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作者楼劲

直面中古史研究中真正重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勾勒的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而政治黑暗，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就越应予以否定批判的状态，是不是一幅准确而合理的图景？

由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完成政权更替的“革命”时代，为什么会日益流行明明已很难实现的尧、舜禅让传说？

所谓汉魏以来儒学、子学衰落、凋零、式微等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些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影响中国思想史的？

近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楼劲先生的力作《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由世纪文景出版，深刻解析了上列中古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问题。

楼先生向来主张，在任何学术领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较为有限的，具体到中国历史研究，学者最终面对的是研究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各个时期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学者应当调动自己的全部学养，牢牢抓住那个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来开展研究。以此为研究宗旨，该书第一部分“‘革命’三论”，就探讨了“革命”这个我国自古以来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揭示中古以前“革命”和“禅让”两种制度的历史观念在早期王朝易代实践中的地位之升降变化及其驱动力。

傅斯年先生曾把汉代以前的中国称为“第一中国”，唐代及以后的，则称为“第二中国”，认为中国历史在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今天的制度、文化，很多是唐代以来的产物，和第一中国有着较大的不同。要搞清楚我们今天可能习焉不察的各种传统，不能笼统地冠以“古已有之”，而要弄明白从汉代到唐代的各种变化，须在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史中找原因。以“革命”和“禅让”而言，楼劲先生认为，魏晋以来形成的“禅让革命”模式，以易代为“革命”，由“禅让”完成之，并以革命的某些涵义为实行禅让辩护，以此协调势须犯上谋逆的改朝换代，与业已根深蒂固的纲常名教的矛盾冲突，从而使秦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王朝体制具备了和平易代的途径，得以在体制内消解那些非易代改姓即难施治的统治危机。也就是说，魏晋以来的“革命”论的不断调整、丰富，为中古以后看待朝代更替的合法性、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和少数民族建立王朝的理论依据的构建，提供了重要探索。

回到历史场景的史学写作范式

在现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中，比较强调“回到历史的现场”，这种观念近些年最终破圈，成为了如今流行的观点，而这恰好是公众对史学求真最质朴的理解。楼劲先生认为，历史研究须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展开，让问题意识回到而不是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关键步骤。

什么是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呢？以揭示儒学从一种学说向制度、体制渗透为例，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似乎一道命令之后，儒学倏忽间就完成了彻底的制度化。但楼劲先生通过对史料的排比、研读，发现这种渗透的真正完成，要到唐代才实现。在这个确立的过程中，儒学分成了南朝和北朝两条线索分别进行，南线更侧重禅让易代，北线则强调革命——这条线索，楼先生在其《北魏开国史探》里概括为“儒家化北支传统”。相对于南朝的温柔禅让，北朝不但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还老老实实地按照《周礼》来建构制度，最终建立一个不同民族可以合作的平台，为隋唐开辟了道路，对中古以后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今人在搞历史研究时，或许会出于某种现实需求，而制造、关注了古人闻所未闻的一些现代命题，是极有可能偏离历史场景的。在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中，只有关心古人当时究竟在面临和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进而揭示其中的义旨意蕴、主次关系和发展轨迹，深入省思王朝体制的基础、构成、作用、地位及其不同阶段的思想内涵和演变进程，才有可能将系统性的历史环境还原给读者。

同样，面对陈陈相因的那些标签化的定位、否定和批判，也要于无疑处生疑，从内容和形式认识相关文献的历史形成过程，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例如本书第三部分就集中探讨中古儒、墨等学派的发展面貌，澄清了如“汉魏以来儒学衰落和子学萎缩”等长期以来被刻板化、模糊化甚至误解的诸多问题，指出“中古思想界的主流是由儒学不断汲取子学、宗教等多重因子的发展过程所构成”。

十余载研究成果全新呈现，精心编选修订

楼劲先生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多年来一直在中古政治史、思想史领域耕耘。收入本书的十余篇长文，是其十多年来研究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菁华。在长达一年多的定稿过程中，作者对各篇文章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宏观的篇次结构，到微观的措辞表达，都经过了审慎的修削，甚至改写了部分章节；后经过世纪文景的悉心编校，全新呈现给读者。此外，书中《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和《〈论语 · 尧曰〉首章补疏》二篇，为首次面世，反映了作者新认识。

文/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