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北京古都学会会长、资深元史学者，王岗自1985年入职便选定元代作为核心研究方向。他常年奔走，在田野间寻访碑刻遗存，也亲手整理了数万张史料卡片，并先后参与了《北京通史》、五卷本《北京城市发展史》等重大地方史丛书的编撰工作，近期又出版了新作《北京城史记·元代卷》。

在北京社科院的一间普通会议室里，今年71岁的王岗端坐在记者对面。他身着一件浅灰色衬衫，气质朴素沉稳，脸上总挂着温和的浅笑，语速不疾不徐，整场交谈肢体动作极少，可只要聊到他研究了40年的元大都，他的语气便会不自觉地舒展开来。40年来，王岗厘清了元大都中轴线、新旧双城格局、城市水系、皇城布局等多项学界争议，也见证了史学研究从手抄笔录到数字化检索的转变。在学科不断细分、通史型学者稀缺的当下，他始终坚持实地考证、贯通文史的治学路径。而这也是他对青年史学研究者的期许。

2007年在房山考察

田野拓碑 勘正史料谬误

1985年，王岗进入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彼时所内“北京通史”项目刚刚启动，金中都、元大都两卷迟迟没有合适的撰稿人。历史所领导征求王岗的研究选题意向，王岗权衡之后，决定选择元代作为终身研究方向。“当时的考虑是金中都存世文献稀少，且只是北方割据政权的都城；而元大都是大一统王朝的全国中心，可挖掘的史料更为丰厚。”这一选择，伴随他走过了40年学术生涯。

王岗主张“实地为先”的治学理念，他说，这个理念的形成和一次下乡支教的田野经历有关。1988年，王岗入职三年后，按照讲师团工作安排，前往房山支教一年。当地老师告诉他，距离学校八里地的一个地方有两块古碑，民间传为金代遗物。课后他便去实地查看，发现倒地的两块石碑分属辽、元两代，并非金代遗存。

他拓印了完整碑文并带回所内核对，意外修正了学界流传多年的一处关键错误：此前中央民族大学陈述先生编撰《全辽文》，依据碑额十字纹样认定辽代已有基督教传入北京，王岗比对后发现，带十字碑额的是元代也里可温教石碑，辽代石碑仅为普通佛教寺庙碑，和基督教并无关联。他第一时间与负责辽代篇章的同事沟通，修改了书稿中这段记载。这件下乡拓碑纠错的小事，也成为王岗数十年治学的真实缩影：纸上文献难免存在疏漏，还需走进田野，掌握一手实物史料，相互补充印证，才能实现历史求真。

数十年间，王岗把历次田野考察得到的碑刻拓片、日常读史摘抄的史料卡片保存在铁皮盒中。20世纪90年代，他接任历史所副所长，日常行政事务逐年增多，却从未中断史料摘抄与实地走访。如今他退休在家，这些泛黄的拓片、手写卡片，在他眼中是比线上数据库更为珍贵的学术财富。

王岗入职之前，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北京地方史研究已经颇具规模。最早北京社科院联合北京电视台推出《北京古今十讲》，分朝代梳理北京历史，同期编撰《北京历史纲要》，之后启动了体量宏大的《北京通史》写作项目。王岗入职后便负责《北京通史》元大都卷的撰写，后陆续出版相关研究著作，近年来他整合自己的研究积累，再完成《北京城史记·元代卷》，系统汇总元大都城市营建、社会生活、中外交流、遗存考证等研究成果。

万宁桥下的镇水兽

万宁桥

理性看待治学工具 数字化检索存在短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研究没有线上古籍数据库，所有史料只能依靠人工手抄，王岗也积攒了大量分类史料卡片。对于现在普遍应用的数字化检索，他表现得十分审慎且保有清醒的辩证态度。

王岗说：“我初做研究时没有什么检索主题词，读书时但凡遇到有价值的文字就会抄下来，这样的好处是，能够通过通读古籍消化史料，搭建起完整、连贯的历史知识体系。如今数字化普及，年轻学者多依靠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线上古籍库，单字检索就能快速调取海量史料，能够补充早年手工卡片遗漏的文献，大幅提升搜集效率。但数字化检索存在无法弥补的短板。”

王岗认为，检索系统必须依靠预设关键词，若研究者没有完整通读古籍的积累，没有相关史料储备，则不易想到对应的检索词，很容易陷入“无关键词就查不到史料”的处境。

王岗还明确提到，低质量数字化古籍存在错字多、正文与注释混淆、校勘疏漏等问题，仅靠检索还容易出现误引、误用史料的情况。“古人依靠通读、背诵搭建的系统性知识储备，价值并不逊色于现代电子检索工具。”

