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引用方法的一种，即作者借用典故来表达思想感情，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14-616页）。用典的目的是加强语言表达的说明力和说服力，收到“达”与“信”的效果；其功能相当于现在文章中的“引证”。用典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运用得当可以使诗文主题突出，语言精练，准确贴切，文雅严肃。但刘勰及后代大多数学者认为用典仅仅指的是引用古代的某些故事或者有来历出处的语词，事实上，所谓“援古以证今”的说法并不全面。陈寅恪先生指出，用典既有“古典”，亦有“今典”，他在《读〈哀江南赋〉》一文中提出，解释一个词或句子需要征引故实时，肯定会出现时代限断的情况。但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引证古典就比较容易，而“今典”则较难。因为所谓“今典”，即作者所处时期发生过的事。因此必须考证求知此事是否发生在作此文之前，只有创作时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才可以引用。而且虽然此事发生在作文之前，但也必须证明作者有闻见这件事的可能。否则即使当时已经发生了此事，但作者如果根本没有可能闻见之并引入其文，也是不能认为是用典的。以上是用“今典”的两大难点（参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9页）。后来他又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自古以来，训诂解释诗歌文章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考证本事，一种是解释词句。往深来说，考证本事就是考证当时的事实——今典，而解释启程句则是考证旧籍故事的出处——古典（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34页）。而用典所起的作用除了上述引证能使作品“达”与“信”之外，诗词文章用典之后，其深刻意义须在一番考证之后方可明了，这使得作品更加委婉含蓄、意境深远。

因此，遇到政治黑暗或者不便表达思想感情的时候，文人们往往以用典来寄托和抒发无法明言的感情。陶渊明生活在黑暗动荡的晋宋易代之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发生巨大变动，他遍尝世间冷暖，对生活的困顿、政治的黑暗、情感的波折、生死的无常等，都有极为深刻的体验。这些生命体验是陶渊明人格魅力的体现，它们构成了陶渊明诗文最为闪光的灵魂，是深度解读其诗文的关键之所在。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些生命体验看出，这位率真、质朴的性情中人是魏晋风度的至洁至高代表。他用睿智的哲学思维和感性的诗人手法，创作出一篇篇黑暗现实与崇高灵魂对比鲜明的诗文，记载下他对现实和生命的深刻理解与敏锐思考。用典则是陶渊明创作这些诗文时十分常见的手法。本文以陶渊明诗——《述酒》为例，重点探析陶诗中的用典情况。

魏晋时期《出行依仗图》（王陵大墓·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魏晋墓壁画画像砖）

晋宋易代之际，处于政治旋涡的士族文人对儒家经学产生疑惑，转而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精神寄托，崇尚自然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佛教也成为诸多文人的灵魂避难所，万事皆空之论盛行。此外，一些不满现实的文人则在看透官场黑暗后选择归隐田园、躬耕自食，并在此过程中探索生命的真谛。陶渊明便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典型，于是不少人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后对政治完全持淡然态度。其实不然，陶渊明运用典故含蓄地表达其政治观念的诗文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他的《述酒》便是一例。其诗曰：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阳（一作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逯钦立注本于题目下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101页）八字，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自杜康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初读这个题注，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实则不然。陶潜在这里用了借典影射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鸩杀司马道子把持朝政，并迫使晋安帝禅位；而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被勒死，一个被闷杀，但宫廷内幕民间无法得知，在民间传说中，这两位末代皇帝都是被毒酒毒死的。故陶渊明用“杜康润色之”影射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用毒酒毒死之事。“述酒”中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为了避免刘宋新朝的追查和迫害，陶渊明不得不写得十分隐晦。于是比兴手法覆盖全诗，现一一分析。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代表火和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氏的先祖出自上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又，宋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云：“司马氏出重黎之后，此言晋室南渡，国虽未末而势之分崩久矣。”（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中华书局，1985，12页）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王导、陶渊明祖父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开头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无怪陶渊明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下面四句中，“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十月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即帝舜，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而一个“固”字，更是表现出陶渊明对司马德文的担忧—虽然他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刘裕的魔掌，他注定要被刘裕杀死。这四句诗紧接前文，交代晋宋易代和司马德文的惨死，进一步点出主题。

义熙十四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又称嘉禾，被古人视作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袁行霈注曰，“此暗指刘裕借符瑞仪谋篡夺”（袁行霈《陶渊明诗》，中华书局，2014，221页），陶潜在这里暗喻刘裕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事情。这四句写陶潜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汤汉注曰：“恭帝禅宋也，裕既建国，晋帝以天下让，而犹不免于弑，此所以流泪中叹，夜耿耿而达曙也。”（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12页）“司晨”指雄鸡报晓，陶渊明在此表达渴望光明之情。

