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6日发表姚小鸥同志《谁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下称姚文），对甲骨文第一个发现者王懿荣和发现年代1899年提出了质疑。笔者多年研究先贤王懿荣，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揣冒昧，向“姚文”请教。
殷墟甲骨文自从1899年发现以来，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究竟是谁先发现和搜集的？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先生说：“历来都认为是山东福山王懿荣。学术界无异说！”著名甲骨学者王宇信先生说“殷商甲骨文1899年发现……而它的第一个发现者和购藏者王懿荣……理应受到人们尊重与怀念。”甲骨文自从1899年被发现以后，虽然目前没有找到王懿荣早年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但孟定生和王襄当年也没有相关研究的著作。姚文说：“作为甲骨文发现史的亲历者，王襄对甲骨文发现过程回忆的价值，是他人之言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是赞同姚文的意见的。但是，王襄的记并不是甲骨文发现的“最早记录”，而是事后的“回忆”。关于甲骨文发现，早年的记述主要有：
1.1903年（甲骨文文第4年）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说：“龟板己亥（1899）岁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牖里城（地点系古董商诡称）。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
2.1911年春天，罗振玉堂弟罗振常（字子敬）及内弟范兆昌二人在安阳50多天，其著《洹洛访古游记》对其活动“日有记载”，曾记有：“1899年以前，小屯村农民早已发现甲骨，并作为药材‘化龙骨’卖给中药铺。直到1899年，山东福山人王懿荣首先认识了甲骨上刻的乃是古代文字……”这是1908年罗振玉确知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并进一步考证此地为晚商都城，即甲骨文发现11年后，罗、范二人亲历殷墟收甲骨，所记甲骨发现年代及发现者当无大错。
3.王国维在1917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序中也说：“光绪戊戌己亥，洹曲崖岸，为水所（造字：丰刀止山），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这是王国维在甲骨文发现18年后所记，当与海内外传为美谈的甲骨文发现之年和发现者基本一致。
4.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谈卜辞出土历史时说：“（甲骨）这件至可珍贵的文物的发现，完全出于偶然，在其前或已屡有发现而不为人所注意。注意到的是山东潍县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视为奇货，便运到北京。起初亦不甚引人注意，后来为当时显贵福山王懿荣所购买……”这是甲骨文出土30多年后，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如是说。说明甲骨文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在日本也无异说。
5.1933年加拿大牧师明义士在齐鲁大学讲义《甲骨研究》中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到一块有字的龟版，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到有字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王懿荣字）是研究甲骨第一人。”这是甲骨文发现34年之后，自1914年就在安阳坐地收集甲骨、研究甲骨的明义士，以他在小屯村所闻见，特别是“最初发现的甲骨，都经过”潍县范氏之手，因而1914年以前所出甲骨，“范氏知道最详”。明义士“既找到天处”，“又屡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因而在甲骨文出土地证实了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一学界大事，当更有权威性。
上述种种表明，自甲骨文出土后直至1933年，无论是“王懿荣吃药发现甲骨文说”，还是“古董商人第一个送甲骨给王懿荣”说，历来学者们都异口同声——王懿荣是发现和收藏甲骨第一人。
甲骨被从地下挖出来，在1899年前二三十年就已经开始了。但那种“发现”，只知其作为“龙骨”的药用价值，被作为“龙骨”煎服，因而给学术研究造成重大损失，这怎么能谈得上是“发现”呢？何况天津孟定生、王襄二人，还没见到实物，只是道听途说，即“座上讼言所见”，只不过怀疑、推测其是一种“古简”（时1898年），单凭此就把发现甲骨文的时间提早，认为这是“发现或认识”甲骨文，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1925年，王襄为《簠室殷契徵文》作序，曾言：“自光绪己亥（1899年）下迄民国纪元（1912年），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所获……”从本书序所说，也可以看出关于甲骨发现年代，王襄本人也认为是1899年。1933年，甲骨文发现34年之后，王襄仍承认早年学者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等的1899年说，即他在《题所录贞卜文册》中所说的“前清光绪己亥年（1899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此外，1935年，王襄在《题易穞园殷契拓册》中，还和前两次一样，亦说，“翌年秋（1899年），携来求售，名之曰龟版。世知有殷契自此始……”
