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施蛰存先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这一印象持续了很久，直到拜读了施蛰存先生的《闲寂日记》（并《昭苏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才改变了我的看法。
《闲寂日记》起于1962年10月1日，止于1965年12月31日。在记述这段日记之前，施蛰存先生在1961年9月摘去“右派”帽子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整理资料，1962年回到教学岗位，在这样比较“闲寂”的时光里就有了这样的《闲寂日记》。
经历了这些波折，施蛰存先生也关心着国家大事。这在《闲寂日记》的1962年中有多处体现，录部分如下：
得荙儿信，谓原定自本月起以高粱粉为主粮，现因前线需要此物养马，故改食玉米粉，较高粱粉略胜一筹，不至大便闭结，此战争之赐也，阅之怃然。（1962.12.28）
在后来的日记中，施蛰存先生多的仍是访老友，借旧籍，录史料，著小文，淘书贴，理家信。但是在这些生活后面，依然对时事抱着热情。
十五周年国庆又有盛大祝典，小学生仍须到校由教师管束，惧其对外宾不礼貌也。（1964.10.1）
今日起集中在红专学院学习毛泽东著作，为期二周，上下午均需到校，遂无读书作文余暇。（1962.12.14）
得知陆小曼去世后，他写到：“卅年前佳人，晚年属冷落也。”（1965.4.15）陆小曼逝世时竟无衣为敛，有人入其室，一榻之外无他物，其贫困如此，亦出意外。（1965.10.7）施蛰存先生扎根上海，所言所记应该不虚。
施蛰存先生对时事的关注，一方面源于社会的变迁，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另一方面，应该和他自身的经历也有极大的关系。在那时，有一定的自由与工作，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新社会怀着无限热爱。
但是，这只是我感兴趣的一点。令人意外的是日记中那许许多多的诗话，一位学者居然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远离时代的诗话，让人刮目相看。
二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衷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花间新集·总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初版，文章作于1987年4月20日）
这些“随时写了些”的“札记”，皆是先生多年的治学体悟，也是他的自得之语，虽然指的是“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词学名词释义·引言》，中华书局1988年6月初版，文章作于1986年2月10日），但是用来指先生的日记中的诗话，也是恰当之语。这些诗话言简意赅，既有结合诗词的分析，也有自我体悟的抒发，更多心灵契合的表白，值得我辈学习与探究。比如:
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石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忧。”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
“二白词”全称为《清梦盦二白词》（五卷），作者沈传桂（1792—1849）字隐之，幼失恃，“禀性颖悟，嗜学不倦”，年二十受知于学使刘文恭公，道光十二年（1832年）本省第十名举人，后两赴礼闱，荐而不售，遂绝进取，闭户著书。好诗，尤工于词，在《清梦盦二白词自序》云:“词之为道，意内言外；选音考律，务在精研。”
“二白”指号白石道人的姜夔与著有《山中白云词》的张炎。《山中白云词》收词约三百首，其词多写个人哀怨，并长于咏物，常以清空之笔，写沦落之悲，颇具时代印记。张炎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在其词论专著《词源》中，张炎以“意趣高远”、“雅正”和“清空”为最高标准。“清空”是他独创的主张，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不过，清代郑文焯言“所贵乎清空者，曰气骨而已”，也就是说，张炎对“清空”的要求，只是属辞疏快、融化典故等。《词源》以姜夔为“清空”的典型作家，而姜夔的风格却不是“清空”二字所能赅括。但是被张炎推崇为“清空”典范的《疏影》、《暗香》，到王国维笔下就是“格调虽高，然无一语到着”（《人间词话》三十八），又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人间词话》四十二），这就有“知人论词”的味道了。施先生认为，“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这确是宏论。
晚阅柳耆卿词，耆卿自来为后世诟病，周柳并称，亦只在八声甘州等羁旅行役之作，若其儿女情词，便为雅人所不道。然柳在当时，实以情词得名。其咏妓女歌人，一往情深，于其生涯身世，极有同情。如迷仙引云：“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叫人见妾朝云暮雨。”少年游云：“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其言妓女多情处，均致慨于男子薄情辜负，此皆为妓人所喜慰。花山吊柳，夫岂以其为浪子行径耶？（1962.12.18）