下面四句中“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芊胜”应该做“芈胜”。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袁行霈注，“以楚国之内乱暗喻晋朝内讧，至于具体所指难以确定”（袁行霈《陶渊明诗》）。楚惠王被白公置高府，后来复位，应暗指晋安帝为桓玄挟持至浔阳及次年（404）的 复位。后来桓玄篡晋称楚，刘裕籍彭城为楚人，逯钦立认为，这里是引叶公、白公之典言桓玄篡位和刘裕弑君。陶潜引出这两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与桓玄本是一丘之貉！而“山阳”句，《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谓：“不勤成名曰灵。”汤汉注曰：“古之人主不善终者，有‘灵’，若‘厉’之号。此正指零陵先废而后弑也。曰‘犹不勤’，哀怨之词也。”（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12页）即言晋恭帝死于非命。明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卷三云：“献为山阳公十五年始卒，而零陵王乃以次年进毒不遂，竟加掩杀，不得如献帝之偷馀生矣。裕之视丕，倍忍心矣。”（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更见陶渊明之悲愤。而据《宋书·武帝本纪》载，晋恭帝被害后，刘裕“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此正如赵翼所指出的，刘裕杀害恭帝后，制造了恭帝善终、自己为恭帝举哀的骗局，以期瞒天过海。陶渊明此二句诗，揭露了刘裕杀害恭帝的真相，同时即是揭穿了刘裕假仁慈的骗局，以昭明于天下后世。

沈诸梁像

接下来四句首先引用了卜式的典故。汉朝的卜式是牧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牧羊的道理有些相似，他养的羊全是要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因为担心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篡晋称帝，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司马休之、诸葛长民、刘毅等，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助刘裕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隐喻东晋群臣不尽忠。“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浔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熏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即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四句中，“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他有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三趾”是指三足金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印证“昌明之后有二帝”之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逊位的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而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飞天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皇帝相继被杀、晋朝覆亡的历史事件，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接下来四句写诗人自己忠晋不仕宋的决心。汤汉注：“朱公者，陶也。”近人王瑶注《陶渊明集》：“‘九齿’犹‘久龄’”“‘练九齿’指修久生之术”。（王瑶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隐于陶丘，自号“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闲居避世的决心。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西岭，西山。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不食周粟……诗以峨峨西山内言夷、齐节概。”（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101页）“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渊明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做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仕宋。

范蠡像

最后两句，汤汉注：“西岭当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弑，此但言其藏之固，而寿夭置不必论。无可奈何之辞也。”（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12页）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说，彭殇二句，“为废帝之死再申低徊也。裕即杀帝而君臣之分自在，千古所不能磨灭也。然则帝何尝死哉，是不待以彭殇较论者也。用意至曲至愤”（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彭殇”一语，出自《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在陶渊明的时代，“彭殇”一语最著名之近典出自王羲之《兰亭诗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在王羲之，“彭殇”是指人的寿命之长短，陶渊明借用王羲之“彭殇”之语，则是指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此是喻指，刘裕篡弑违背天理人情，即使自称天命，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宋开篡弑之恶例，将自食遭篡弑之恶果，宋之命数绝不会比晋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之视宋，亦犹宋之视晋。

南朝梁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入宋后，陶渊明拒绝了江州刺史檀道济的劝仕，坚决不与刘宋政权合作。又，所著诗文只书甲子纪年，而绝不书刘宋年号，《宋书》卷九三《陶渊明传》：“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此皆是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奉刘宋政权正朔，亦即不承认其政权具有合法性。故此可见，陶渊明固守做人品节，一方面是因为其风度使然，更重要的还有对故晋深沉的忠爱和对刘宋的强烈不满。陶渊明此诗引用典故、旁征博引、游刃有馀，虽隐蔽晦涩，但每个典故都用得十分贴切，象征得准确而又朦胧。陶渊明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而这首诗也借用典故充分表明其政治态度。以上举例说明陶渊明确实具有高超的用典艺术，而这种用典手法还在陶渊明许多诗文中有所表现，只有把握陶诗的用典艺术，我们才能做到“探河穷源”，从而发皇诗人之心曲，揭橥陶诗之幽微。

作者：康丹芸；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10期“古典文学漫谈”栏目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