从上述王襄这三次谈甲骨发现年代的文章，和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1930年）出版到1937年“增订重编”的8年当中，他对甲骨文发现年代和甲骨第一个发现者记述，并没有什么异议，且十分明确：“人世知有殷契自此始”，即“光绪己亥”（1899年）。
据笔者1999年亲采访范维卿曾孙，当时74岁的范信书讲：“1899年夏天，范维卿一行三人去北京送‘龙骨’（请注意是三个人，非单行独买），被药店引荐到王懿荣府上。王见到这批甲骨，分外高兴。正值酷暑，王懿荣兴奋得不顾官体，脱掉上衣，在后院树荫下赤膊挥毫，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农事渐兴人满野，霜寒初重雁横空。还对门房说，以后只要范氏送龟甲骨，不必通报，可直接领进书房进见。这副对联范家视为珍宝，直到‘文革’被红卫兵当做‘四旧’给烧了。”至今，村里老人提起此事还津津乐道。
范维卿一行3人，把甲骨送到王懿荣府上得到高价并赠对联消息传开了。村里贩卖古物的人们，他们都很羡慕，其中范椿青（字寿轩），他也到安阳小屯贩卖了一批“龙骨”。这里要强调的是，虽然二范同是在一年（指1899），送甲骨给王懿荣，其实甲骨文早此前就被王懿荣发现了（明义士语）。当年秋，范椿青他购得甲骨并没有像范维卿从安阳北上进京，而是回到潍县，沿海边北上，误以为天津就是北京，所以见到了王襄、孟广慧二人，此时“龙骨”已被王懿荣收购，给出了二两银子一个字的天价，所以，才有范椿青要一字一两白银，才会被孟王二人“皆困于力”买不起。李学勤先生在《王懿荣集》作序说：“1899年秋，古董商人将成批甲骨卖到天津，售价一字一金，这肯定是已在把数片卖给王懿荣事后了。”
关于“姚文”中王襄1953年给陈梦家的信中说：“其时计字论值，每字一金，吾侪所不能得者，全数携往北京售诸王懿荣，全都得价三千金。”王宇信先生在《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也早有定论：“1899年范估出售甲骨，究竟先售王懿荣，还是先售王襄、孟广慧的呢？《簠室殷契》一文说的含糊不清。从‘孟氏与襄皆寒士，各就力所能得者，收而已。所余之骨板，据云：尽售王廉生（懿荣）。’这段文字看，应是王、孟先于王懿荣购得甲骨。不然，又何谈‘所余’呢？但从下文之‘据云’尽售王懿荣，得价三千金。言之色喜……看，又应是范估先卖给王懿荣。不然，何以得知范估从王懿荣处‘得价三千金’，并因买卖做成在王、孟面前，‘言之色喜’呢？”（1984年《殷都学刊》第四期）也正如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曾引用王襄1957年给他的信，说明1900年到津的潍商是范寿轩，1899年去的则是范维卿。
关于王翁如文章中所说，王襄、孟定生在范椿青送甲骨，王、孟二人所买甲骨也前后矛盾：一说，“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为不负所见，籍资考古而已。”《王襄年谱》中又说，“二十四岁秋，范寿轩来津，携甲骨求售。先父和孟广慧各得若干……”“一二”和“若干”不知是王襄说的是事实，还是他的后裔随意编造呢？显然，他们后人将20多岁的不知甲骨为何物的王、孟，错改于50多岁之时。
关于“姚文”说王襄去世后，郭沫若为其题墓碑云云。据胡厚宣先生在《再论甲骨文发现》说：“郭王二人如何得识？实际上乃是天津市文史馆通过领导请我办理，郭老还书写多幅，让我挑选……”
关于孟广慧最早研究甲骨文，单凭“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抚过”一句话，是“清点甲骨文还是研究甲骨文”，证据不足。王懿荣收购甲骨，鉴定为“篆籀之间”，不是研究吗？按字按片付银收购，不需“抚过”一番吗？怎么同样“抚过”甲骨文的王懿荣就不是研究了呢？其实，也并不如此。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齐鲁大学讲义《甲骨研究》中说，“有学者王懿荣回家研究颇有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第一人。”一个外国人，他不带任何倾向，他的话特别是“回家研究，颇有所得”，请问这不是研究又是什么？况且，还有资料说，王懿荣曾著破译甲骨文一书。
清末，翰林院编修吴士鉴在《王文敏公遗集》序中说道：“盖自乾隆季年以逮，道咸之际，阙惟阮文达（阮元）、祈文瑞（隽藻）公为众流之归墟焉。同治中兴，右文稽古，海内所宗仰者，为吴县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文恭（同龢），时其时接于吴县、常熟者，实为福山王文敏公也……尤究金石，与陈介祺、张文襄公（之洞）、吴愙斋中丞（大徵）、鲍子年太守（康）公时已名满京都下，鉴别宋元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李学勤先生在《王懿荣集》序中说：“王懿荣实在是最有声望的金石学家。这使他一见有字甲骨，即敏感的把握到其重大价值，也有机会广为收藏。”
不仅如此，甲骨文的重大发现，是震动学界的大事，定会传为美谈，成为家族光荣。王孝禹（王瓘）、方若、王汉辅、罗振玉等甲骨收藏家和学界精英，都曾居住天津并与王襄有过这样那样的交往。特别是罗振玉，自1919年至1928年曾寓居天津，其所著《殷虚书契续编》（1933年），就收有王襄藏骨拓本。设若王襄早于王懿荣收购甲骨文，必然被朋友们引为美谈。罗振玉在此书《序》中谈到使用了王氏甲骨，但没提到王襄1899年较早发现殷墟甲骨文。
关于“姚文”说孟广慧见过王懿荣次子王崇烈事。王崇烈（1870—1919），字汉辅，又字火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同年，援例为直隶候补知州。后经保荐为候补道台，三品，驻天津。他在天津与孟广慧认识有可能，但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穷书生和一个官员能有多大交往？至于“姚文”说经王崇烈介绍孟氏在京见王懿荣云云，似乎言过其实了！因没见诸王氏记载，不足采信。
因此，我们还是认为，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而王襄、孟定生基本与王懿荣同时为甲骨文早年购藏人。
文/吕伟达 吕骏
来源：文物之声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