柳永词在北宋盛极一时，李清照在《词论》中说明了具体的原因：“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可惜，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不满柳词，特别地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将他榜上除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晏殊曾当面指责柳永说：“殊虽作曲子，不曾到綵慵拈伴伊坐”，逼得柳永无法再“诣政府”。（《宋艳》卷五引张舜民《书墁录》）针对柳永词风，苏轼是有意在词坛上独树一帜：“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书》）宋仁宗批判的“风前月下”“浅斟低唱”，晏殊指责的词句，苏轼否定的“七郎风味”，都是柳永擅长“情词”的体现，正因为柳词多为女性张本，故“皆为妓人所喜慰”，“自来为后世诟病”。
但是，苏轼在不满柳词的同时，也称赞了柳词中的三句，也确实是“八声甘州等羁旅行役之作”。“东坡云，世言柳耆乡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赵令畤《侯靖录》卷七）
“周柳并称”中的“周”为周邦彦。郑文焯、叶恭绰辑录《大鹤山人词话附录》云：“周柳词高健处惟在写景，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令人歌笑出地。”“一般人心目中的周邦彦也就和柳永差不多”（罗忼烈《谈李师师》），此两说即是施先生之论的证明。而蔡嵩云所言：“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特清真有时意较含蓄，词较精工耳。……陈焯碧有言，能见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真之神。”（《柯亭词论·周词全自柳出》）则是说明二者的传承关系。
阅乐府雅词，周美成词“向谁行宿”，此作“向谁边宿”。盖以行字太俗，而改之也。然行字训边，今乃得其出处，因作词话一则。（1962.12.19）
“向谁行宿”出自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通行的版本为“向谁行宿”，将“谁行”解释为“谁家，谁那里”。郑文焯校“《雅词》‘行’作‘边’。”施先生以“行字太俗”而改为“边”，并以为“得其出处”，值得商榷。
“行”字的确是俗字，类似于唐传奇、元杂剧中的“姊妹行”、“中表行”等，略近行辈之“行”。此词传为周邦彦躲避道君皇帝赵佶藏匿李师师榻下所作，乃作此词咏其事。贺裳云：“吾极喜其‘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情事如见。至‘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等语，几于魂摇目荡矣。”（《皱水轩词筌·周清真词》）周济说：“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入山谷恶道。”（《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附录》）陈世焜云：“秀艳。情急而语甚婉约，妙绝今古。”（《云韶集》卷四）或许用俗字的“行”才可以表达“词为艳科”的“本色”。周邦彦《绕佛阁》末句为“两眉愁向谁行展”，为何这里又是“谁行”？
《少年游》之本事，据罗忼烈先生考证“北宋只有一个李师师，她大约生于宋仁宗嘉佑七年（一〇六二）。准此推算，她比周邦彦小六岁，比赵佶大二十岁。……周邦彦和赵佶不可能因她而打破醋坛。”（《谈李师师》）另外周词即使被王国维批评，“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等，但是他后来毕竟又写了《清真先生遗事》进行肯定，“两宋之间，一人而已”，誉为“词中老杜”。
阅湘绮楼词选。此公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语，亦奇。（1963.2.11）
施蛰存先生认为王闿运“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语”，此虽为断语，却是实情。比如人们非常熟悉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王闿运认为“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中“了”字应为“与”。他在《湘绮楼评词》中认为：“‘与’旧作‘了’，‘嫁了’是嫁与他人也，故改之。”郭沫若认同王闿运的观点，他说：“下半阕‘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此中‘了’字，王闿运校改为‘与’，至确。二字草书，形极相近。”又言“‘羽扇纶巾’自即诸葛亮。或言指周瑜，那是因为‘与’字误为了‘了’字的原故，使‘多少豪杰’成为了一个‘周郎’。即此也可证明‘了’字必为‘与’字之误。”（《读诗札记四则·大江东去》，郭沫若，原载《文艺报》1982年11期）正因为这种观点，使得后人颇多怀疑“了”字的准确性。也使得某些人以为按照《念奴娇》词谱的规定“了”字应该在下句，引发人们的诸多怀疑。
阅沈祖棻涉江词选三十三首，设色抒情俱有造诣。（1963.10.8）
