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苏珊·桑塔格曾计划写一部题为《论垂死的女人》、《女人之死》或是《女人如何死去》的作品。在她日记里的“写作素材”一栏中，桑塔格列下了十一场死亡，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死、玛丽·居里之死、圣女贞德之死、罗莎·卢森堡之死，以及艾丽斯·詹姆斯之死，等等。1892年，四十二岁的艾丽斯·詹姆斯死于乳腺癌。詹姆斯在日记中将自己的乳腺肿瘤形容为“我乳房里这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1974年，四十一岁的桑塔格确诊乳腺癌。经受治疗后，她写下了《疾病的隐喻》一书，书中引用了詹姆斯对乳腺肿瘤的这一比喻。

《疾病的隐喻》所描绘的是完全不带个人色彩的癌症。桑塔格拒绝将“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写进同一个句子里。蕾切尔·卡森于1960年确诊乳腺癌，那年，五十三岁的她正在撰写《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后来成了癌症文化史中的重要著作。卡森生前从不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最终，她在1964年死于癌症。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桑塔格的日记异乎寻常地寥寥可数、内容单薄。这体现了乳腺癌对于思考的消耗——这种消耗主要来自化疗可能对认知产生的严重而持久的影响。1976年2月，在接受化疗期间，桑塔格写道：“我需要一个精神健身房。”她的下一篇日记写于数月之后。1976年6月，她写道：“当我能写信的时候……”

在杰奎琳·苏珊1966年的小说《纯真告别》中，有一个人物詹妮弗在确诊乳腺癌后因畏惧乳房切除术而服药自杀。詹妮弗说：“我这辈子里，癌症意味着死亡、恐惧和一些可怕到我不敢面对的东西。现在我得了癌症，有意思的是，我怕的根本不是癌症本身——即使那已经是死亡宣判。我怕的只是，它对我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于1932年确诊乳腺癌，她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比起癌症，我宁愿选择三氯甲烷。”小说家杰奎琳·苏珊在四十四岁时确诊乳腺癌。她死于1974年，即桑塔格确诊的那年。

1978年，四十四岁的诗人奥德莱·洛德确诊乳腺癌。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洛德选择在她著名的《癌症日记》中将“我”和“癌症”关联起来。洛德的书记录了她的诊疗过程和她对斗争的号召：“我不愿这本书仅仅成为对悲痛的记录。我不愿它仅仅成为对泪水的记录。”对洛德来说，乳腺癌的危机意味着“勇士对又一件武器的精心审视”。洛德于1992年死于乳腺癌。

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于1810年发现了自己的乳腺肿瘤。同洛德一样，她用第一人称记录了自己的乳房切除术。她接受切除术的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剂。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伯尼的意识是完全清醒的：

……数月而非数天或是数周以来，每每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我都像是重新亲历那痛苦！每每念及此事，我都无法逃过这惩罚！我病了，我被一个问题打乱了阵脚——哪怕是今天，在那件事结束的九个月后，我依旧因这种讲述而头痛！而这悲惨的讲述啊……

桑塔格在思考如何在《疾病的隐喻》中书写癌症时，曾在日记中写道：“［要采用］格言式写作。”乳腺癌与这个可能会“提及那可怕的东西”或是做出“这悲惨的讲述”的“我”毫不协调地并存着。这个“我”有时候被癌症摧毁，有时候则被它所指代的那个人先发制人地摧毁——通过自杀，或是通过写作者不允许“我”和“癌症”这两个词同时出现的固执想法：“……于2014年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一岁。”（被删去的是“我”这个词。）或者“2014年，四十一岁的我被诊断患有……”（被删去的是“癌症”这个词。）

小说家凯西·阿克于1996年确诊乳腺癌，那年她四十九岁。她为《卫报》所写的癌症记录《疾病的礼物》显得异乎寻常地直白。在文章开头，她写道：“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将如我所知。即便是现在，这故事依旧让我觉得陌生。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讲述它，我并非感情用事。或许只是为了说出，它确实发生过。”阿克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却还是讲下去了：“去年4月，我被诊断患有乳腺癌。”阿克于1997年死于此症，彼时距离她确诊刚刚过去了十八个月。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