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围城》是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其所表现的生活内涵，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艺术世界”，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复琢磨，深入体味。近十年来，我先后读过多遍《围城》，几乎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验与发现。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我看起码有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如该书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小说写方鸿渐、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长途旅行所见，有点类似欧洲的“流浪汉”体小说的写法，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乡镇中种种肮脏污秽都“倒弄”出来。其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等等，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风世俗，给人的印象真深。这些描写，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当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三闾大学”的乌烟瘴气。校当局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鸿渐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这简直不是什么学校，而是一口龊龌的“大酱缸”。这些描写也带揭露性，从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围城》用大量的笔墨客观而尖刻地揭示出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这个描写层面可称为“生活描写层面”。以往一些对于《围城》的评论，大都着眼于这一层面，肯定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因而有的评论认为，《围城》的基本主题就是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这样归纳主题不能说错，因为《围城》的“生活描写层面”的确带揭露性，有相当的认知价值；但这种“归纳”毕竟又还是肤浅的，只触及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
如果不满足于运用“通过什么反映什么”这个简易却往往浮面的批评模式，而更深入思考作品“反映”的东西是否有作家独特的“视点”，这就更深一步发掘到《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不妨对主人公做些重点分析。方鸿渐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在现代文学“凌烟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钱钟书又比巴金或曹禺“理性”得多，对方鸿渐身上那些传统文化劣根的习染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几乎不带什么惋惜。小说表现的方鸿渐面对爱情婚姻问题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特别是已经成为他心理特征的庸懒虚浮、得过且过，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格。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分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成分起主要作用。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角色。
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出息，这当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根源，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因。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到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与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中的衰腐性还有许多留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庸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方鸿渐尽管在国外待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庸懒的生活，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大概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考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围城》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在那个“新儒林”的世界里，历史上文人常引为骄傲的种种传统美德，诸如讲求气节、感时忧国等统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卑琐、庸俗、虚伪，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钱钟书着重解剖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崇洋”。
如果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积极寻求与新进的世界文明对话，从外国先进的经验中学习。但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难得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在与世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崇洋”心态。《围城》对“新儒林”中“崇洋”心态的刻画与讽刺，是非常辛辣的。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为了显示“精通西学”，竟伪称自己俄国老婆为“美国小姐”的假博士韩学愈（名字都是“崇古”的）；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世界知名哲学家”的江湖骗子褚慎明；还有那个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部视学；等等。这些人物以“崇洋”来装阔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小说表面上是讽刺这些“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却又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读者当然更不会忽视女主角孙柔嘉。对于方鸿渐来说，她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作品一开始写她是那样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真有一点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东方女性美”；可是与方鸿渐结婚以后，慢慢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气面孔，变得专横、善妒、自私、刻薄，变着法子想如何把握家政、制服男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孙柔嘉也是一个“非英雄”，并非坏人，作者不过是把她作为“新儒林”中的那类旧的因袭沉重的女性来写的。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变化，也还是为了发掘她身上所蕴藏并起根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构成“新儒林”的生活图景。“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冲击而行将崩析历史的产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孽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性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传统文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暴躁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乏。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去把捉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的是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那么，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反复琢磨作者的立意，我们也许就能越过上述二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性的思考，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能让人完全体会到。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大家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对方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了邮船这个“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另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失业无着，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好，那里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摆脱“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后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
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
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
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出“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近似无聊的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的过程。
这种读完整部《围城》后领悟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创作实际呢？细品本文，会发现这确实就是作者的意图，一种深入的哲理的思索。这是深藏于小说底层的“语码”，如果没有找到这“语码”，就不能说已经读懂了《围城》。
其实钱钟书似乎也有点怕读者忽视了小说的“语码”，不理解其象征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来点破这一“秘密”。
《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和朋友们聚会吃饭，其中江湖骗子式的“学者”褚慎明在饭桌上大谈婚姻“哲学”，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另一位朋友也补充说：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些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将《围城》的整体象征含义“点”醒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江湖骗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清醒体会时，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这样写“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状态，也别有一番深意：这暗示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被命运所播弄的人是这样地盲目。如果读者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图表现的现代人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后的落寞感、孤独感，那么就能强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反讽力量。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在4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国文学中却为凤毛麟角。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几乎忽略了《围城》的“哲理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毕竟热衷于执着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不光在妙语珠联的语言运用，甚至也不光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到的勾画，更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围城》是一个既现实又奥妙的艺术王国，只要进入这片疆域，无论接触到哪一层意蕴，总会有所得益，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本文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