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是我意外的产物

“需要闭上眼睛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把过去找回来。”

这是《南方》的开头。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我写作这部小说的隐喻。2009年，我写完《风和日丽》，当时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有好长时间，几乎不能写作。但写作是写作人的宿命，一旦空下来，人会变得无比空虚，整个生命犹如一辆车在半途抛了锚。

2010年，经过半年的休整，我想作为消遣写一个过渡性作品。最初我仅仅想写一个傻瓜的故事。他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这个傻瓜当年是我们的乐子。他工作后，把钱藏在蜂窝煤饼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钱将来是娶老婆用的。但多年后，他发现藏于煤饼的钱都烂掉了，成了灰。他大哭一场。

现在我把这个人物写进了小说，我也写到把钱藏于蜂窝煤饼这件事。读者可以发现，当这些事写进小说后，全然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这就是小说这门古老艺术和现实的区别。小说有自己独有的逻辑，它有时候像音乐，只要出现一个动机，便可以沿着这个动机不断发展、变化，然后从现实中飞升起来，绝尘而去，把现实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我写下了这个开头。那时候，《南方》的世界一片黑暗，我像小说里的傻瓜杜天宝一样，脑子里“慢慢就出现了天空，南方的街道和房屋，它们像放露天电影时的幕布被大风刮着，晃来晃去”。我看到傻瓜杜天宝的三轮车上坐着一对双胞胎美女。

我原本只想写一部轻松的小说，没想到我花了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杜天宝渐渐地变成了次要人物，而那对双胞胎姐妹花，以她们独有的命运站到了前台。《南方》不是我原本想要的轻松的作品，它已变成一部探讨人性及其边界的小说，一部关于命运的沉重和惨烈的小说。

二、需要找到一种形式才可以书写

这五年里，我不可能每天在写。我时有杂念，我问自己写作的意义。这世界多一本我的小说与少一本我的小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写作极不顺利，我为此沮丧至极，怀疑自己失去了写作能力。我越来越自闭了，很少与人交往。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有时候去杭州住几天，也是关在家里。有一些事会突然进入个人生活，然后，又远去了。我生活得越来越慢。

为了打发时间，我还乱涂一些小画。我想我可能算是个比较专注的人。专注让人充实。有一段日子我喜欢上了画画。

可是，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写作这件事让我真正满足。小说里那些人物并没有离开我，他们在慢慢生长。他们最初在我记忆的缝隙里钻出来，像一粒刚刚破土的种子，软弱而稚嫩。他们有时候对我指指点点，会嘲笑我的无能。有时候争吵着要进入我的小说，想占据更多的章节。有四个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慢慢知道他们的来处以及他们的幸福和不幸。但是，这一切太乱了，我无力书写他们。我发现我写出的近十余万字更像是一张随意画出的草图，杂乱无章。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记住并开始洞悉我的人物，我知道他们会如何选择并行动，知道他们的欲望和情感，知道了他们内心的黑暗和光亮。

必须重头来过。一个小说家无法穷尽世间的一切。我必须给生活以形式，才可以书写。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现在的结构。

“我在一天之前已经死了。”

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确定罗忆苦成了整部小说的中心。

在《南方》里，我设置了三个人称：你、我、他。这不仅仅是人称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关于人性的寓言。

这是一个类复调音乐的结构，而“我”无疑是整部小说的主调，在我的想象里，“我”更多地指向生命中的“本我”，那个我们至今无法道清的和整个宇宙一一对应的人的内在宇宙。

三、南方传奇以及文学传统

2010年，当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时，有一个名字叫《第七日》，后来余华出版了一部叫《第七天》的书，我只好改名。

我倒是更喜欢现在这个书名《南方》。我写的就是关于南方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南方的风物，有很多关于南方气候、植物、人情、街巷的描述。而在中国，南方的历史充满诗意，很多传奇和浪漫故事都在这儿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一直是很重要的存在。古典诗歌中，南方的意象也深入人心。南方多山川湖泊，似乎容易出现神迹。

