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作家)
陈平原先生的新书《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是那种像磁铁一样的书。你若理解为拿起就放不下,也没错。但我的意思是“演说”这一主题以及平原先生笔触旁征博引,穿插游走,像一块磁铁一样,将我从前阅读时关于“演说”的碎片,都一一唤醒、吸附、组合到一起,很有意思。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
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这段文字出自清华学生梁实秋《听梁任公演讲》,十分传神,我头一次看到还是初中,笑不可抑。隐约还记得另有一个细节:梁启超讲到酣畅处,突然大声问台下:“点解?”台下的外省学生瞠目结舌,唯广东籍学生笑而不语——1900年,梁启超曾在家书里自夸“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梁的发妻李蕙仙是直隶固安人,因此任公有此自信,但是听讲者的反应不算太佳,他们甚至传言梁启超戊戌变法时面见光绪,因为官话不行鸡同鸭讲,被光绪派出京去办报云云。
平原先生书中又特别欣赏闻一多的演讲,称为“有诗性亦有危险的演说”(谁没读过《最后一次演讲》呢?),并附录有《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其实闻一多1919年在清华上演说课,曾因为成绩降为中等而自视为“大耻奇辱”,在严寒的冬夜里苦练演说,一遍又一遍,直到冷得受不了。十二天日记中,有九次关于练习演说的记录。后来功力大成,“他的演讲是异常得到青年人拥戴,每次演讲,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张友渔)。从当年的演说课中等生,到后来被费孝通称为“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不知道用了多少心力。
大概演说是传播文明的“利器”,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留过学的学生,总有演说的研习与体验。有名的如胡适,留美时从波士顿到俄亥俄,演说足迹遍及全美,有过跟前总统塔夫脱同台的骄人战绩。因为演讲太多,胡适经常缺课,甚至申请延长一直在领的研究院奖学金,也不获康奈尔大学批准(《胡适口述自传》)。不过没关系,演说也是有报酬的,如果是比赛还有奖金。有私费留学生就靠演说解决了转校的旅费问题。更夸张的是后来当过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洪业,留美时加入过演说公司,在美国巡回演说,好似如今的网红,为此洪业甚至放弃了申请博士学位(《洪业传》)。
《有声的中国》里还特别关注一类重要的演说——志愿者走向街头向民众宣讲大义。但是效果如何,少有记载(有也未必靠得住)。而且能不能练出口才,也得分人。像朱自清在“五四”运动时期便已加入“平民讲演团”,嗣后从教近卅年,上课时仍不免紧张得时时“用手帕揩汗”,一旦说错话,“总不免现出窘迫甚至慌乱的神色”(余冠英)。
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叶圣陶儿子叶至诚当年写的一篇作文《宣传》,写几个学生扮成外省难民,在四川街头宣传抗日,还让同学们当“托儿”,掏钱救济难民。结果市民们将他们当成了骗子,评论说:“他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也不晓得说的啥子。那两个娃娃连小调都唱不来,还要卖唱。唱得人家听都听不懂!”准备好的长篇演说也没机会讲。(《花萼与三叶》)
还有一种演讲,是政治人物的“训话”。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极为有名,“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属于“影响了历史进程”的讲话。但平原先生考据结论,这是一篇“拟演说稿”,参与者有陈布雷、周佛海、汪精卫、张群等,是集思广益之作。
蒋介石本人的演说,很难说精彩。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里回忆:
我们外文系去的基本都是女生(男生都去给美军当翻译了),听他的方言腔国语就忍不住笑。蒋大概习惯了给部下训话,哪见过这样的?就很生气。他问台下:“你们像老师的样子吗?”台下没人搭腔,他又说:“我替你们回答——不像!”又问学生:“你们像学生的样子吗?”然后自己回答:“不像!”——显然是光火了。
这大约是1942年后的事。1936年,南菁中学高一学生汪曾祺到南京军训,在中山陵也听过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的训话,就是将国民党党歌像国文课一样从头至尾讲一遍。每讲一段,就用一个很大的玻璃杯喝一大杯水。下面的学生嘀咕,猜玻璃杯里盛的是参汤,不然训话训不完。
好笑的是,1939年,汪曾祺辗转到昆明考西南联大,国文考题里有一道“语体翻译成文言”,材料就是“蒋委员长之演说辞”。联大档案里不知道有没有当年的考卷,好想看一看这些考生都是怎么答的这题。
2023.5.31
供图/杨早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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