沈祖棻（1909—1977），字子苾，我国现当代诗词领域研究者，词人，文论家。姚鹓雏先生在《望江南·分咏近代词家》有云“黄花咏，异代更谁偕？十载巴渝望京眼，西风帘卷在天涯，成就易安才。”词后附注曰“祖棻女士，闺褚之秀，虽出寄庵（汪东，即汪旭初）门下，而短章神韵，直欲胜蓝。”“易安才”、胜“寄庵”充分肯定其才。同时，汪东先生在《涉江词序》也肯定了沈祖棻女士的成就。“余惟祖棻所为，十馀年来，亦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沈咽而多风。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载《涉江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寄庵先生之评，知人论世，剖析精微，实堪定论。毫无疑问，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作者取“涉江”为集名，寓意具在。
在词论方面，日记中还有一些，都是施蛰存先生博览群书后的自得之语。
阅复堂词话，谓秀水女士钱餐霞撰雨花庵诗余卷末附词话，亦疏朗诣，检小檀栾室刊本雨花庵词，乃不见词话，盖以删去。徐乃昌此刻诣女士词集，凡序跋题词，俱皆刊落，亦殊孟浪。复堂论词，宗南唐北宋，自足以针浙派之失。然北宋词家，体制略备，子野、耆卿、东坡、清真，莫非南宋所自出。言北宋词，亦当有去取耳。复堂盛称陈卧子、沈丰垣。明清之际，卧子自属大家，人无闲言；沈丰垣则知之者少。兰思词复堂亦未见，殆已佚矣。予曾辑录数十阕，得复堂一言，自喜眼力未衰。（1962.12.12）
阅陈家庆碧香阁词选录十九阕，皆可继柜宋贤。（1963.10.7）
三
除了以上的词话，施先生也记录了许多的诗论。这些古今诗人诗作，影响后学，启迪后学，施先生从自我的感受，广阔的视野进行言说。
阅鹓公手稿。诗曰恬养簃诗，分搬姜集，西南行卷，山雨集，梅边集，皆解放以前作，老学集为解放后作，五十年间，诗凡一千余首。早年所作皆宋诗，颇受散原影响，抗战后诸作，皆元人之嗣唐者矣。词一卷曰《苍雪词》，凡一百数十阕，多晚年所作，忆南社集有其早年词，似均未存稿，可补录也。（1963.2.25）
阅鹓公词，风格在东坡遗山间。（1963.2.27）
其松江乡贤、前辈诗家姚鹓雏老先生，遗稿十六本。施先生得之，便把编定工作视为己责。但是这时候的施先生送审中华书局的《水经注碑录》被退回，然而他还是着手了这项工作。“鹓公诗尚不亟谋刊行，零落堪虞，此固后辈之责也，余当力为图之。”(1963.2.24)这种不遗余力，尽乡里之谊、后学之责的心迹，诚可为之赞叹！
范伯群对姚鹓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姚鹓雏写社会小说是继承了吴敬梓、李伯元、吴趼人的衣钵，他也用讽刺或谴责手法，但他还有自己发展的新路径，他的社会小说在讽刺、谴责之余有着鲜明的‘亮色’。吴敬梓善于讽刺儒林，而姚鹓雏则善于写知识分子中的光辉形象和光辉事迹，写出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柳亚子评价是：“说部才无敌，文章鬼亦愁。”郑逸梅也评价道：“他的文笔，宗法林畏庐，我认为姚鹓雏的风华轶宕，蓄韵幽妙，有出蓝之誉。”
读刘禹锡诗。此公风土歌诗甚俊，在唐人中亦可谓自辟蹊径者。（1963.2.28）
“风土歌诗”指刘禹锡以逐臣身份贬官朗州之后以巴渝竹枝之曲为主的民间诗歌。在《竹枝词九首（并引）》中，刘言：“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为《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此说作诗之目的，成就虽不敢言，却与《九歌》相比，是有意追攀屈原，在《刘氏集略说》更是明确的表达了这种认识。“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此中可见刘禹锡对创作的“风土歌诗”亦甚为自负。
白居易称刘为“诗豪”，因“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这应该包括施先生所言“风土歌诗”。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刘禹锡《竹枝词二首》中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此诗“起兴于杨柳、江水，而借景于东日西雨，隐然见唱歌、闻歌，无非情之所流注也”（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可谓“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方南堂《辍锻路》）。以这些古人之言来看，施先生之论甚有见地。
阅袁海叟诗。世称海叟规抚工部，然气度甚局促，题材殊不广耳。（1963.3.9）
袁海叟即明人袁凯，海叟乃其自号。“抚”当为“模”，“规抚”应为“规模”，“规模”有模仿、取法之意。（施蛰存《闲寂日记》《昭苏日记》疑误辩正，杨长富，《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日记谓世人称道袁海叟写诗取法杜工部。袁海叟，有全集《海叟集》和选集《在野集》传世。传本甚稀，诗共四百余首。袁为明初一大家也。《袁海叟诗集序》（《观自得斋丛书》清人徐士恺光绪癸巳秋仲刻本，李梦阳撰）一文中亦说：“叟师法子美”。程孟阳谓：“自宋元以来，学杜未有如叟之自然”。此说则证施先生“规模工部”之论。
