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托人代收爱心捐款后，未按委托人的意愿，将款项捐赠给希望小学，也未就捐款用途作任何说明，捐赠人王某将代收人张某诉至北京通州法院。最终，法院判令张某全额退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爱心人士为希望小学筹集5.7万元  善款去向难查清

本案原告王某和被告张某同为科技公司的会员，双方因业务往来认识多年。2018年，张某在微信里推送科技公司举办的“大爱至简，善行世间”公益活动，邀请王某为希望小学捐款。王某非常愿意为山区孩子献上爱心，当即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还发动身边亲友参与捐款，最终筹集爱心捐款5.7万余元，全部按张某要求打入其个人账户中。

张某表示，她会负责将收取的善款统一交到科技公司。此后，王某未收到任何捐助凭证，也从未听说科技公司捐建希望小学。

2020年，王某得知科技公司已停止经营，连忙联系张某询问捐款去向。张某表示，善款已全部交给科技公司的员工刘某，至于刘某有没有交给公司，公司后来有没有捐给希望小学，张某一概不清楚。王某听后气愤不已，认为张某对捐款人极不负责，一气之下将张某诉至法院。

庭审中，王某表示，她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也不算富裕，捐款是自己和亲友多年的积蓄，但为了改善山区的孩子学习环境，他们愿意献上一份爱心，所以这爱心捐款绝不能挪作他用。本次起诉王某不是为了要回款项，就是想知道善款用在哪儿了，只要张某能说清款项用途，证明善款确实用在希望小学的孩子身上，她就立刻撤诉。

张某答辩称，其已向案外人刘某转账170余万元，代为捐款的合同义务全面履行完毕。但王某提出质疑，刘某并不是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员工，向刘某付款不能代表钱付给了科技公司。退一步说，即便刘某能代表科技公司收款，由于张某和科技公司存在大量业务往来，也无法证明该170余万元里包括爱心捐款。张某又提交了《科技公司报》，里面的新闻记载科技公司给唐山某特殊教育学校捐助了桌、椅、板凳等物资。但王某发现，上述新闻报道时间是2017年10月，其是在2018年4月才进行的捐款，所以根本不是一回事。审理期间，法院多次试图联系科技公司和刘某，均无法取得联系。

受托人存在重大过失  法院判决赔偿捐款人损失

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向王某介绍科技公司捐助希望小学的公益项目，并负责代为收取捐款，王某按要求将捐款汇入张某指定账户，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张某收到捐款后，应确保将捐款投入公益活动，并负有将款项流向及用途告知捐赠人王某的合同义务。现张某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已按照王某的委托，将款项投入科技公司的希望小学公益项目，其在履行合同义务中存在重大过错。法院最终判令张某退还王某捐款5.7万余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法官说法：乐于助人、好善乐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本案原告王某热心参与公益活动，积极为山区希望小学捐款，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行为值得肯定。张某接受王某委托，代为收取爱心捐款并负责交给公益活动举办方，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受托人张某理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勤勉、审慎、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绝不能辜负捐赠人的信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第九百二十四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九百二十九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

本案中，张某接受王某的委托，其并未收取相应的报酬，属于无偿的委托，因此，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从查明事实看，张某并未将爱心捐款交给科技公司公益活动收款账户，或者科技公司授权的接收人员处，科技公司从未对接收到王某的爱心捐款进行任何确认，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爱心捐款已转交至科技公司用于公益活动，因此，张某未能按照王某的指示，妥善处理委托事项，也从未报告事项处理结果，在履行合同中存在重大过失，张某理应对王某的损失进行赔偿，故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通讯员 梁睿诗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董振杰
编辑/倪家宁
校对/李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