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班主任，可以做些什么？在督促学业、管理班级的日常之外，黄修志给出了新的答案：书写属于师生自己的“班史”。
2013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黄修志来到位于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任职。2018年秋，他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开始了一场实验：每位同学担任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记录班级大事记。
面对台下的40名新生，黄修志在班会上说：“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部为班级写的史书。”四年间，一场各抒己见的读书会、一席师友之间的人生深谈、一次操场夏夜的歌会，悉数写入“班史”。在这所被称为“考研基地”“教师摇篮”的二本院校，升学考试、就业选择的缝隙中，二十岁的他们成为自己的“史官”，在书写班史中学会共情和找到自己。
2024年1月，这部500多页、49万字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出版。黄修志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记录班史是他对理想大学教育的尝试：“我希望，在师生的共同奔跑中，每个人都能释放本真，寻找到安放身心的方式。这四年，我好像也穿越了时光，默默坐在教室的某个角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主动申请做班主任 他期待见证“00后的大学生活”
鲁东大学文学院105教室，投影仪上打着“我们一起成长，现实就是实现”的字样，40位大一新生齐刷刷坐在连排桌椅上。2018年9月1日，汉语言文学1班的班会在这里开始。
没上讲台，不用麦克风，班主任黄修志走到了学生中间，提出了一个贯穿大学四年的计划——写“班史”。
“4年大学时光、在校40多个月，班里40位同学，每人刚好能做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记录我们的‘班志’。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份历史，又能用自己的书写忠实反映我们的大学生活。”班会上，黄修志向同学们说出自己的构想。
初入大学的路棣感到很新奇，但“更怀疑它根本不能持续下去”；她的同学秘若琳则觉得，这只是80后的班主任“新官三把火”。
2018年夏天，31岁的黄修志主动向学院提出申请，“做一届本科班主任”。他接手的班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1班，不少人是第一批“00后”大学生。黄修志对这群新生充满期待，“‘00后’的大学生，和我们一定有很多不同。我想用四年的陪伴，感受他们的成长。”
报到现场，黄修志与他们初次见面。他发现，来自14个省份的40名同学有许多共同特征：青涩、内向，“好像还带着高考的疲惫，九成的同学戴着眼镜”；在问及自己的阅读书目时，不少同学的答案平平，“备考、刷题，以及缝隙之中的刷视频和游戏，占据了他们前几年的全部生活”。
他发放了一张表格：“大学四年以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同学回道，“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生。”
他哭笑不得，“比起通过考试，大学总该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阅读、写作和思考，找到自己、探索世界。”黄修志觉得，“应该用一种办法，唤醒他们对成长的渴求，在四年或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舒展自我。”这时，记录班志的想法出现了——这就是班史的雏形。
“史学家章学诚说过，‘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曾在复旦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的黄修志说，“既然每一种历史都有书写的必要，一个班级何尝不能写一部自己的历史？”
常佳珍同学记得，当时担任班主任助理的学长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班级计划。”就这样，这场记录班史的实验开始了。
接力书写“班史” 同学们成为“自己的史官”
按照姓名音序，来自山西的常佳珍成为了班史的第一个“史官”。高考前，她从未听说过这所学校，在志愿填报机构的建议下，跨越900公里来到了山东烟台。第一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常佳珍的遗憾、慌张和喜悦交织在一起。
接过撰写班志的“第一棒”，常佳珍心里更多是疑问：“班史到底该怎么写？”在刚结束高考的她看来，历史就是教材上的大事年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只有‘大事’才能写进里面”。
9月结束后的整个“十一”假期，常佳珍都坐在宿舍、摊开方格本，一一记录下开学之初的师生见面会、“班史”计划启动时的班会和一堂堂“开学第一课”，写成“班史”的起始篇。她回忆道，“第一篇班志写了2000多字，但怎么看都像流水账。”带着忐忑，常佳珍交上了班史草稿。