何仲默《大复集》推袁海叟为“明初第一”。朱彝尊《明诗综》曰：“海叟纯以清空之调行之，洵不易得，然合诸体观之，则不及季迪伯温尚远，何仲默推为国初之冠，非笃论也。”陈田《明诗纪事》云：“海叟诗骨格老苍，摹拟古人无不逼肖，亦当时一作家，何大复标为明初诗人之冠，过为溢美，宜诸公之不取也。”清人闵萃祥在《重校刊袁海叟诗集》（《观自得斋丛书·袁海叟诗集闵序》）一文中说：“吾郡诗人袁海叟当明之初，与高青邱（高启）齐名，顾五百年来，青邱集脍炙人口，而海叟之诗，几乎若广陵散，此其间若有幸不幸。”“海叟诗为明初诸人之冠，亦既表箸于一时，而迄于今惟明诗综松风余韵寥寥数首，仅见一斑将谓全豹之不见。”这种情况的出现，大约与施先生所言“气度甚局促，题材殊不广”有关。
阅唐人诗皆不甚用事，虽较平庸，却自然。宋人诗文采工力较唐人为深，终非诗人之诗。（1963.3.11）
元明之后，人们学习诗法，从大体上讲，不是宗唐，就是宗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唐宋诗歌之品评，历来是难事且纷争不已。比较客观的是钱锺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说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主要是从内容的角度论述的。学者缪越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里是内容技巧皆有论说。但施先生独谈“用事”，独有见地。
另有一些诗论，涉及诸多名家，足见施先生诗词研究的高深学养。
曾铭竹寄还宋诗精华录。因取钱默存选本比较之，似石遗老人所选为胜，然石遗此选犹取圆熟一路，未尽宋诗面目也。（1963.2.9）
阅韩昌黎诗，奇崛处转觉山谷之费力。东坡亦甚得力于退之，然东坡非使事不能成篇，退之不甚使事。（1963.3.8）
阅近代诗抄，所选殊不精，又多涉其乡人，故所收闽人之作独多，未为公允。（1963.10.18）
樊山评沈观斋诗谓昌黎句法出自康乐，因检诸家评韩诗，则此说发于何义门。复取谢康乐诗尽读之，殊不见其为昌黎祖祢论字法句法，昌黎实过于康乐，且昌黎诗中间，数鲍谢之语亦不甚尊谢，恐亦不以为可师也。（1964.9.18）
四
诗词本为一家，皆讲平仄、韵调、粘对等。许多大家多是打通诗与词之体式，使之情志、韵味相通。但是二者毕竟有些区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以“境阔”见长，词以“言长”取胜。相对说来，诗显词隐，诗直词婉，诗正词雅，诗质言而词多比兴；诗常明快畅达而词尤重含蓄蕴藉。施先生在论温庭筠时就谈了这个问题。
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词牌）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改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此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11.22）
对于温词的评价，有两个极端的现象。有人异常贬低温词，《栩庄漫记》的作者李冰若就说温飞卿词“浪费丽字”，“扞格晦涩”。常州词派却非常尊崇温词，说其十四首《菩萨蛮》是“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张惠言《词选》）张惠言还说“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即温词有屈骚一类的喻托。王国维认为温词仅是精丽而已，没有张惠言所谓的托喻。施先生也“不信飞卿词有此比兴”，可谓为前代多数学人共识。
诗词中注重比兴，也需用意象，但同时诗词中传达出的张力主要是用赋的方法，所谓“赋”者，就是铺陈。如传为元大都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前三句之间的矛盾意象，加上“夕阳西下”的场景，才能出现“断肠人在天涯”的情感极致。其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与“小桥”“流水”“人家”这九种意象的组合就是施先生所说的“赋”。温词中正有许多意象组成的“赋”，施先生之论“赋亦有命意”，诚哉，斯言！
五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施先生就对日记文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自己编译的《域外文人日记钞》（上海天马书店一九三四年十月初版）的“序言”中写道：“日记的体裁约有两种：一是排日记事的，一是随笔似的。但是排日记事的当然是日记的正体。”针对日记这种文学样式，施先生从美文（Belle Lettres）的角度和高度来看的，“从文学的艺术价值这方面来看，美文与诗是应得有它们的崇高的地位了。”“日记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但是，施先生毕竟认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最最个人的文学作品”，“凭着这种习惯，人们每天写着他的日记。在晚上，临睡之前，随意的写几句，把一日来的行事思想大略地作一个记录，因为并不是预备给别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饰，辞句不必连贯，而思想也毋容虚伪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