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步上文坛。90年代至本世纪初,他先以中篇小说《玉米》《青衣》,还有短篇《祖宗》《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接连推出长篇力作《平原》《推拿》,受到文坛内外关注。今天分享几篇关于他的文章,感受他的人文风采。
作家档案
毕飞宇,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中国当代作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发表了《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小说。1998年2月,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11年3月,以长篇小说《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8月,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3年10月,出版首部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12月,获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5年1月,推出《毕飞宇文集》九卷本。
几次印象深刻的写作
文/毕飞宇
/ 一、《玉秀》/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则,在我的写作时间,任何人进来都要先敲门,包括我的太太。就在我写《玉秀》的时候,她忘了。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下午,那些日子我的写作特别的好——在我写作特别好的时候,我不太饿,因此吃得就少(吃得少,人还容易胖,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太太就很辛苦,有时候,一顿饭她要为我热好几次,四五次都是有的。就在那个下午,她为我送来了一杯牛奶。也许是为了怕打搅我,她轻手轻脚的,我一点点都没有听到她的动静。
《玉米》三部曲”指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
我在写,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电脑,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我觉得身边有东西在蠕动,就在我的左侧。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是一只手,还是活的,正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出于本能,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也是我的动作太猛、太快,我的太太没有料到这一出,她吓着了,尖叫一声,瘫在了地板上。杯子也被打碎了,地板上白花花的全是牛奶。
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作家,这个家往往会很平静。但是,这是假象。他的写作冷不丁地会使一个家面目全非。法国人说,“最难的职业是作家的太太”,此言极是。这是写作最可恨的地方之一。
/ 二、《地球上的王家庄》/
在闲聊的时候,大部分批评家朋友都愿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最好的短篇,不是之一,就是最好的。他们说,这东西有点“神”。我不置可否。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当事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让我就《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几句“感言”,反正就是创作谈一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写了什么?我也都记得。可是,有一件事是可笑的——我的哪个作品在哪里写的,哪间屋子,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我都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为此我做过专门的努力,想啊,想,每一次都失败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个短篇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呢——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我关注的,它的语言风格是我一贯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肯定是拙作。可是,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关于它的写作细节,我怎么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呢?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写的,我却拿不出一点证据。他是私生子——我喝醉了,和一个姑娘发生了一夜情,她怀上了,生下来了。后来那个姑娘带着孩子来认爹,我死不认账。再后来,法院依据医院的亲子鉴定判定了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认了,必须的。从此,我对这个孩子就有了特别的愧疚,还有很特别的那种爱。越看越觉得是别人的,越看越觉得是亲生的——我就是想不起他生母的身体。唉。
写作要面对戏剧性,没想到写作自身也有它的戏剧性。好玩得很哪。
/ 三、《青衣》/
《青衣》我写了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许多媒体的朋友总喜欢把我说成特别认真的小说家,几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我不反对。人家夸我,我反对做什么,我又没毛病。
1999年的年底,我开始写《青衣》,快竣工的时候,春节来了。我只能离开我的电脑,回老家兴化过年。走之前我把返回的车票买好了,是大年初五。老实说,我一天也不想离开我的《青衣》。等春节一过,我在大年初五的晚上就可以坐在我的电脑前面了。一切都很好。
就在大年初五的上午,我的小学、中学的老同学知道我回兴化了,他们约我喝酒。我说,这一次不行了,我的票都买好了,下次吧。我的一位老板朋友大手一挥,“票买好了要什么紧,撕了,回头我让我的司机送!”
喝到下午,我对老板说,我该回南京了,叫你的司机来吧。我的老板朋友笑了,说:“你还真以为我会送你?你起码再留两天,过年嘛,我们再喝两天!”
这个结局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很光火。我把筷子拍在桌面上,说:“你搞什么搞!”站起来就走。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对我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有一点你们是不了解的,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赶上他的好节奏,让他离开作品是很别扭的,他的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被打断的,比方说,做爱。
写作不是做爱,不可能是。可是,在某个特别的阶段,其实也差不了太多——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我的朋友,我当初对你那样,完全是因为那个青衣。她是你“嫂子”,你“嫂子”要我回去,我又能怎么办呢?
/ 四、还是《青衣》/
2005年,我遇见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他告诉我,他喜欢《青衣》。我的自我感觉很好。从外形上看,他不该是文学的爱好者,事实上,他坐过十二年的牢。连这样坐过十二年牢的、五大三粗的人都喜欢《青衣》,我没有理由不乐观,为自己,也为中国的当代文学。
2006年,我有机会去江苏的几家监狱访问。在苏州监狱访问期间,我知道了,监狱里的监管极其严格,但是,他们有机会读书,尤其是当代的文学杂志。一位“前书记”说,在监狱里三年了,他读的小说比他前面的五十多年都要多。“前书记”亲切地告诉我们:“很高兴。我对你们很了解咧!”
写下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的监狱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特此感谢,特此祝贺。
/ 五、《推拿》/
因为写了《推拿》,我在盲人朋友那里多了一些人缘。他们有重要的事情时常会想起我。
就在去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盲人朋友打来的。他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是盲人,他的新娘子也是盲人,全盲。
我很荣幸地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在交换信物的这个环节,新郎拿出了一只钻戒。新郎给新娘戴上钻戒的时候用非常文学化的语言介绍了钻石,比方说,它的闪亮,它的剔透,它的纯洁,它的坚硬。我站在他们的身边,十分希望新娘能感受到这些词,闪亮,还有剔透。她配得上这些最美好的词汇。可是,我不知道新娘子能不能懂得,我很着急,也不方便问。
电影、电视剧《推拿》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
在《推拿》当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绘盲人朋友对“美”的渴望与不解。那是一个让我十分伤神的段落。“美”这个东西对视觉的要求太高了,如果我是一个盲人,我想我会被“美”逼疯。说实在的,在证婚的现场,我很快乐,却也有点说不出来路的心酸。我知道这是一种多余的情绪,我很快就赶走了它们。
新娘子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然后向主持人要话筒。新娘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穷”,新娘子说,“我没有钱买珍贵的东西”。新娘子说:“我用我的头发编了一个戒指。”新娘子最后说,“用头发编戒指是很难的,我就告诉我自己,再难我也要把它编好。半年了,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婚礼作准备。”
头发是细的,滑的,用头发去编织一只戒指,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我想不出来。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作准备”。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动人?我想说,是一个女孩子“作准备”。它深邃、神秘,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内心纵深。我想说,女性的出发没什么,“准备出发”是迷人的;女人买一只包没什么,“准备”买一只包是迷人的;女性做爱没什么,“准备”做爱是迷人的。生活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作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看文化或文明是个什么东西,文化或文明就是准备生、准备死。有人问我,什么是专制,我说,所谓专制,就是千千万万的人为一个人的死作准备。准备的方向不同,文明的方向也就不同。古希腊的文明是“准备生”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是“准备死”的文明。
一个女孩子在为她的婚礼“作准备”,男人很少这样。男人的准备大概只有两个内容,一,花多少钱;二,请什么人。这其实不是“作准备”。“作准备”往往不是闪亮的,剔透的,很难量化。相反,它暧昧,含混,没有绝对的把握,它是犹豫的。活到四十六岁,我终于知道了,人生最美好的滋味都在犹豫里头。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