌握的这件乐器，面对成熟的专业演奏者都常常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有没有让你产生挫折感的时候？

曾韵：我小时候也经常被骂，最痛苦的经历来自我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我是破格进的少年交响乐团，我周围都是相当于高中阶段的学生，但我才初二。我们的指挥老师一见到我就问：“这小孩儿能吹吗？不行啊。”我觉得挺委屈，说“我吹得挺好的”。我们知道，作曲家在创作时脑子里想的总是一件乐器最棒的声音和效果，所以他们写在谱子上的音符也往往是最难演奏的，一个初二的小孩来吹，很累！经常吹得嘴上都是疤什么的。吹得累了，状态也会不那么好，失误也就多了，指挥老师就会批评我，对我打击很大。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圆号真的是最难的乐器。

北青艺评：可否请你从专业的角度和非专业的我们说一下，吹圆号为何这么难？

曾韵：圆号的难，和它的泛音列（一种定义乐器声波特征的专业术语）的位置有关系。在圆号演奏比较常用的音域中，吹不吹得出这个音都是玄学：我们每天都像是在走钢丝，我们总是在一个危险的区域里演奏。但听众是买了票来听音乐会的，只要吹错了音那就绝对是乐手的问题，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们的压力就比较大。另外，圆号需要和铜管一起吹、和木管一起吹、和弦乐一起吹，排练量和演奏量是很大的。这一切都造成了这件乐器的综合难度。

我也特别感谢批评我吹得不好的听众。如果都不说我了，那就是放弃我了，没得治了，就像到医院看病都不给用药了。

曾韵在传记签售现场 供图/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

比赛：我很幸运，得到了“我不该得到的”

北青艺评：演奏圆号，就像你比喻的走钢丝，难度越大，就越需要演奏者具备天赋和不怕单调、刻苦练习的毅力，以便能够胜任其事，包括克服在音乐比赛中会遇到的心理紧张问题。很多参赛者可能也有很好的水平，但在比赛中可能会由于紧张而发挥失常，得不到名次。这也是如今很多人质疑音乐比赛的原因。你参加过很多国际音乐比赛并脱颖而出，你对音乐比赛是怎么看的？

曾韵：作为年轻的演奏家，不可避免地会在演奏的技术和审美上有各种各样的不足，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提高补足。

我遇事不会退后，既然参加了比赛，就要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而且我是代表我的祖国，想到要为祖国赢得荣誉，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供图/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部

我很感谢我的老师温泉教授，是他给我制订的计划——在学习之外，每年暑假都到国外参加比赛，不管是拿第一名，还是没名次，都要拼一把。幸运的是收获都还不错，每次都“贼不走空”，没有浪费钱，毕竟出国的机票也是很贵的。其实参加比赛，运气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幸运的，得到了我不该得到的，就感觉是突然间最大的好运砸到了脑袋上。

但是说到对于比赛的感觉，真的很复杂。大家也都知道，圆号毕竟属于小众乐器，虽然现在学圆号的很多，但大家对它的了解、这件乐器的曲目量，都是有限的。钢琴家和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对他的学生说：不要参加比赛！但我们想象一下，对于一位年轻的圆号学生，如果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比赛成绩，就很难获得和优秀乐团一起演出的机会，因为同行和指挥不太有机会知道你是谁。

但我从来没有单纯地在比赛中体会到高兴，因为比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我的性格不是那种能从战胜别人、自己获得名次中得到快乐的类型，我是更希望大家一起好好玩，不想拼出个“一二三”。

幸运的是，通过比赛，我有机会认识很多同年龄的演奏家，以及比赛的策划组织者和为比赛提供保障服务的人员。在这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就是作为音乐家，要想获得快乐，一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遇到有趣的灵魂，愿意向你敞开心扉和你交朋友的人；第二，自己要做一个“毛头傻小子”，保有一颗单纯真诚的心，对人以诚相待，愿意和人交流，这样才能形成和保持从事音乐所需要的比较单纯的思维。

参加了那次柴赛之后，我就接到了从学校来的好消息，告诉我有一个交换学习的项目，可以到欧洲学习。我非常感谢学校，因为我担心的是获奖后被安排大量演出，会让大家觉得圆号这个乐器和我这个人都很肤浅。没想到学校赶紧把我送出去避避风头，等学成了，铆足了劲再回来。就这样我冷静了一年，又加工提高了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慢慢进入独奏家的生涯，并作为客座首席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出，和乐团的整个圆号声部磨合。这些经历让我感觉到，以多维度的方式参与到音乐创作中非常幸福。

