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苏州本土作家荆歌的长篇散文集，全书分为《在芦墟》《在芦墟二》《在常熟》《在震泽》《在松陵》《在苏州》等六个篇章。作者以细腻温润、风趣质朴的笔触，打捞半生水乡记忆，描摹姑苏古城与周边古镇的街巷烟火、运河风物、江南美食与市井人情，既是私人化的江南岁月回望，也是一部鲜活灵动的苏州人文风物志。
荆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鼠药》《十夜谈》《千古之爱》等十余部。大量作品在《收获》《当代》《十月》《作家》《人民文学》等期刊发表，并被选入近百种年选和经典选本，多部小说被改编拍摄为电影。近年还出版了《感动星》《他们的塔》等多部少儿长篇小说，数次入围各类好书榜，还曾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奖项。
在回望中呈现，许多趣味被再次的写作照亮
北青报：您深耕小说创作多年，是什么契机让您近年转向非虚构创作《在苏州》，书写故乡的风物人情、打捞江南记忆？
荆歌：最早写的一篇是《在芦墟》。芦墟是一个很典型又非常与众不同的江南小镇。说它典型，是因为它沿河成市，小桥流水江南人家，白墙黛瓦，无非如此；但它又很不一样，几乎没有游客，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外人也大多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一直都保持着本来的样子，自然的状态——房子是几十年前的房子，街道是几十年前的街道，人们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就像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一样。
芦墟民居
我离开它已经五十年了。曾经在那里上初中和高中，毕业后又在镇上的国营照相馆工作了一年，我对它一直心存美好的记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它之后就很少再回去，虽然它距离我并不远。好像一直也没有特意要去看看的理由。
少年时代的记忆，是我小说写作的素材库，似乎取之不尽。但它们与我现在生活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对我的写作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隔着，才有念想，才如梦似真，才有回忆想象的可能，才有打捞、虚构它们的动力。
这么说来，我一直没有回芦墟，也许是潜意识里不愿意去把这个藏着很多东西的匣子打开，怕一打开，里面的东西一下子都飞走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未直接用“非虚构”去讲述那里的故事。
我写了三十多年小说，写了大概至少有五六百万字吧，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技术上，今天好像都面临弹尽粮绝江郎才尽了。步入老年之后，小说自然写得少了，也像天下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怀旧了。少年时代那个小镇的生活就常常冒出来，并且不是因为写作的需要。
有一天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他当年组织学校的师生在芦墟通往上海的国道上迎春长跑，我就觉得要把这个事儿写一写，不虚构，而是回忆一桩有趣也有些荒诞的往事。这样一写竟然写了两万字，许多发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事情向我蜂拥而来。写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给了《人民文学》。发表之后他们推了公众号，竟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阅读转发量大得让我吃惊。我很奇怪这么琐碎的私人化写作，怎会如此受欢迎？于是又写了一篇同样两万来字的《在芦墟二》给《十月》杂志发表了（他们发表的时候将题目改成了《又在芦墟》）。接着又写了《在震泽》《在常熟》《在松陵》《在苏州》给刊物发表，最后就有了这本十多万字的书《在苏州》。
芦墟的小桥流水
北青报：芦墟、震泽、松陵这些古镇，在您记忆里有着怎样的分量？
荆歌：这些地方都是我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因为父母是教师，他们常常调动工作，我当然也就跟随着他们，像云朵一样被“搬家风”吹到哪里是哪里。虽然这些地方都隶属于苏州市，但它们是不尽相同的，各具特色。它们各自的特点不仅体现在镇子的布局上，甚至文化都有相当的差异。比如芦墟与上海交界，那时候芦墟人都会讲上海话，电视也只看上海台东方台。震泽靠近浙江，方言也就接近浙江，那一带时兴冬天制作酱肉，而我少年时代在芦墟，根本不知道有这种食物。常熟是苏州的一个下辖市，但它又是另一种风貌，跟吴江、震泽、芦墟相比，简直就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历史上虞山学派、虞山画派、虞山琴派，都曾在这里形成过文化高峰。当然吴江和芦墟在明清民国时期文化也是非同凡响的，午梦堂是当时的一个文化重镇。还有南社，吴江是其发源地之一。
北青报：在书写中，您如何平衡个人记忆、时代变迁与江南地域底色？
荆歌：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大历史就是由这样的每一部小历史汇流而成。
