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第三卷涉及的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的崩溃，即从1945年到1991年。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处于华盛顿跟莫斯科两极对立的时代。1947年开始的冷战之所以能在欧洲一直冷下去，其主要原因在于“核威慑均势 ”，是对核武器毁灭双方的恐惧。

自从1945年8月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首次投掷了两枚原子弹后，人类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掉这一恐惧。从1945年到1991年的东西方对峙，其激烈程度并非始终不变。第一个对峙阶段最迟从1948/1949年封锁柏林开始，结束于 1962 年秋季古巴导弹危机的化解，接下来是一个缓和阶段。1970年代下半叶又重新走向对峙，起因是苏联在欧洲部署瞄准中欧的新一代中程导弹。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发生了“上层革命”，政府彻底更迭，东西方的冲突才得以克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 1990 年 9 月首次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也才成为可能。

跨大西洋的西方国家还从来没有像1945~1990年的45年那样构成一个整体。谁在西方扮演霸主的角色，从来就毋庸置疑：美利坚合众国曾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到冷战结束时，它已是一尊独大了。欧洲较大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美国相提并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不仅被打败，还为四大战胜国所瓜分。英国虽然是战胜国，却因战争所耗而遭到削弱，及至 1945 年已经不知道其海外殖民地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对因 1940 年的战败而遭受重创的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在绝望之中拒绝放弃粉饰大国地位的门面 —它所占领的殖民地。去殖民化从 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开始，一直持续到 1970年代。这一过程对所有欧洲殖民列强来说都非常痛苦，而最为痛苦的莫过于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了。葡萄牙是在本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以后，才告别了昔日庞大帝国所剩无几的非洲领地。

20 世纪最迟到 1945 年成为“美国世纪”，也因此成为“跨大西洋世纪”。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我毁灭帮助美国获得的地位，随着轴心国被打败更是实至名归了。美利坚合众国是大西洋同盟无可争议的领军国家，也是西方唯一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欧洲的民族国家—听起来虽然矛盾—只 能通过超越民族的融合来保证其相对的独立与行动能力。在欧洲共同体即后来欧洲联盟的框架下，民族国家通过共同行使最高主权或者将之转交给超民族的各种机构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后古典式的民族国家。跟第三世界不同，民族主义在欧洲丧失了其融合能力，也因此失去了其历史合法性。对民族的忠诚逐渐与各种跨民族的纽带交织在一起，例如跟苏联式共产主义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同属西方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归属感。正如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指出的那样，“美国世纪”也同样，或者说恰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一个“跨民族的世纪”。

同样跨民族的还有持续长久的繁荣。这场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 30 年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与大众消费的时代。1944 年7 月，二战结束前不到一年，反希特勒联盟 的44国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共同制定了一个世界货币体系，从机构上为战后国际货币合作构建了一个框架。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该体制建筑在以美元为储备货币、黄金、美元本位制的基础上，比过去的金本位制或者 1925~1931 年实行的金汇兑本位制要灵活得多。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当然，这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全球化：苏联及依附于它的那些国家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

美国在 1973 年 3 月因国际收支赤字日益扩大而放开美元汇率，这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世界货币体系走向终结。六个月以后，即 1973 年 10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

通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为长达约 30 年的低油价时代画上了句号。这样的低油价曾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润滑油”。极端增长率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物质渴望的结束，这种渴望是在战后长久的繁荣时期形成的。为了维持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许多家庭比以往更加依靠贷款来资助其消费。很多政府也增加国家债务，以免过多地削减对民众的开支，维持“阔绰年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果。此举开启了“债务国家”之路，不仅仅是在西方世界，也不仅仅是在 1970 年代。

1979 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对东欧阵营国家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对西方的工业国家。1973 年以后，西方工业国家推行了技术现代化，并因此降低了能耗。苏联的解体有很多因素，但在技术上、经济上，最后也因此而在军事上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如果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部危机仅仅归结于其物质生产能力的恶化，或者把 1989~1991 年的划时代转折贬低为19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个特有的“副产品”，那就未免太过简单化了。

1980年代，中东欧、东南欧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进一步遭到削弱，这与东欧阵营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权组织深受1975 年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鼓舞不无关系。在那份文件中，苏联及其盟国不得不以尊重主要的人权，如思想、宗教、言论和信仰自由，换取西方承认其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从这一时刻开始，所有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的人，不论是布拉格《七七宪章》的作者还是波兰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无不引证这份文件。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把 1991 年苏联的崩溃看作“极端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短暂的二十世纪”的结束，其肇始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种极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时代虽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但是在旧大陆已经走到了尽头。随之消逝的是那个给20 世纪打上深刻烙印的现象，其深刻程度无与伦比。古老西方的中东欧部分在二战末期曾经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即后来的东欧阵营，现在又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并为在欧洲联盟和大西洋同盟内的未来做准备。分裂的德国得到曾经的“四大国”和欧洲邻国的首肯，统一成了一个国家。美国成为一个失去对手的世界强国，虽然只是暂时的。“美国世纪”的美国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苏联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独元化的局面只是一个走向新的多元化时代的过渡阶段。柏林墙倒塌 25 年后，是否还能声称跨大西洋的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统治地位，这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文明规范工程、不可转移的人权思想、法制、权力分立、人民主权以及代议制民主的未来。这是另一部历史。相关内容将在有关当今时代的《西方通史》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里加以探讨。

——节选自《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第三卷 导论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