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形象前后差别特别大，刚一出场就是草庐对策，接着白河用水、博望烧屯、舌战群儒、南屏借风，想啥是啥简直神一样的存在。到了白帝托孤后，按理说他的舞台更大了，可是要六出祁山时，神机妙算好像都不重要了，他最关心的永远是粮草这个笨重而现实的问题。于是我就想起了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那句名言：笨蛋，重要的是经济！

说起六出祁山，就得说一下甘肃的天水，不但因为诸葛亮在这个地方收服了姜维，更因为平定天水、南安等军事要冲，是他能屡次从蜀中规取中原而来去自如的关键。 

而在最近这一轮疫情面前，天水这个要冲压力有点大。 

这一轮疫情最早是从西安发现，后来蔓延到了宁夏、甘肃多地。10月20日，带团到天水麦积山的导游吴某被测出核酸阳性，由此天水成为了本轮疫情的焦点地区之一。天水官方比较被诟病的是发现确诊病例后，当地组织了天水卫生学校2020级护理专业400多名学生到核酸采样点开展志愿服务。而随后几天当地通告，多名15岁到18岁的青少年确诊。当地一开始未公布这些青少年的身份，但眼尖的媒体很快发现，这些感染者正是天水卫校的学生。 

这些学生虽然学的是护理，但刚入学一年，在当地疫情突发的混乱状态下就被派往防疫一线，不难推想他们受到的专业培训和保护都不够，所以才会发生多人被感染的事情。于是当地本来指望的抗疫力量，成了防疫的对象。一方面是本地病例增加，一方面又要对卫校进行消杀防控。忙乱与尴尬之下，天水市卫健委主任、疾控中心主任双双被免，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11月3日赴天水调研的一番讲话，更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这里。 

和天水一起被置于舆论审视之下的，还有江西的铅山县。这个县10月30日发现核酸阳性人员后为了让人们减少外出，紧急宣布把全县的红绿灯全部调成红灯。这样的“奇葩”防疫措施，被人拿来和上海迪士尼的“烟花检测”对比。精准高效不瞒报，当然是防疫政策应该追求的效果。但很多人也坦言，上海的高效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学得来的。“奇葩”防疫措施背后，或许也还有着基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深层原因。 

从2019年底疫情爆发到现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旅游等产业的承受能力，可能都到了一个节点。在家宅了近两年的人们有点憋不住了，出去玩的冲动在今年的国庆节出现了一次集体迸发。在境外还出不去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在国内撒欢，这就使国内疫情防控产生了一组基本矛盾：人口在全国范围无差别的流动，与不同地方政府防控能力天壤之别之间的矛盾。 

我简单地查了一组数据，甘肃省和上海市的总人口数基本相同，都在2400万左右，但是根据两地公布的今年一般公共预算，甘肃全省卫生健康预算只有24亿，而上海的预算支出为235亿。也就是说，上海花在卫生健康上的人均政府投入，大约是甘肃省的九到十倍。而地广人稀的人口布局，更降低了甘肃布防的效率。 

天水、铅山等小城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小地方承担了大压力。突然出现的疫情，一定会给本来投入就不足的公众卫生防护体系带来冲击。地方干部在压力之下，再加上决策过程的随意性，于是全城调红灯、派卫校学生上一线，以及严重影响群众基本生活的管制等“野路子”的应急措施就出现了。 

无论什么原因，错误的防疫举措终究是错误的，都应该被叫停和反思。但如果想要取得治本之效，我们应该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疫情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它照见了很多在太平无事时被遮蔽的问题。上海与天水、铅山的对比，其实反映出的是我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基层及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在疫情之下的表现。坦白地说，如果疫情持久战继续下去，这种“奇葩”政策可能隔三差五还会出现。 

有人把疫情比喻成一场战争，不管恰不恰当，疫情防控本质上拼的确实是资源投入和调动能力，这一点和战争确有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投入。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或许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改善。但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应该成为接下来改革的目标。能通过疫情这次大考，并在考验中完善自身制度的国家，将赢得未来。好在我们的体制拥有强大的修复能力，湖北、湖南等省市派出的53名流调专家，白银、定西等省内兄弟市抽调的1808名专业人员已抵达天水开展工作。你要问我那根本性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我想新型城镇化、共同富裕这些宏大擘划，将给我们答案。

 文/北京青年报评论员 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