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那是许多年前，我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将近九个星期。当时是在纽约，夜里，从我的病床上，可以直接望见克莱斯勒大厦，亮着灯，闪着几何图形的光彩。白天，那幢大厦的美逐渐褪去，变成了又一座映在蔚蓝天幕下的宏伟建筑，城市里所有的大楼都显得孤高、沉默、距离遥远。那是五月，然后是六月，我记得我会站着，从窗口眺望底下的人行道，注视那些与我同龄的年轻姑娘，身着春装，在午休时间外出；我能看见她们交谈时转动的脑袋，她们的上衣在微风中翻飞。我寻思，等我出院后，走过这段人行道时，我永远都会为自己可以是人群中的一员而感恩。许多年来，我亦的确如此——我会记起从医院窗口看到的这一幕，为自己正走在这段人行道上而欣慰。

起初，事情很简单：我入院切除阑尾。两天后，他们给我吃固体食物，可我吐了出来。继而又发起烧。没有人能从我体内分离出任何细菌，或查明哪里出了问题。始终没有。我通过一条静脉注射管摄取流质食物，通过另一条管子摄入抗生素。两条管子搭在一根金属杆上，下面有左右转向的轮子，可以随身推着走，可我动辄就乏了。时至七月初，我身上不知名的疑难杂症消失了。可在那之前，我的状况很是离奇——一种实实在在的灼烧的等待，令我痛苦不堪。

家里有我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我日夜思念我的孩子，对她们牵挂万分，甚至恐怕因此加重了病情。彼时我的医生，我对他怀有深厚的依恋——他是个下颌宽厚的犹太人，肩头承载着那般柔和的哀伤。我听见他告诉一位护士，他的祖父母和三位姨妈死于集中营，他有妻室和四个已成年的子女，就住在纽约市。在我看来，这位体贴的男士同情我的境遇，允许我的女儿——一个五岁，一个六岁——在没生病的情况下来探望我。她们由一位我们全家人都认识的朋友领进病房，我看见她们的小脸蛋脏兮兮的，头发也是，于是我推着输液装置，陪她们走进淋浴间，可她们叫嚷起来：“妈咪，你好瘦啊！”她们真的被吓到了。她们和我一同坐在病床上，我用毛巾擦干她们的头发，然后她们开始画画，却心神不宁，因为她们没

有每隔一分钟就停笔一次，说：“妈咪，妈咪，你喜欢这个吗？妈咪，瞧我画的仙女的裙子！”她们几乎不讲话，小的那个似乎尤其无法开口，当我伸出手臂搂着她时，我看见她的下嘴唇向外噘着，下巴颤抖；她是个小不点儿，如此努力地想要表现得勇敢。她们离开时，我没有站在窗边目送她们和我这位没有子女的朋友走远。

自然，我的丈夫忙于料理家事，亦忙于工作，他不常有机会来探望我。我们认识时他就告诉过我，他讨厌医院——在他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在一家医院过世——如今我看出他这话是真的了。最开始安排我住的病房里，还有一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妪；她不断大声呼叫求助——令我触目惊心的是，那些护士根本不当回事，任她一边叫嚷一边垂垂死去。我的丈夫受不了——我的意思是，他受不了去那间病房探视我——于是他把我换到一间单人病房。我们的医疗保险不负担这奢侈的支出，因而每一天皆是在消耗我们的存款。

无须听见那位不幸妇人的喊叫令我心存感激，但假如被人知晓我有多寂寞的话，或许我会觉得难为情。每当护士前来给我测量体温，我都想努力留住她几分钟，但护士很忙，不能只是无所事事地聊天。

大概在我入院三周后的一天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我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发现母亲正坐在床尾的一张椅子上。“妈？”我说。