每一份草稿，黄修志都会逐字阅读，提出修改建议。他常常在深夜打开这些草稿，并不强求学生“怎么写”，而是推倒应试写作的壁垒，追求“真诚的表达”。“过去是一面墙，未来是一幅幅的画，而现在是胶水，将画粘到墙上，从而展现出这幅画。写作就要捕捉内心的感受，把它精准地表达出来。”
为了启发常佳珍，黄修志拿自己举例，讲起在鲁西农村读高中时的苦闷、读研时在珞珈山的漫步，“写作是唤醒自己的心灵世界，是‘创作自己’。”
常佳珍想起自己的远行，想起报到时不小心进错了班的“尴尬”，曾经的绞尽脑汁变成一行接一行的抒写，班史从2000字变成了5000字。“从山西平遥，跨过太行山，穿过鲁西平原，一路东驰到沧海之滨。”常佳珍写下乘着火车求学时的风景，从家乡到远方，“车窗外，出了娘子关就是平原沃野，一路奔向海滨，我至今记得这段路程。”
这不是历史年表上的“大事”，而是有关成长的鲜活体验。有同学说，看到这段话，想起了自己的上学路，故乡与学校就此连接在一起。常佳珍体会到黄修志所说的写作价值：做自己的“史官”，挖掘内心的成长，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琐碎的日常同样具有力量”。
从二本学生到二本教师 他更愿做“修志同学”
黄修志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层。松树与杨树掩映间，阳光落入室内，照着满屋的书架和一张方桌。平日里，黄修志在这里阅读史料论著、撰写科研成果，但他更喜欢在这里与学生聊天。有时，黄修志搁下笔，师生之间就能畅快地聊上两小时。
“不是上级对下级的谈话、不是长辈对后辈的教导，就是聊天。”黄修志特地强调。打饭路上偶遇学生，他也会热情地招呼一句：“吃了吗？”如果对方乐意，师生便会同去餐厅吃一顿便饭。锅气蒸腾间，他们谈困惑、聊人生、讲古今，几次从人声鼎沸聊到被食堂师傅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黄修志珍惜与学生共处的时光。有人问，“为什么你和同学们关系这么好？”黄修志一愣，没能回答。“后来我想，我把学生当成了过去的自己——大学里的黄修志同学。”
黄修志在鲁西平原的山东省东平县长大，当地曾是一座黄河滩区上的贫困县。在乡镇高中念书时，他中午不去食堂吃饭，揣着两个馒头做数学题；晚上熄灯后，黄修志便跑到厕所门口——那是唯一亮灯的地方，他要在那里再背几个英语单词。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务农，黄修志心中始终有一个执念：“一定要争口气，把书读下去。”
然而，多次考试名列前茅的他，在高考中却发挥失常。出分那天，黄修志一夜未眠，“爸爸安慰我，你已经是咱们村的第一个本科生了。”他想，大学生活也许能安抚他的抑郁，于是放弃了复读，在鲁西一所二本院校的教育学专业就读。
2004年秋天，黄修志第一次走出县城，来到大学校园。他在学校书店的角落“蹭书”，被老板发现后，咬牙用好几天的生活费买下了“大部头”；寝室熄灯后，他搬着自己的小马扎，在走廊里用书本堆起一张小桌，边读历史边写感悟，直到天明。在文字世界中，黄修志的郁结开始释放，“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思考、在创作。”
然而，这样的抒怀仅停留在纸张上。在课堂上，黄修志带着自己读过的书向老师提问，“得到的答案往往很敷衍，我感到很孤独”。课下，他曾想把自己的情绪归结为抑郁，敲响了一位心理学教授的门，“老师却告诉我，最近太忙了，下周和全班同学开会谈这个问题。”苦闷中茫然四顾，黄修志只能与几位同龄朋友，饮酒漫谈，聊以自慰。
2007年，黄修志大学毕业，努力考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在毕业聚餐上，朋友告诉他：“这四年你很能读书，但遗憾的是没能遇到能够带领你的良师。”十几年过去，黄修志觉得自己的大学“过得稀里糊涂”，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学生重演这份遗憾。他说，“正因如此，我想多给你们的大学生活加点料，即使呛得咳嗽流泪，但却能反省和沸腾。”
一场场谈话、四年的“班史”，就是黄修志在大学生活中加入的作料。他常常想，如果自己还是那个18岁的学生，一定会羡慕这样的班级生活。“谈笑间，我变成了两个自己，一个是班主任黄老师，一个是修志同学。”
相互治愈 他们在班史中找到自我
班长赵婉婷是办公室的常客。这位做起事来风风火火的东北女孩，一入学就问黄修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她看来，当下的每一份行动，都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认知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现在的一切对未来又有什么影响？”直到毕业，她依然持续着这份追问。
更多同学来不及问出这些问题。划几下朋友圈，备考材料、考研班、自习室的广告纷至沓来，无声催促着学生们跳下水，游上另一个岸。
路棣同学对此深有共鸣。收到高考成绩时，她就把“继续考研”作为自己的规划，“因为不甘心”。然而，走进大学时，她便接手了作为学习委员的一项工作：校对每月的“班史”。
她一度以为，在“各自为战”的大学，班史不会持续下去。然而，在逐字逐句的校对之中，路棣感受到了写作的力量：2021年秋天，她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在背书时，一位来自青海的同学发来了他的班志。