迁跃：时常觉得自己渺小是有必要的

北青艺评：作为一位圆号演奏家，在独奏和坐在乐团中演奏这二者间，似乎总是要兼顾的。去年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场音乐会“曾韵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你在上半场的理查·施特劳斯降E大调第一圆号协奏曲担任独奏，下半场作为客座首席为乐团的圆号声部以至整个乐团的音色带来明显变化。你觉得这种兼顾会有什么冲突吗？

曾韵：很多人问我，你现在主要是在欧洲的乐团里演奏，在乐团里给人的感觉好像总是在吹那些粗犷的音乐，这会不会让你的艺术魅力下降？我才24岁，我就是想用青春体验做艺术家的不同的可能性，多方面地体验一位圆号演奏者的各种艺术空间，包括独奏音乐会、录唱片、参加室内乐演奏、在各地巡演、在国内外的乐团中做客座。

我在独奏音乐会上吹奏的时候，实际上并不那么紧张，因为我知道，我的表演发挥空间很大。但在乐团里演奏真的是非常紧张。很多作曲家特别喜欢把圆号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有些时候一场演出的成败甚至就取决于我们圆号声部。比如有一首交响曲是我们圆号最“讨厌”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有一句看起来非常简单，就四个音，但是一旦吹破了没有机会弥补，因为曲子里其他部分没有给我们太多表现的机会。如果演奏失败，我们自己抬不起头，乐团的同事们也会受连累。在群像式的呈现里，个体的责任感是非常重的。所以，在乐团里吹首席，比起做独奏家的压力要大得多。

北青艺评：管弦乐团发展到莫扎特晚期阶段，现在乐团的样貌就基本定型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乐器加入，也有一些乐器被淘汰，原因之一是太难掌握。圆号以柔和灿烂的音色，给一些重要时刻带来的美无以替代，让它作为如此之难的乐器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达到了更高的艺术高度。可以说，包括你在内的新一代演奏家，也代表了中国圆号演奏水平的新的高度。

曾韵：经常有人问我爸，你吹得好还是你儿子吹得好？我爸说，当然他吹得好，要是后一代比前一代吹得差，那就完蛋了。在我之后，又有年轻的中国圆号演奏者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拿到非常好的名次，我还看到很多老师培养的初一、初二的学生，他们接触的曲子的深度，是我在那个年龄达不到的。我始终认为，圆号等铜管乐器，需要以群像的形式呈现，需要前人不断地分享经验，讲给后人听。

不管中国人还是德国人、法国人，我们都钟爱自己的文化。中国人喜欢《梁祝》，法国人喜欢柏辽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做高精尖的文化方面，我们的包容性是很强的，在用更高的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

我现在在德国的歌剧院里工作，三分之二的演出是歌剧，三分之一是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我几乎每天都在乐池里演出或者排练。欧洲乐团品质很棒，音乐教育也是全世界最前列的，但是最细致的排练发生在中国。我参加过国家大剧院歌剧的演出，一万多小节的音乐，指挥吕嘉把每个小节都非常谨慎认真地给大家进行排练。如果我们能保持这样的音乐态度，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北青艺评：你这么年轻就已经完成了几次迁跃式的人生转折，这对作为音乐家的心态会有怎样的塑造？

曾韵：我经常在一个轮回里，今天觉得自己好伟大，第二天又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10岁一个人到北京求学，家里不富裕，父母不可能放下工作来陪我。起初我觉得自己好伟大，但后来发现独自面对生活很难很坎坷。得了柴奖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特伟大，十年的苦没有白受。但是随后去瑞士交换学习的日子遭遇了疫情，同时经济压力也很大，又被挫败了一次。

不断让自己觉得渺小是有必要的。所谓一叶障目，总有比眼前这片叶子大的叶子，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认识比自己伟大的人，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音乐家没有什么可觉得自己牛的。有人问我，你得了奖又当了首席，可是有几个人认识你？我说，中科院院士的名字你都能说上来吗？他们不是伟大的人吗？人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地进步，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墓志铭读起来好听一些就足够了。

文｜王纪宴

供图｜如歌文化

编辑/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