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初，清华大学曾与陕西省文物局共同举办“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时隔两年的2021年9月底，清华大学又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了“华夏之华——山西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再时隔两年的2023年，清华大学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开展。两年一次的“国宝大会”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轮番上演，每次都是汇聚了来自文物大省各级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精品，让全国观众一次看个够。

“万物出乎震”

新泰市博物馆收藏的汉四神铜执炉可以说是两千年前的小火锅。炉子有一个曲柄，下部呈长方形，炉底有火箅子。上述是“物质”的一面，说明这种染炉在汉代用于吃饭时蘸酱料濡染肉块之用。我们再看看“精神”的一面。炉下四足雕成侏儒形，反手共抬炉体，体现了汉代的等级观念，奴隶的价值就是无偿为主人提供服务。更为重要的理念“透雕”在炉身上部的四壁之上。这是传统的四神形象，代表了方位：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今天的山东省在远古时期被我们的祖先归入了东方的范畴。现场看到代表西方的白虎被放在外侧展示，代表东方的青龙反而在背面无从观看，如果布展时能再贴心些就更好了，对于此展，将青龙放在外侧展示更佳。

“东方”包含两层意思：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东、西、南、北、中）体系中，山东属于古九州之一的青州，代表东方。《易·说卦》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东方主生，万物所出，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东方”也是世界为中国确定的地理和文化坐标。东方文明的核心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国之“禮”和“節”，又是从其东方诞生的，正所谓“万物出乎震”。

具体看山东的地形地貌，山与海突显了整个地域的特点。

举世闻名的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绵亘于泰安、济南、莱芜三市之间。泰山又名岱山、岱宗、岱岳，形成“山”的概念。由泰山向东，是中国最大的半岛——胶东半岛，它一头伸入渤海与黄海之间，构成“海”的意向。在山东漫长的演化史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泰山文化和海洋文化。古人给了一个更为形象的称呼“海岱”。所以这山与海之间，就是“海岱文化”的诞生地。

淄博的文脉

这两年，“坐高铁去淄博撸串”火遍大江南北。然而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淄博这个位于山东省中部的地级城市除了是“烧烤圣地”之外，还有一个大宝藏——临淄。山东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和人类遗存后李文化遗址（距今约8200-7800年），就在淄博市临淄区下辖的齐陵街道后李官庄村附近。其年代延续之长，内涵之丰富，实为罕见，堪称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源头。说句玩笑话，这正是淄博突然风生水起的根本历史成因。

由淄博一路向南，越过海拔1108米的鲁山，再翻过沂蒙革命老区的蒙山，便到了山东省最南端的枣庄市。该市下辖的滕州市有一个镇，名官桥镇。镇下有一个村，叫北辛村，北辛文化遗址正位于此。1964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文物普查队来此考查，1979年春现场挖掘，确定了距今7300年的北辛文化遗址。这里埋藏着远古母系氏族社会趋向繁荣的历史印记。

随后让我们再折回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城南30公里外的大汶河畔，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首次发现并挖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距今4000-5000年），著名的“大汶口文化”由此横空出世。依汶水而兴的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位于泰山南麓、大汶河北岸。因为大汶河有柴汶、牟汶、赢汶、石汶、泮汶等支流，史称“五汶合一”。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核心区，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字的萌芽

本次特展汇集了整个山东省50余家文博机构近440件组文物。如此庞大豪华的阵容中，属一属二的是哪一件？探究文物的价值可不是做数学题，永远没有第一第二之分。不过，被策展团队确定摆放在第一个展柜里的文物一定非同一般。

的确如此，本展第一个展柜中只摆了两件文物。这是两个筒状底尖、形似大炮弹的灰色陶缸。一个是刻符灰陶尊，器身饰有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学者将其解读为“日”“月”和“山”“火”的组合，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另一件是斧钺刻符灰陶尊，约产生于公元前4300-前2500年。器身刻带柄钺的正面图案绝非偶然。钺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此尊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刻划符号的陶尊在莒县大朱家村、诸城前寨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多个遗址均有发现，成为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了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

大汶口文化 刻符灰陶尊（莒州博物馆）

这些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其上所刻图形符号，被称为“陶文”，与古文字已有相似之处。这些符号目前已发现30多个，可分为8类，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锛、王冠等。由于这些刻画符号一般只是单独出现，无法体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文字的关系尚待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已经是以象形为基础、由图画符号演进而来的表意文字，而多数考古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至少可以被视作文字的萌芽。

这些“陶尊刻符”突显了大汶口文化的先进程度。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古代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的汶河流域存在很多甚至不见于《春秋》和早于春秋的古国。

东夷的崇拜

大汶口文化另一类出名的文物是陶鬶（音规），其中一些造型与中华民族崇拜凤鸟的文化息息相关。

1957年，位于山东日照市莒县城东南10公里的陵阳乡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两件白陶罐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双鋬白陶鬶整体质地细腻，陶色洁白，长流（壶嘴），双柄（提手），三足饱满似口袋，既有稳定支撑的作用，也可增加受热面积缩短烹煮时间。扁圆腹凸处饰附加堆纹一周。另一个（称为封口白陶鬶）质地更白更细腻，同样是长流，喇叭口，但是封口上有筛眼，煮水时可透气，又可防止灰尘杂物落入，还能在倒水时起到过滤作用。三只袋足，颈腹间安有一桥形柄，其上饰两道凹弦纹，腹部饰一周泥条状附加堆纹。这两件白陶罐的奇特形状令当时的考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参考了出土玉器上的图案，同时又发现了《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才确定此种器型称作鬶，为“三足釜也，有柄可持，有喙可写（泻）物”。喙，即鸟嘴。也就是说，鬶是一种陶制炊具，可用于炖煮羹汤或温酒。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鸟嘴形状的引流。

