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主演的《股疯》剧照

如果有人问我历届百花奖得主中，最喜欢谁，我会说牛犇老师。这似乎是个非主流且狡黠的答案——拿前辈挡刀，既不得罪认识的一众得奖后辈，还显得有那么点资历——实则非也。

对这个名字的记忆，起于上世纪80年代“阿满系列喜剧电影”。那时我还是个乡野顽童，文化程度委实不高，尚且消化不了他参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对“阿满系列喜剧电影”里都谁演过阿满，亦不求甚解，只因演员表里那四个“牛”字，有趣又好记，就这么记了半辈子。

乡下影院除重要节庆，唯圩市才开，五天一轮的圩市，是我们最快乐的童年时光。乡下人无甚余钱，自然没有零花钱之说，想看需要花钱的电影，只能自想办法。于是乎电影院排水沟钻过，镶玻璃片的高墙翻过，厕所里躲过，没拉严遮光帘的窗爬过。那会儿小孩独往电影院需买半票，成人票则可带一儿童，于是乎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时不时有孩童试图拉着陌生成人衣角混入。

小时候“见”得最多的明星，非五获百花奖眷顾的刘晓庆莫属。百姓家原本只贴伟人、将军和年画的墙上，不知何时多了刘晓庆。家姐的房间也贴上了刘晓庆挂历，过了年份舍不得撕，买了新的贴在一旁，年复一年，刘晓庆满墙。多年后才知，那时刘晓庆凭1987年《芙蓉镇》、1988年《原野》和1989年《春桃》连续三年擒拿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风光无二。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百花奖影后，是潘虹（1994年凭《股疯》获最佳女主角）。大约1996年，心怀明星梦的田同学拉我去给剧组凑人头，美其名曰群演。记得是个大热天，在北三环一个院落，那场戏是傅彪饰演的摄影师和一美女记者围堵采访潘虹饰演的女主角。至于我演的是路人甲还是乙，忘了。

那会儿不少同学都有被拽去当群演的经历，但皆止步于一两回。一来新鲜感不保鲜，二来拍戏是个苦活计。后来多位导演问过我是不是做过演员，我都不好意思把学生时代的群演戏算在内，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首度和百花奖得主面对面对话，是2002年《英雄》时。那时我在娱乐节目做编导，采访张艺谋、章子怡等人。多年后我的影评集《好电影坏电影》出版时，斗胆向章子怡索求新书推荐语，时值她凭《一代宗师》二封百花奖影后，爽快赠言：“文武之道都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三境界，拍戏的和评戏的都需念念不忘，方得众生回响。”章子怡2000年凭借张艺谋执导的《我的父亲母亲》进入大众视野，并首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同样是百花奖史上各以8项次名列前茅的导演，张艺谋和冯小刚是两个截然不一的业界范式。作为一名独立影评人，张艺谋和冯小刚的电影我都批评过，冯小刚的《私人订制》《非诚勿扰2》《非诚勿扰3》和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长城》《满江红》，都曾不吝笔墨诛伐。最近一次见到张艺谋，是在一个民间颁奖礼上，有趣的是，此前该主办方的批评奖曾多次给到张艺谋及其作品，他却能“不计前嫌”前往领取肯定奖项，可见张艺谋之通达。

百花奖全名“大众电影百花奖”，我作为大众那一拨儿的一分子，也曾有不少遗憾。比如1992年凭借《过年》获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赵丽蓉老师，于千禧年去世，再也看不到她的新作。没想到的是，多年后她的小品又在“零零后”中翻红，不愧为大众艺术的典范，让人感慨。

说回来，之所以百花奖得主中我最喜欢牛犇老师，还是在于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那种不论辈分的温厚与谦和。巧的是，在李雪健老师（1991年凭《焦裕禄》获最佳男演员）和已故的朱旭老师（2001年凭《刮痧》获最佳男配角）身上，亦能看到这点。年轻观众可能不知，牛犇老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三次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1983年《牧马人》、1997年《夫唱妻和》和1999年《媳妇你当家》），男演员里获奖数仅次于四次斩获百花奖的葛优（1992年《过年》、1998年《甲方乙方》、2002年《大腕》和2004年《手机》）。

百花奖始于1962年，最初定位“群众奖”，举办两届后一度中断。1980年第三届百花奖归来绽放，开启了中国电影又一黄金时代，也正是给我这个忠实“群众”滋养的40余年。值此第38届百花奖重回北京，望不忘“群众奖”初心，“大众”不会被“流量”取代，演员亦不会被明星取代，属于大众的百花奖，永远在电影的艺术和人生两个维度见真章。 

文/曾念群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