这位男生写道，他曾在故乡的祁连山下骑马，现在则在烟台的海中游泳，“头抬出水面，正好看到金黄的太阳就停在海平线上”。读到这些文字，路棣发现，原来同一时间下，每个人都拥有着不同的生活。做出不同选择的同学依然站在一起，原本有些单调暗淡的考研季也明亮了起来。她想，“班史写作的深意，是延后了一段时间才被认识的：在种种社会标准下的突围之外，自我价值也应该得到满足。”
吉林姑娘赵婉婷在小镇上长大，到县城读高中时，才第一次见到“宽敞的大会议室”。轮到她写班史时，恰逢考研初试后的返乡寒假，“这是许多同学前途的分叉口”。“对于家乡，我的情感一直很复杂。或许说我并没有什么故土情结，我想走，想飞，想离开，想去更远更远的地方。但我终究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我想要回到哪里。”她在班史里写道。
临别时，黄修志送给她一本《回归故里》。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在父亲去世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最初诞生的社会阶层和那群他已经阔别三十年的人。书的扉页上，黄修志写道：“回归故里，并非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是重新认识自己，深刻反思自己与这些人、那些事之间意味不尽的关联。”
赵婉婷的考研“一战”没能成功。但在《回归故里》中，她重新读到了人生的意义：“我曾经觉得，离开家乡才能看到广阔的天地；但黄老师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不管是排斥还是依恋，要更温和地看待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过去。”那一刻，她感到，班史的写作让她更客观地审视过去的自我，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安顿。
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黄修志的话：“一个人能纯粹而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能带来平静和幸福，这就值得了。”
面对二本学生的“天花板” 他们依旧保持心境明亮
黄修志清晰地记得两个瞬间。一个发生在求职季，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的他向江南某省属高校递上简历，工作人员浏览后说：“对不起，根据我们的要求，本科毕业学校必须是‘211’或‘985’，您应该不是吧？”另一个画面则是他写下与鲁东大学的就业协议，一位老师看着黄修志填写工作单位名称，不禁问：“鲁东大学？鲁东大学在哪儿？”
有学者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考察，发现他们的“自救”历程既受外部环境、资源的制约，也受限于对能力和前景的自我怀疑。即便努力“自救”，前置学历依旧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烙印，难以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自我认同。
2020年，广州金融学院教师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作者记录了自己对二本学生的真实观察，“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黄修志读完后，自掏腰包给每个宿舍买下一本《我的二本学生》。他想知道，读到这些现实的冲击、真实的焦虑，同学们会如何回应？
年终班会上，不少同学分享了自己的读后感。路棣在书中感受到了一种自我的投射，“我们都身在一种沉默的处境，拥有一份不满足的欲望，但在现实中无处扎根。”然而，曾为考上鲁东大学感到“不甘心”的她话锋一转：“正因如此，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去写诗，用自我思考来对抗这样一种疼痛。”
赵婉婷则说，“二本学生”的标签或许本就不必存在。“我们都是普通大学生的一员而已，都要做每个大学生应该去做的事，而不是‘一本学生应该做这种事，二本学生就应该做别的事。’”
平日里内敛安静的李孟凡也站了起来。她说，回到家乡工作也没什么不好，“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不能说我不幸福。”许多同学笑着点头，黄修志坦言，“每个人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能理解和尊重他人的选择，这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期望。”
坐在学生中间，黄修志一次次为他们的发言感到惊喜。他想起学生们几年间的成长，不禁感叹，“原来他们的内心如此明亮”。
这场班会上，最后的发言人是黄修志。他谈起自己作为“二本学生”时蹚过的泥泞，以及在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一路求学，引用《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一段话说：“一个通过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之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落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