王岗也曾想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手写卡片录入数字检索库，但细想又感到落地难度极大。“卡片上的分类逻辑、随手批注，全来自我数十年阅读形成的个人学术理解，不存在统一标准化的主题词。所以普通检索系统无法读懂卡片背后串联的史料脉络，只有具备扎实古籍阅读基础的研究者，才能挖掘卡片隐藏的学术价值。”

治学工具持续更新，但史学研究求实求真的底层逻辑未变。当下细分领域专家越来越多，能够贯通古今、理清完整通史脉络的大家几乎绝迹。对此，王岗提出团队协作是当代重大史学课题的最优解法，多人合作可以弥补单一学者的知识局限。“以元明清北京史研究为例，我主攻元代，同事李宝臣做明代、吴建雍做清代，我们三人分工配合梳理三朝北京城的发展脉络。”

王岗与两位共事多年的老学者交往颇深，各有治学长处。他说：“吴建雍治学严谨细致；李宝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看待历史问题具备独特的思辨视角。”

北京史一直是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重点，《北京城市发展史》是其中的一项重头项目，但其编撰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王岗回忆，2000年，历史所召开年度课题规划会议，敲定新世纪核心研究项目。会上，时任所长吴建雍、副所长尹钧科就丛书体量产生了分歧。尹钧科提出编撰十卷本《北京城市发展史》，吴建雍则认为三卷本的体量足以完成城市史的梳理，王岗折中提议二人分别立项，各自独立推进书稿撰写。

后续在项目申报阶段又接连出现变动，吴建雍和尹钧科因为各自原因转而同样定为五卷本。王岗受吴建雍之邀，参与其主持的五卷本写作。初稿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后续清华大学出版社重新选编修订，删去先秦至金代首卷、民国末卷，仅保留元明清三册，补充大事记、修正大量史料后重新出版。

对于两套五卷本《北京城市发展史》，王岗评价，两套著作研究体系差异显著：吴建雍版本按照历史时序编排，顺朝代梳理北京城市发展；尹钧科版本则以城市建制、专题划分篇目。二者研究侧重点完全不同，这也使两套书成为北京城市史研究互补的重要文献。

元代遗存白塔寺

长久以来 大家可能普遍低估了元朝的历史分量

谈起做了大半生的元史研究，王岗言语间满是感慨，也道出了不少以往被大众忽略、低估的元代价值。

“这么多年研究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元朝是真正大一统的王朝，长久以来大家可能普遍低估了元朝的历史分量。首先说，大多数朝代的国号来自君王封地、出身，唯独元朝的国号取自《周易》‘大哉乾元’，本身就带有开创性；另外，这个朝代最特别的一点，是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糅合在了一起，由此催生了不少领先世界的成就。”

对于元朝大一统王朝的实力，王岗举了不少实例：“先说历法，郭守敬编的《授时历》，测算精度放在当时全球都是顶尖；再看漕运和海运，元朝初年从江南运粮到大都，走完需要整整一年，全年运量最多三十万石，可仅仅十几年海运就成熟了，十几天就能运二三百万石，这个规模和效率，放在中外古代史上都少见。而且元大都包容度极高，五大宗教在这里并行发展，朝廷还给僧、道、也里可温教徒免除徭役，这种多元宗教共存的都城氛围，历朝历代都很难见到。”

说到元大都独特的城市格局，王岗说：“忽必烈在金中都东北郊营建元大都新城后，并未下令拆毁金中都城墙，仅将其部分废弃区域的建材用于新城营建。金中都旧城并未被完全废弃，逐渐形成‘一城两区’的双城格局并延续至元末：普通百姓、工匠多居于旧城，达官贵人的别业、各类寺庙也大量分布于此，新旧两城商贸往来、人员流动十分频繁。据《析津志》记载，元末元大都新城设50坊，金中都旧城保留金代遗留的62坊建制。明代徐达北伐后将元大都北城墙南缩，嘉靖年间加筑北京外城，金中都旧城逐步融入城市郊野体系，延续近百年的新旧双城格局才彻底消解。”

“元朝还有一个特殊制度——两都巡幸。大都和上都具有同等的地位，每年开春皇帝就去上都避暑，秋天再回大都过冬。上都长年驻扎有重兵，是蒙古草原的统治根基，元成宗、元英宗两次皇位更迭，全靠上都驻军稳住局势。元朝灭亡后上都彻底荒废，而元大都经过明清两代的不断修缮改造，一直延续成今天的北京城。”

针对学界吵了多年的各类争议，王岗也借新作亮出自己实地考证后的明确观点：“很多人说元大都有两条中轴线，说旧鼓楼大街是第二条，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元代中轴线和后来明清北京中轴线是完全重合的。万宁寺旁边的中心阁不在中轴线上，往东偏了十五步，不少考古报告把它归进中轴线，那是明显的偏差。元代钟鼓楼本来就在中轴线核心位置，明朝定都南京的时候，为了消解前朝正统，直接将元大都的钟鼓楼和皇宫拆除了；后来朱棣迁都北京，才在原址上重新建起现在的钟鼓楼。”