我曾去过墨西哥。像所有中南美洲国家一样，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甚至那里的植物也格外的饱满肥大，有一种超现实之感。在那里，我看过弗里达的画，这个极度自恋的女画家，专注于画自画像的双性恋者，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斑驳的文化图景，一种来自印第安、西班牙、南美及印度文化的混合体，极度的妖艳和迷幻，代表着美洲南方大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她让我想起另一位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和他的代表作《佩德罗·巴拉莫》，总是带着中南美特有的神秘性和超现实感。

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

在中国南方，同样的植物蓬勃，四季常绿。生命在此显现不同于北方的那种壮烈，带着南方的水汽和灵动，带着热烈的甚至早熟的腐烂气息。萧耳女士在看了《南方》后，问我罗忆苦是不是来自我的记忆。她说，在南方，每一条街上都有一个罗忆苦，一个“坏”女人。虽然小说和现实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每个作家都会承认，它的种子是来自现实的。对我而言，记忆，尤其是那些不能忘记的场景是我小说的胚胎，我的小说就是由它发育而来，当然其中加入了我自身的经验和人生阅历。

南方多佳人。而底层的佳人往往红颜薄命，她们经不住人世的诱惑，早早地开始了她们丰富的人生。在我有限的经历中，也见证过几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女性，她们往往是桃色事件的主角，但恰恰是她们照亮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使芸芸众生看到了与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不“道德”的生活，甚至看到了“自由”本身，公众虽然会有某种被冒犯的感觉，但只要深究，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样渴望着这样的“自由”。

我们讲故事的人迷恋于这种传奇，总是试图打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并探索人性可能的疆域，从而刺激我们日益固化的日常生活及其经验。

四、回望和交汇

一直以来，我专注于通过叙述处理时代意志下人的境遇问题。由于中国社会及其当代历史的特殊性，人的命运也有着极为奇特的面貌。我一直迷恋于这个主题，即书写社会主义经验。

我早年的《越野赛跑》写了两兄弟的故事，是两个疯狂年代相遇的故事，我把这两个时代命名为政治年代和经济年代。这是我第一部长篇，整部小说的基调是飞扬的，寓言式的。写实部分也显得夸张甚至变形。

后来，我在写作《爱人同志》时放弃这种方法，我开始向人的内部世界拓展。那个不可捉摸的内心世界有着巨大的能量，让我深深着迷。我完全用写实的方法切入，一步一步，进入那个黑暗的潜意识领域。外部世界也一直在文本中存在，因为小说中的刘亚军和张小影在时代的节点上起始，在历史的变迁中展开。但和一般小说不同的是，我努力“向内转”，试图打开人物精神世界的图景，他们的光荣和失落，幸福和疼痛，爱和恨，温情和暴力。而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和时代紧密相连。

对我来说，奔放的、飞扬的想象似乎是“容易”的。我早年的中篇《家园》也是一部飞扬之作，我几乎用两天时间就写完了它。而写作《爱人同志》这样的小说，需要耐心，需要长久地凝视，需要仔细地辨析，看清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的理性和非理性面相。

每一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挑战。写作《南方》时，我想到了我早年的《越野赛跑》。我想，既然我第一部长篇是关于飞翔的，那么我的生命里一定有这样的天性，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写法呢？同时，我告诉自己，我是个对人充满好奇的作家，我同时也不能减弱对“人”的探问和质询。

我试图在《南方》中融入我写作中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我想让南方有寓言性，但这种寓言性要建立在人物的深度之上。我要在飞翔和写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到了。从我现在的文学观念来说，我更喜欢那种有人性深度的小说。但如果一部小说既能做到人性的深度，又能指向关于世界的普遍性的寓言表达，也是件不错的事。

五、作品是作家在时间里的精神晶体

《南方》对我而言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写作，写完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我终于写完了它。

不光是我书里的人物在五年的时光里渐渐清晰，我通过漫长的写作，看清了时光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位高僧需要一生的修为才能烧出舍利子，写作就是作家在时光里的精神历险，而作品只不过是作家在时间里的生命晶体。我写作的这些年，外部的世界一直在迅捷地变化，而我坚守的小说世界也因为时光而显现出自身的逻辑。在《南方》写作中，我尽可能地淡化历史——当然它依旧在，我更多地让小说按其自身的时间而生长。在写作中，我不但在时光里看清小说人物的表情，我也看清了时间温情而残酷的面容。

2015年3月18日

作者：艾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