四年之后：“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
2022年6月，黄修志的学生们迎来毕业季，“班史”也画上了句号。他有了一个新计划：把“班史”印刷出版，让更多人看到这群学生的成长和突围。黄修志辗转联系到供职于崇文书局的老友李艳丽，并表示，愿意从自己的教研项目经费中抽出一部分，资助这本书出版。
李艳丽拿到书稿时，读到一些稚嫩的文字，“忍不住会笑出来”。她的同事质疑，“这种‘作文集’还能出版？”
让她坚定促成出版的，是黄修志与42名学生的真诚。她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成长过来的，都有过青春期的‘小幼稚’‘小矫情’。在社会上关于二本学生的黯淡论调里，班史展现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不顾别人的眼光，不要别人的定义，我写我自己的历史，我们就做我们自己。”
2024年1月，《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正式出版。当时，黄修志还在国外访学，他在班群里为每位同学发了红包，“我来请客，大家都去买这本我们自己写出的书。”
《班史》中，黄修志是最后一篇的执笔者。结尾处，他写了一个自己的梦：“在山间草木和田间乡野中，自己成为一条河流。”黄修志说，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经结束，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
班长赵婉婷感到，身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师生重新被《班史》连接起来，“我们的精神还在延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应约为《班史》作序，“谈论中国教育，普通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其阅读、思考、困惑与奋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值得你我关心与注目。”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社会学学者赵同友表示，“‘班史’之中，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平凡的日常互动。由于社会节奏和竞争压力，教育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工厂生产’的模式，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按要求上课、讲完课就离开课堂。但‘班史’中师生的互动，是一种很具体的、相互助推的真实状态。”
在鲁东大学，传播系班主任姜娜也开始与同学们记录起自己的“班史”，又一群大学生开始思考“怎样过好自己的人生”。
班史这场实验成功了吗？“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的黄老师”
四年过去，班史这场实验成功了吗？黄修志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赵婉婷讲述了一个细节：许多大学班级评优时的“各自为战”、“兵荒马乱”，在这个班里从未出现。“我们不急于追求领先，谁得奖、谁评优，每位同学心里都有数，只需要见贤思齐、默默努力。”
黄修志则想起了学生向他分享的另一个瞬间：毕业典礼前一天，班里106寝室的5位女生约好提前离校，开始毕业旅行。“她们提着行李走出宿舍，开门声一响，其他几个宿舍的门也打开了，每个人都出来和她们拥抱道别。”听到学生的转述，黄修志落泪了。“我相信，这四年的相互陪伴，可以疗愈过往的许多伤痛，也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让他们更从容。”
赵婉婷“一战”考研失败后，选择在职“二战”，但仍未如愿。在备考中，她常常想起那本《回归故里》，最终成为家乡吉林的一名职员。喊出“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不能说我不幸福”两年后，李孟凡实现了她的愿望，回到小城东营工作。
据《鲁东大学2022—2023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山东省烟台市基础教育教师中，鲁东大学毕业生占53.6%。成为小学教师的孙雨亭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其他同学的深邃思考，文笔也有些平庸，“但我相信，就像《班史》一样，一群普通人也可以做出不普通的事。“
放下“上岸”的焦虑，路棣从容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班史》出版后，她是全班第一个收到书的人。当晚，她冒着雨取回快递，突然发现，“大家已经汇入人海，《班志》也已经进入了历史。或许，艰辛、激烈和孤独也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要与这样的生活搏击。四年过去，我们都成为了自己的黄老师。”
图/受访者提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实习生 侯翔宇
统筹/孙慧丽
编辑/王朝
校对/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