“皇城部分也有不少细节误区。”王岗接着说：“元代皇城的大体区位被明代沿用，但其内的宫殿布局完全变了样。元朝是以太液池为中心环湖建了四组宫殿，东岸是皇帝理政的大明殿、皇后住的延春阁，西岸有太子的东宫、太后居住的兴盛宫，宫殿和园林融在一起，很贴合蒙古人环湖聚居的习惯。到了明代，所有宫殿整体挪到太液池东边，也就是如今的紫禁城块区，太子、太后居所全部收进宫城，太液池西岸单独划为皇家园林。而且元朝没有严格的外朝、内廷分界，皇帝议事出行，大臣可以跟着去往各处宫殿；明朝规矩变得更加严格，前朝办公、后宫只供皇室宫人活动，界限分得清清楚楚。”

元朝的水系分布，王岗也专门梳理过，“元大都有两条完全分开、互不连通的水系，都是从西直门两处水门进城。一条是郭守敬引白浮泉水修的高粱河水系，管全城百姓用水和漕运；另一条是玉泉山引水的金水河，专供皇家宫廷使用。明初北京不再是都城，金水河慢慢荒废，两条水道最后合并成了一条。”

元大都平面示意图《北京城史记·元代卷》

元代遗存 见证城市历史变迁

除此之外，王岗还纠正了现有史料地图里的一处疏漏：“现在通行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把金中都承载‘仁义礼智’理念的四座城门标成侧门，我翻遍了原始史料、做了大量考证后，能确定仁、义、礼、智四门才是金中都的四面正门。我目前正在写专门的考证文章，想把完整史料梳理清楚，以修正地图集的标注问题。”

在城市管理模式上，元大都的改变也是突破性的。“金中都还是汉唐传下来的封闭坊市，坊墙、坊门把街巷隔开，商铺民居全关在坊里，傍晚一关坊门，城里的生意就停歇了。到了元朝时，他们直接把坊墙拆除，只留坊名和简易小门，胡同、四合院临街而建，商铺沿街开门，这是古代少见的开放式都城。”王岗说：“蒙古统治者拆城墙、废坊墙，也有统治层面的考量，没有墙体阻隔，骑兵能快速管控全城，避免百姓依托坊墙起事。我们现在常说的‘胡同’，也是从元代正式成型的城市空间概念。”

依托大一统疆域，元大都更是当年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方核心枢纽，东西方往来络绎不绝。“往来人群主要分为两类，商人和传教士。先说商人，马可·波罗只是无数来华商旅中的一个，翻看他的游记就能看出来，他通篇都在记各地物产、物价，很少写名胜古迹，本质就是商人的贸易记录。有些西方学者用书里没写长城，质疑他根本没来过中国，这个论断并不客观，其实就是忽略了商人独特的观察视角。当年大批中亚、欧洲商人长年往返大都，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的商贸互通。”

元朝在疆域治理与地理探索上也有开创性贡献。王岗说：“历史上是元朝第一次把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依靠藏传佛教完成地方治理；忽必烈还派人逆流追溯黄河，一路走到黄河源头两湖，打破了古籍里‘黄河源自昆仑’的固有说法，刷新了古人对黄河水系的地理认知。”

“可惜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拆改，现在北京能留下来的元代原生皇家建筑少之又少，有两处最有代表性：一处是白塔寺的覆钵式白塔，标准藏传佛教建筑，元代国家级礼制寺院，朝廷大型典礼彩排都放在这里，规制堪比皇宫，也是西藏纳入中原管辖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另一处就是万宁桥，它同时属于大运河、中轴线双重世界文化遗产，是元大都中轴线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元代原生建筑。”

结合自身40年治学经历，王岗给当代北京史后辈研究者提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研究不可局限于单一细分领域，需兼顾宏观历史脉络，学科细分之下，单一学者难以兼顾全局，重大课题应搭建跨领域专家团队，集思广益弥补个人短板；第二，数字化检索仅能作为史料搜集的辅助工具，不能完全舍弃通读古籍、手工摘抄、田野实地考察的传统治学方法。实地走访、亲手拓印碑刻、长期积累一手实物史料，才能规避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谬误。

面向普通历史爱好者，王岗推荐了陈高华先生早年撰写的通俗学术读物《元大都》。他说，该书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可惜如今市面存量稀少，很难寻得，十分值得再版，大众也可以通过新作《北京城史记·元代卷》系统、完整地了解元大都城市历史。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