我曾经生活过的这些小镇，镇上的风物与人事，在我的许多小说中都有迹可循，很多小说的原点、原型都藏在这些小街小巷的角角落落里。写《在苏州》可以说是我写作上的一种回溯，从我芜杂奔腾甚至荒诞的小说世界里跳出来，往回走，向原点和原型走回去。这时候我发现它就像芦墟古镇一样，安安静静地在原来的地方等着我，温暖、亲切。
背负着一身曾经的想象与虚构回来的我，与流逝的光阴重新会合，就有了一层新的意义，有了如梦似真的感觉。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我心目中，它是原点、原型，但又不是原先的原点和原型了。它既有往日的样貌，又笼上了回望的一层光。它依然是原生态的一个江南水乡古镇，但它在回望中呈现，许多意思或者说趣味都被再次的写作照亮。
经过先锋写作洗礼，创作有别于传统现实书写
北青报：有读者说您文字清新温暖，自带文学滤镜。您如何理解散文的“温暖滤镜”与真实人间烟火的关系？您觉得《在苏州》区别于其他江南乡土散文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荆歌：我这些散文，与我的小说创作应该是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很深刻的联系。它是一种走过了千山万水之后的回望。它就是人间烟火，但被叙述出来，是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的，类似美术上所谓的“绘画性”。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件事、回忆一个人，而是让那些事那些人被一个小说家娓娓道来。散文中的无数细节是曾经被小说深度加工之后的还原，它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就很难说了。这也许正是它的独特之处吧，它不是简单的描写叙述，更像是一种对精神故乡的回望。
你说的“人间烟火”，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工智能似乎正在逐渐改变人类的自然生存方式，而以人为核心的写作，也许更值得坚守。这些年我创作了一些少儿小说，其中一个动因，就是希望把或许早已习惯数字化生活的孩子们从虚拟世界拉回人间，让他们经由阅读感受人间烟火。没有了人间烟火，完全被数字与信息覆盖的世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北青报：有哪些与这本书相关的人物、场景、细节，是您最难忘、最动情的片段？
荆歌：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有很独特的乐趣。好像前世今生，顺藤摸瓜，许多几乎要遗忘的人与事自然浮现出来了。仿佛人生又开始了一遍。另外，《在苏州》这本书出版后，我的朋友周浩锋、樊秋华策划了一个沉浸式阅读分享会。会场是苏州吴江区工人文化宫的工人剧场，有四百个座位，舞美和活动环节的设计也很专业。活动不仅邀请了范小青、汪惠仁、汪政等大咖，以及该书的责任编辑田静进行对谈，还把一些书中人物也请到了现场。这个环节搅动了全场的热情，仿佛一本活的书被打开了。很多观众都被这种怀旧、抒情、浪漫的剧场氛围打动，感动得流泪。整个阅读分享会就像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这很特别，可以说跟书的风格内容构成了一种深刻关系，活动成了书的一部分，赋予了这本书更丰富的意义。
北青报：我注意到，评论家汪惠仁说，您这一代作家经历了当代中国几次巨大的社会转型，文学叙事中带有“世界眼光”。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荆歌：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多次巨大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让我们看到了广阔的世界。我一直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今天的文学。我的写作，就是从外国文学大量涌入的时候开始、从先锋写作开始的。今天的文坛似乎已经悄悄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苏州》这本书里似乎也看不到先锋与后现代的痕迹。但就好比是闯荡过世界然后回到故乡的人，还是不一样的。经过了先锋写作洗礼的作家，他创作中所呈现的现实主义，也一定是有别于传统现实书写的。
许多“失踪者”来到面前，比获奖还让人感到喜悦幸福
北青报：有趣的是，《在苏州》新书分享会上，您以一支独奏钢琴曲拉开了帷幕。我知道您也喜欢唱苏州评弹。生于斯长于斯，江南水土如何塑造您的文学审美、人生态度与写作底色？
荆歌：我出场的方式是策划人设计的，在琴声中，大幕拉开，聚光灯打在我和钢琴身上。我弹的是一曲《故乡的亲人》，与活动主题“时光故人·我们在苏州”契合。视听效果挺好的，但我弹琴不专业，只是年轻的时候学了一点。那时候寂寞，读书、写作和玩乐器差不多都是用来排遣寂寞打发时光的。我玩过许多乐器，最简单的是口琴，还有二胡、吉他和手风琴，但都只是玩玩，并没有专业系统地去学和练。苏州评弹确实也是我喜欢的，各种流派都认真地听过，不过自己会唱的也就只有一两首，有时还会唱上几句昆曲。这些对于一个苏州人来说，也是耳濡目染，因为在苏州这个地方，你走在大街小巷，总会无意间听到叮叮咚咚的琵琶三弦声，伴着委婉的唱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在是颠扑不破的道理。苏州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传统、温柔、细腻，有时候有些伤春悲秋。它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的审美，这是基因里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苏州人写作都会是同一个基调。一个人他会写什么、怎么写，与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经历及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关系。当然你说的“底色”肯定是在的，总是忽隐忽现。