大汶口文化 双鋬白陶鬹（莒州博物馆）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的商代黄玉牙璧上镂雕了四只展翅神鸟，边缘则为镂雕的凤鸟形态，鸟喙弯折处为牙尖，虽然右上角牙缺损，但通体依然十分规整，四个牙形突起，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由此我们可以把这两把白陶鬶的造型当作是正在引吭高歌或昂首振翅欲飞的鸟儿。这说明，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鸟儿格外钟情。这一群对鸟怀有崇尚之情的先民，就是东夷。据考古发掘与文献比对，研究人员认识到，东夷正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创造者。

东夷是什么？夷，本为贬义；东，是指方位。东夷，是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对生活在东边的聚落先民的称呼。《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甲骨文中的“夷”字由弓和矢组成，或者说是弓与箭合一，即“弓矢为夷”。夷的本义应该是善于制作弓箭，或多以弓箭为武器的东方部落。东夷并非一支，而是众多部落的联盟。著名的蚩尤、少昊、舜等，被认为是东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部落首领。东夷人崇拜鸟，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许跟东夷人所居的东方有关。东方是日出的方向。在人类原初的思维中，太阳便是天空中飞翔的一只火鸟——对鸟的崇拜本质上是对太阳的崇拜。

略晚于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与之一脉相承。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原为章丘市龙山镇），是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后接岳石文化），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遗存，距今约4350─3950年。展览中有两件来自山东博物馆收藏的陶鬶，1960年出土于潍坊姚官庄。其造型与前面两件大汶口文化白陶鬶近似。

大汶口遗址的确定，证实了龙山文化是一支有独立来源的文化，从而打破了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仅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认知。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再到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尾接岳石文化——这一条远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奠定了山东地区在整个中华文明远古进程中的根基，并使考古界意识到，东部（山东地区）和西部（中原地区）虽然存在交流互鉴，但应是两个独立的文化区域。由此，它也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

先民的智慧

龙山文化全面继承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工艺，同时又拓展出属于自身文化特征的精美陶器。

蛋壳黑陶是本次特展布陈时最令工作人员提心吊胆的展品。由于此器壁极薄，尤其是上端口沿处，厚度不到一毫米，稍有震动，便有损坏的可能。在制作过程中，要达到如此薄的质地，首先需要在制胎阶段选用黄河故道沉积淤泥为原料，再经数道淘洗，最大限度地清除胎内的杂质。在制胎塑形时，工匠结合手制法和轮制法，将泥料放在陶轮上，在快速转动时，通过提拉的手法使之达到所需的形状。利用陶轮制作陶器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龙山文化继承了大汶口文化的轮制技术，并进行了广泛推广。

制作薄如蛋壳的黑陶，只有掌握了轮制法后才有可能实现。从现存黑陶的坚硬质地看，与当时烧窑技术的提高也有很大关系。最后一道工序是使陶器变黑，需要用到龙山文化独有的“渗碳”技术。首先封闭窑炉上所有的通气孔，造成炉内缺氧的状况，导致不充分燃烧的木炭在窑内形成烟雾状的细小碳颗粒，逐渐依附于陶胎表面并渗入胎中，从而形成细腻均匀的黑色，达到了“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的效果。

龙山文化 蛋壳黑陶杯（山东博物馆）

另一个体现古人先进科技思想的展品是来自淄博市博物馆的竹节柄铜汲酒器。这件战国时期的器具为一竹节形长柄，上有方孔，底部为荷花苞形容器，底部有圆形穿孔。古人手提这件长柄器物探入盛酒器中汲酒时，利用了大气压的原理，在汲酒时用拇指堵住上方孔洞，将酒汲取出来，再松开手指将酒释放到酒杯中。来自烟台市博物馆的元代龙泉窑青釉划花堆塑公道杯，同样利用了大气压的虹吸原理。据宋初《清异录》记载，公道杯造型最早可追溯至唐代。

战国 鸭形铜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整个展厅，从陶器到玉器，再从青铜器到瓷器，无不体现了生活在山东的先民的勤劳与智慧。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战国鸭形铜尊、孔子博物馆的战国错金银猿形带钩、平阴县博物馆的战国云纹铜马、东营历史博物馆的汉玉雕翼虎、寿光市博物馆的汉代青铜鱼形器、沂南县博物馆的东汉三足五龙戏铢砚、临沂市博物馆的东汉卧式水晶兽、新泰市博物馆的西晋越窑青釉狮形烛台和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瓷狻猊盖香薰、菏泽市博物馆的元代磁州窑白地褐彩双凤纹罐等，真是看得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

齐鲁青未了

当远古的风渐渐退去，这一片山与海之间神奇而雄伟的大地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呢？杜甫在《望岳》头两句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诗人自问自答：泰山到底怎么样？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

从后李文化到北辛文化，由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统称为东夷文化。它奠定了山东地区远古文化的根脉。而在西边的中原地区，商、周王朝完成了更替，前有商文化在渐次东进的过程与东夷文化沟通交流，后有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这一片土地也正式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中，从西周到东周，中华民族的多元化融合进程逐渐加快且线路清晰。

西周时，周公旦封于鲁（今曲阜），太公望封于齐（今临淄），因此山东又称“齐鲁之邦”，简称“鲁”。而“鲁”又与伟大人物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本展主标题“禮运东方”中的“禮运”二字，典出记载着孔子言论或思想的《禮记》。“禮运”的核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核心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从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对于阐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对于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传承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观看本展，漫步于“山海之间”，时时有所触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编辑/史祎

供图/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