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时代是十分看重结婚彩礼的，一个是唐朝，一个是明朝。今天只来说唐朝人的彩礼。在古代，彩礼一般叫聘礼。
对唐朝人来说，男家女家结亲，一定会有聘礼，聘财数目多少不限，因为《唐律疏议》之户婚律以“疏”的形式作出司法解释：“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绢）以上，并不得悔。”开元之后的唐朝人嫁女，通常也会给嫁资，因为《开元令》之户令规定，人户分家析产，以“诸子均分”为原则，同时，“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法律要求民间分家析产之时给未出嫁的女儿预留嫁资，说明置办嫁妆之风已经非常流行，以致国家在立法时都不能视而不见。
赵宋开国，以唐朝律令为蓝本订立基本法《宋刑统》，《唐律疏议》的“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条款与《开元令》的“（嫁妆）减男聘财之半”条款，都编订入《宋刑统》的户婚律。换言之，宋人结婚，男方一定要给女方送聘财，作为订婚的信物；女方通常也会出一份嫁资，作为陪嫁的财物。进而言之，在宋代，一桩婚姻的缔结，一般都会包含两次财产流转，一次以聘财的形式，一次以嫁资的形式。看起来与唐朝的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唐人与宋人面对的由缔结婚姻而产生的财产问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透过这一似乎无关紧要的婚俗差异，我们可以细致地看到“唐宋之变”的一个切面。
唐朝社会承南北朝之余绪，存在着引人注目的财婚现象，“自号膏粱之冑，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时人将这类财婚讥为“卖婚”。唐朝的“卖婚”主要发生在“膏粱之冑”（门阀士族）与“新官之辈、丰财之家”（庶族士人）之间，后者为缔结婚姻而献纳给前者的货贿，叫做“陪门财”。关于南北朝—唐朝门阀士族的财婚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述，这里只来谈谈唐朝的“陪门财”到底是聘礼，还是嫁资。
我拜读过的讨论唐代“陪门财”的论文，要么不作区分，想必认为“陪门财”包含了聘财与嫁资；要么干脆将“陪门财”解释为“陪嫁财”，依据是《资治通鉴》中的一条注释——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显庆四年（659），唐高宗下诏“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此句后面有胡三省之注：“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按此注释，“陪门财”是女家为弥补“门望未高”而支付的财物，那自然属于嫁资了。然而，多篇论文引用的胡三省注文其实有讹字，查四库本《资治通鉴》，注文却是：“陪门财者，女家门望素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女家门望素高”与“女家门望未高”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完全相反：“陪门财”是门望素高的女家要求门第低人一等的男家“纳财以陪门望”的财物，显然，这不是嫁妆，而是聘财。
从唐人批判士族“卖婚”行为的措词来看，“卖婚”除泛指“嫁娶必多取赀”，若是特指，则都是单指“多求聘财”，未见单指“多求嫁资”的，比如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说：山东崔、卢、李、郑四姓，“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又如李商隐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父母之爱女儿乃是天性所然，山东大姓之家却违反天性，替女儿议亲时，竟“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说白了，唐朝士族的“卖婚”主要表现为“卖女儿的婚事”，而不是“卖儿子的婚事”。
从唐人记录的财婚事例来看，也是以“嫁女求财”（而非以“娶妇求财”）为多见，比如晚唐时，杭州有一户人家，女儿长得漂亮，上门求婚的人很多，女家扬言说：“备钱百万，先至者许之。”哪位先送来一百万钱的聘财，哪位即可娶到小女。无独有偶，长安的甲姓高门卢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也是要求未来女婿先拿出一百万钱的聘财，掏不出一百万钱的免谈。唐高宗朝的宰相许敬宗为得到大笔聘财，将一个女儿嫁给“蛮族”出身的左骁卫大将军冯盎之子，另一个女儿嫁给“皇家隶人”出身的监门将军钱九陇。
当然，官宦之家嫁女，嫁妆肯定是丰厚的，比如大唐开国名臣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嫁许敬宗之子，陪嫁的金帛应该特别多，因为史载许敬宗结下这门亲事，“多得赂遗”；中唐名将伊慎的小女儿嫁李敏求，随嫁资产二百四十贯；晚唐宰相杨收嫁女儿，“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厚嫁并未成为那些声讨财婚现象的唐朝人的关注焦点，让时人感到愤怒的是被士族推高的聘财。
显庆四年，对厚娶之风忍无可忍的唐高宗终于下诏，限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三品已上官宦之家嫁女儿，所受聘财“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二百匹”，六七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官员嫁女，聘财“不得过五十匹”。而且，女家收下的聘财“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唐前期，一匹绢约500文钱，晚唐绢价下跌，一匹绢约1000文钱。从晚唐士族嫁女动辄叫价一百万钱来看，显庆四年的官定聘财限额后来肯定被突破了。
至于陪嫁的财物应该是多少，朝廷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可见其时嫁资的问题即使存在，也并未严重到引起朝廷的注意。到唐玄宗朝，朝廷制订《开元令》，才规定了士庶婚嫁的嫁资之数，“减男聘财之半”。这一法律条文也说明，对生活在唐朝前期的人来说，嫁资之负担要轻于聘财之负担。
