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高峰如何用当代年轻人的豪迈和当代人的目光注视？导演作为厨师，如何在拿到作品后找到适合“食材”的方法？10月17日，第八届乌镇戏剧节首场“小镇对话”如约登场，话题按照惯例依然是关于开幕大戏、艺术总监孟京辉的《红与黑》。

在主持人史航看来，“被改编、被惊动、被幻想的作品才是名著，改编是让火山爆发的过程。”而对于这些年一直探寻西方文学脉络的孟京辉而言，这一次在舞台上为司汤达的传世经典营造了一种爱的紧张感和极致冲击力。关于改编，他和演员出身、同为导演的陈明昊回答了史航以及现场观众的提问。

问：法国文学高峰迭起，为什么选择《红与黑》？

答：为什么不是《红与黑》！

在孟京辉看来，“首先是《红与黑》的名字好听，这个名字一听说的就不是家庭琐事，不是柴米油盐的那点糟烂事，就如同当一个人说‘空与实’、‘夜与昼’一样，说的肯定就不是那点小事儿。”

从《茶馆》开始便一直与孟京辉合作的德国戏剧构作家塞巴斯蒂安·凯撒一开始也问孟京辉，究竟什么是红？什么是黑？孟京辉说：“记得我们上大学时，西方文化突然进入中国，于连这个名字就开始被人周知，钱拉·菲利普演的电影对我们影响很大。当时法国很流行女仆小说，但《红与黑》不同，这部作品关于政治又超越政治，关于你我又超越你我。所以为什么是《红与黑》的答案肯定是：为什么不是《红与黑》？”

问：改编需要规规矩矩吗？

答：戏剧从来就不需要老老实实

《红与黑》的舞台上，压迫感和侵略性很强，戏剧演出从来就不需要老老实实和正襟危坐，而改编从来也不需要规规矩矩和亦步亦趋。

在孟京辉看来，“评论家说，于连是个野心家，是通过女人达到目的的人。但我却读出一些人物之外的东西，其实很复杂，不仅没那么简单，甚至深不可测。”在陈明昊看来，《红与黑》呈现的是孟京辉初读这部作品的感受。而史航也表示，《红与黑》不是孟京辉中年之后的事业决策，而是青年时代对爱又信任又怀疑的状态。

事实上，孟京辉认为司汤达那个时代有很多文学大师，有雨果、歌德、尼采、左拉，那个时代，人的心态也是波澜起伏的。除了情感，舞台呈现肯定要是多维度的，是顺畅的还是梗阻的，还是被刀锋割后的快感，要很清晰地传递出来。“《红与黑》对我来说是比较忠于原著的一次，没有像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那样让契诃夫出现，这一次我没有让易卜生来帮忙。”

问：学院派还是方法派？

答：戏剧是进行时

对于法国作家的作品，此前孟京辉排过《阳台》《等待戈多》，“法国文学源源不断给我带来营养和震撼，对我来说有着挥之不去的情愫，之后我还想做《约翰·克里斯朵夫》。”

在他看来，关于改编，戏剧学院有一套成熟的创作方法。“改编就像了解烹饪方法的厨师寻找适合食材的方法，然后再把演员送入文本。于连这个人物，我想表达一个人必须成长，像动物那样，像植物那样，成长带来自由和骄傲，以及面对世界的勇气。乌镇戏剧节最有利的是，我可以提前进入剧院‘折腾’，而剧院是一个隧道，我们是在隧道中慢慢烹饪。在乌镇，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奇迹瞬间，毕竟戏剧是进行时。《红与黑》在乌镇有一天合成完，舞台上正在清理，我把演员叫到观众席，之后在观众席的那段表演在正式演出时就发生了。”

而史航也表示，经典文学就是要以戏剧的形式来改编，否则它可能就是那本被借回来但从来也没有被翻阅过的书。

问：《茶馆》的改编是拿了一只北京的鸭子却没做成北京烤鸭？

答：没有危险的创作属于没有才华的导演

在孟京辉看来，”外国人理解的中国就是红灯笼和旗袍，曼妙，但这种想像不具备东方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是需要一种精神状态的。改编《茶馆》是从中国的传统出发，但是西方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强调文以载道，比如《聊斋》，从茶馆中也能够看到《聊斋》。就好比没有正宗的莎士比亚，更没有正宗的北京烤鸭，文学改编有几层？如果学养够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二层甚至第三层。”

《茶馆》在北京上演时，有观众说“老舍先生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孟京辉回应：“我绝不相信！因为我做过很多次老舍先生的作品，老舍先生亲切地满含泪水地拥抱了我。没有危险的创作属于没有才华的导演。”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郭佳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柴程 刘畅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