“嗨，露西，”她的声音听起来羞怯却急促。她俯身向前，隔着被单捏捏我的脚。“嗨，露露。”她说。

我已数年未见过我的母亲，我一直盯着她；我捉摸不透她为何看上去如此不同。

“妈，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我问。

“哦，我坐飞机来的。”她摆摆手，我知道我们一时都百感交集。因此我也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躺平身子。“我相信你的病会好的，”她加了一句，用同样羞怯却急促的声音，“我没有做到任何梦。”

她的出现，用我的小名唤我——那是我许久没有听过的——使我感到温暖，如融化了一般，仿佛我以前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是硬邦邦的，现在不是了。通常，我会在午夜时分醒来，然后断断续续地睡着，或彻底醒着，盯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可那一晚，我一觉睡到天明。早晨，母亲还坐在前一天那个位置上。“没关系，”在我询问时她说，“你知道，我睡得不多。”

护士提议搬一张折叠床给她，可她摇头。每当有护士提出搬一张折叠床给她时，她总摇头。过了一阵子，护士不再问起。我的母亲陪我住了五晚，她自始至终只睡在她坐的椅子里。

在我们完整共处的第一天，母亲和我隔一阵子说一会儿话；我觉得我们俩都有点不知所措。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有关我女儿的，我回答时脸变得滚烫。“她们棒极了，”我说，“噢，她们真的很棒。”至于我丈夫，她什么也没问，尽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是他致电给她，请她过来陪我。他出钱买了机票，他曾提出去机场接她——我的母亲以前从未坐过飞机。虽然她说她会打出租车，虽然她拒绝与他面对面相见，但我丈夫还是教了她该怎么走，并给了她钱，让她来到我这儿。此刻，我的母亲坐在我床尾的椅子上，亦没有提起父亲一句，因此我也绝口不提。我一直企盼她讲出“你的父亲希望你能好起来”，可是她没有。

“叫出租车时害怕吗，妈？”

她迟疑了一下，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份她走下飞机之际想必袭上了心头的恐惧。但她说：“我有嘴，我可以开口问。”

过了片刻，我说：“你来，我真高兴。”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眼睛望向窗户。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手机尚未出现，当我床边米色的电话机响起铃声，我丈夫来电时——从我可怜兮兮地说“嗨”、仿佛快落泪的语气里，我确信母亲听得出来——她会悄悄站起身，离开病房。

我猜那段时间内，她在餐厅找了些吃的，或是用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打给我父亲，因为我就没见过她进食，因为我的父亲谅必惦念她的安全——就我了解，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等我和每个孩子通完话，对着话筒亲吻了数十遍，接着靠回枕头、合拢眼睛后，母亲会重新溜回病房，当我睁开眼时，她就在房里。

头一天，我们谈起我的哥哥，他是三个子女里最年长的，未婚，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尽管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还谈起我的姐姐，她三十四岁，住在离我父母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丈夫和五个孩子。我打听哥哥是否有工作。“他没有工作，”母亲说，“晚上他随便找一头第二天要宰杀的牲畜，和它过夜。”我问她在说什么，她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道：“他去

佩德森家的牲口棚里，睡在那些将要送往屠宰场的猪旁边。”这话令我吃惊，我如实而言，母亲耸了耸肩。

随后，母亲和我聊起那些护士。她当即给她们起了外号：“甜心饼干”，给那个皮包骨头、手脚麻利的护士；“牙疼”，给那个愁眉苦脸、年龄稍长的；“严肃的小孩”，给我俩都喜欢的那个印度姑娘。

可我累了，于是母亲开始为我讲述她早年认识的人的故事。她的语气是我不曾记得的，仿佛一股压抑的情感、言语和看法在她心中郁积了多年，她的声音带着喘息，不由自主。有时，我打了瞌睡，醒来时，我会求她重拾话头。可她说：“哦，小露露，你需要休息。”

“我在休息呢！求你啦，妈。讲点东西给我听。讲什么都行。给我讲讲凯西·奈斯利吧。我一直很喜欢她的名字。”

“对咯。凯西·奈斯利。哎呀，她的下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