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时代是十分看重结婚彩礼的，一个是唐朝，一个是明朝。今天只来说唐朝人的彩礼。在古代，彩礼一般叫聘礼。
对唐朝人来说，男家女家结亲，一定会有聘礼，聘财数目多少不限，因为《唐律疏议》之户婚律以“疏”的形式作出司法解释：“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尺（绢）以上，并不得悔。”开元之后的唐朝人嫁女，通常也会给嫁资，因为《开元令》之户令规定，人户分家析产，以“诸子均分”为原则，同时，“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法律要求民间分家析产之时给未出嫁的女儿预留嫁资，说明置办嫁妆之风已经非常流行，以致国家在立法时都不能视而不见。
赵宋开国，以唐朝律令为蓝本订立基本法《宋刑统》，《唐律疏议》的“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条款与《开元令》的“（嫁妆）减男聘财之半”条款，都编订入《宋刑统》的户婚律。换言之，宋人结婚，男方一定要给女方送聘财，作为订婚的信物；女方通常也会出一份嫁资，作为陪嫁的财物。进而言之，在宋代，一桩婚姻的缔结，一般都会包含两次财产流转，一次以聘财的形式，一次以嫁资的形式。看起来与唐朝的没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唐人与宋人面对的由缔结婚姻而产生的财产问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透过这一似乎无关紧要的婚俗差异，我们可以细致地看到“唐宋之变”的一个切面。
唐朝社会承南北朝之余绪，存在着引人注目的财婚现象，“自号膏粱之冑，不敦匹敌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时人将这类财婚讥为“卖婚”。唐朝的“卖婚”主要发生在“膏粱之冑”（门阀士族）与“新官之辈、丰财之家”（庶族士人）之间，后者为缔结婚姻而献纳给前者的货贿，叫做“陪门财”。关于南北朝—唐朝门阀士族的财婚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述，这里只来谈谈唐朝的“陪门财”到底是聘礼，还是嫁资。
我拜读过的讨论唐代“陪门财”的论文，要么不作区分，想必认为“陪门财”包含了聘财与嫁资；要么干脆将“陪门财”解释为“陪嫁财”，依据是《资治通鉴》中的一条注释——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显庆四年（659），唐高宗下诏“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此句后面有胡三省之注：“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按此注释，“陪门财”是女家为弥补“门望未高”而支付的财物，那自然属于嫁资了。然而，多篇论文引用的胡三省注文其实有讹字，查四库本《资治通鉴》，注文却是：“陪门财者，女家门望素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女家门望素高”与“女家门望未高”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完全相反：“陪门财”是门望素高的女家要求门第低人一等的男家“纳财以陪门望”的财物，显然，这不是嫁妆，而是聘财。
从唐人批判士族“卖婚”行为的措词来看，“卖婚”除泛指“嫁娶必多取赀”，若是特指，则都是单指“多求聘财”，未见单指“多求嫁资”的，比如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说：山东崔、卢、李、郑四姓，“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又如李商隐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说：父母之爱女儿乃是天性所然，山东大姓之家却违反天性，替女儿议亲时，竟“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说白了，唐朝士族的“卖婚”主要表现为“卖女儿的婚事”，而不是“卖儿子的婚事”。
从唐人记录的财婚事例来看，也是以“嫁女求财”（而非以“娶妇求财”）为多见，比如晚唐时，杭州有一户人家，女儿长得漂亮，上门求婚的人很多，女家扬言说：“备钱百万，先至者许之。”哪位先送来一百万钱的聘财，哪位即可娶到小女。无独有偶，长安的甲姓高门卢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也是要求未来女婿先拿出一百万钱的聘财，掏不出一百万钱的免谈。唐高宗朝的宰相许敬宗为得到大笔聘财，将一个女儿嫁给“蛮族”出身的左骁卫大将军冯盎之子，另一个女儿嫁给“皇家隶人”出身的监门将军钱九陇。
当然，官宦之家嫁女，嫁妆肯定是丰厚的，比如大唐开国名臣尉迟敬德的曾孙女嫁许敬宗之子，陪嫁的金帛应该特别多，因为史载许敬宗结下这门亲事，“多得赂遗”；中唐名将伊慎的小女儿嫁李敏求，随嫁资产二百四十贯；晚唐宰相杨收嫁女儿，“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不过，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厚嫁并未成为那些声讨财婚现象的唐朝人的关注焦点，让时人感到愤怒的是被士族推高的聘财。
显庆四年，对厚娶之风忍无可忍的唐高宗终于下诏，限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三品已上官宦之家嫁女儿，所受聘财“不得过绢三百匹”，四五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二百匹”，六七品官嫁女，聘财“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官员嫁女，聘财“不得过五十匹”。而且，女家收下的聘财“皆充所嫁女赀妆等用”。唐前期，一匹绢约500文钱，晚唐绢价下跌，一匹绢约1000文钱。从晚唐士族嫁女动辄叫价一百万钱来看，显庆四年的官定聘财限额后来肯定被突破了。
至于陪嫁的财物应该是多少，朝廷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可见其时嫁资的问题即使存在，也并未严重到引起朝廷的注意。到唐玄宗朝，朝廷制订《开元令》，才规定了士庶婚嫁的嫁资之数，“减男聘财之半”。这一法律条文也说明，对生活在唐朝前期的人来说，嫁资之负担要轻于聘财之负担。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