北青报：著名作家范小青表示，《在苏州》一书适合细细品读，是“慢阅读”的理想文本。这本书面世以来，您还收获了哪些印象深刻的读者反馈？
荆歌：范小青说，《在苏州》这本书里，许多地名和人名都是她熟悉的。有的地方还是她曾经学习生活过的。最有意思的是，书中提及的一个人，我并不知道她认识，但她们竟然是高中同学。所以她读这本书心情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她说的“慢阅读”，其实正是纸质阅读最显著也最让人舒服愉快的一个特点，可惜它今天正在退缩，也不知未来会如何。手捧一本书，在世界某个安静安全的角落慢慢读——光是这种姿势，想想也是安逸的，幸福的。
有很多人读《在苏州》，对它感兴趣，是既让我意外又让我感动欣慰的。一些人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往日时光，年少青春，还有安静的生活，很亲切的那些东西。
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我人还不在国内，样书还是好朋友帮我带到马德里的。我没有给任何人寄书，阅读它的人都是从网上购买的。我的老朋友歌唱家朱依东，人在洛杉矶，他托国内的朋友买了书带给他。分享会时，他发来一个视频，说了很感人的话，还自弹钢琴，唱了一段《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剧场的大屏上播放，博得一片掌声。还有生活在旧金山的王新生老先生，已经九十多岁高龄，曾在吴江工作，他和我父亲还有朱依东的父亲是老同事，曾经住在同一间宿舍。他在短视频上看到这个活动的报道，让国内的亲戚带去了书，拿着书拍照发了朋友圈。还有些朋友，会买10本20本送人。后来，久已失联的同学、同事、学生、熟人……通过各种方式来联系我，在短视频下评论留言或者私信。
这本书不仅钩沉了万千往事，也让许多“失踪者”重新来到面前。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比获奖还要感到喜悦和幸福的。
那些古老朴素的情感，不会丢失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故土、记忆与文学之间的联结？
荆歌：《在苏州》写的当然是故乡人故乡事，但它不能代表我所有的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最初让我爱上文学、写起诗歌和小说来的，更多是远比乡土更为广阔的阅读认知。书籍的滋养对精神的发育似乎重要得多，它启迪思想与心智，也打通故乡与世界的联结，反过来让故乡在写作中变得很重要，它是在世界的坐标系里被关注、被讲述、被开掘的。我的写作肯定不能贴上乡土文学的标签，但是也一定不能与苏州这个特定的文化地域脱钩。少年的记忆，故乡的气味温度，不仅是写作重要、丰富的资源，更是胎记。
北青报：您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人读完《在苏州》，读懂怎样的苏州、怎样的江南生活？
荆歌：我印象很深，那天活动结束，拿着书来让我签名的有很多90后年轻人。我想，对于“纸质书阅读即将消亡”的担忧也许是过于消极了。世界进入新状态，但是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些古老朴素的情感还是不会丢失。灵魂的交流沟通，情感的共鸣共振，思想的碰撞，爱，思念，怀旧，同理心，同情心……这些都一定会像动植物一样，像春花秋月一样永存于世。
北青报：后续是否还会持续创作苏州地域散文？有何计划？
荆歌：写作早已与我的生命密不可分。它不是我的唯一，但绝对是最重要的部分。它带给我的快乐、成就感、丰满的人生体验，是任何别的事情不能替代的。只不过我的写作从来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苏州这块丰饶的土地，肯定是我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不管写什么，我都是一个苏州籍的作家，我是苏州养育成长的，整个生命都浸淫在苏州的文化中。
今年还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是《黎里笔记》。黎里有一个“荆歌会客厅”，那就是一个会客厅，不是工作室，我不在那儿写作，更不在那里生活，那只是我的一个客厅，是黎里古镇联结外界的一座“小桥”。送往迎来，它在社会上尤其是中国文坛有了一些知名度，许多人都因为它而知道了在江南在苏州有一个黎里的存在。它是一个风雅精致的古镇，每个角落都可入画，移步换景，每一个角度都好看。很多文学艺术家到黎里，都来我会客厅做客。我就以此为线索，五年多来陆陆续续写了一些笔记，记录这些欢乐的相聚，记录与会客厅与黎里相关的一些事。这就是一本笔记，它是一部新时代黎里的雅集录，记人记事，可以算是对黎里历史的一个边边角角的补充和细小延续，以后的人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黎里在某个时代的一些鲜活身影。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