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仇向锦（前排左一）和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人员一起巡查院区

“想不起来。”

仇向锦抬起头，脸上带着有些腼腆的微笑。对事务繁杂的他而言，要从百余面锦旗中快速回忆起一些故事并不容易。

这些锦旗是北京协和医院院警们三年多来收到的谢礼。仇向锦就是这些院警中的一员。更确切地说，他的职务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建国门派出所副所长，分管协和医院警务室工作。前不久，他被任命为协和医院保卫处党支部副书记，从而有了“双重身份”。

赠送锦旗的人，大部分是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患及其家属。他们对于院警的感谢，有时甚至不逊于对救死扶伤的医生。由此，警察仇向锦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圆了年少时的“医生梦”。

“话音刚落，警察就来了”

2019年5月，“80后”警察仇向锦调入建国门派出所，并正式成为协和医院警务室的一名院警。那时他才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像自己预想的那样轻松。

在建国门派出所的辖区示意图上，协和医院是一个长方形西侧凸起的一块区域。作为全国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每日人员流动数量最高近5万人。医院内外常年人来人往，地库前的车辆不时就会排起长龙。在协和医院发生的警情件数，占到了建国门派出所每日警情的三分之一。

“这里相当于一个小社会，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成为院警后，仇向锦很快有了这样的感慨。除了快速处置医患纠纷、医院内重点点位巡逻、医院及其周边环境清理整治，院警还肩负着反诈宣传、处理突发事件演练、培训医院安检工作人员等职责。

尽管协和医院警务室距离急诊不过数米距离，但一天下来，院警们的微信步数超过3万步已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足迹遍及医院内外，对急诊、门诊、病房的位置等情况了如指掌，“比对自己家还熟”。

当协和医院任何一间诊室、病房内的一键报警装置被按下，院警的任务就是在接到警报后，迅速赶往现场。有时，他们刚处置完一起报警，就又要赶往下一处。

2020年的一天，在协和医院的病房内，医生正常地与病人进行沟通，一位病人家属突然情绪激动，扬言要伤害医务人员。有人马上按键报警，院警几乎立刻到达。这位家属自知理亏，先是对“话音刚落，警察就来了”表示惊讶，紧接着忙不迭地道歉，称自己刚才“是开玩笑的”。

自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因为不配合入院扫码登记、限制陪同就医人数等防疫措施而引发的纠纷也大量增加。

“一些病人家属因为太过着急，不愿花哪怕一点时间扫码登记。如果医院保卫人员不让其入院，他们就对医院保卫人员连推带打。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仇向锦介绍，目前，因为不理解疫情管控而产生的纠纷，占到协和医院全部警情的三分之二。

一位从外地赶来的男性患者就诊时，随其而来的四五个人都要求陪同就医。可疫情防控期间，协和医院只允许最多两名陪同人员进院。遭到阻拦后，患者家属殴打防疫人员，一名医务人员的腰也在躲闪中扭伤，现场眼看就要闹到难以收拾。

仇向锦等人出警后，先是让患者家属冷静下来、控制住现场局面，后在保证患者及时就医的同时，将动手打人者带到了派出所，对其讲明法规、晓以利害。最后，患者家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心平气和地接受警方处理。

“断链”式打击号贩子

打击号贩子也是院警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仇向锦提供给《法治周末》记者一组数据：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部署下，建国门派出所自6月25日“护航2022平安行动”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工作以来，共查获号贩子41人，收缴小卡片700余张，为患者创造了绿色平安的就医环境。

仇向锦介绍，在协和医院周边游荡的号贩子，大多是“倒号”产业链的最底层。这些人主要靠发传单、卡片拉“医源”赚钱，且多次被警方处理后，依然选择重操旧业。

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号贩子，仇向锦再熟悉不过了。一个外号“大姑娘”的四十多岁女人，长期在协和医院一带向病患高价出售号源。一次，被协和医院保卫处工作人员发现并制止后，“大姑娘”竟出手将工作人员打伤。仇向锦第一时间出警，很快控制住了混乱的局面。

9月9日友谊医院通州院区门诊楼进门处的安检人员在进行安检

还有一个人称“老刘”的男人，进派出所不下10次。仇向锦与“老刘”深入地谈过，得知他是因为沉迷赌博而导致家业败落、家人离散。一次在协和医院就诊的经历，让“老刘”意外地发现了倒号这一“商机”，他由此摇身成为了号贩子。

但即便是愿意向警方坦陈心迹，“老刘”也没有收手的意思。在许多号贩子眼中，倒号堪比“无本的暴利生意”。另外，号贩子多隐匿在线上，这也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困境。

站在基层派出所的角度，为了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仇向锦带领协和医院警务室创设了“断其一链”的工作模式。“这样一来，号贩子至少当天不能再回到医院门口继续倒卖号源。”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一系列联合医院保卫处阻断号贩子寻找“医源”的行动后，协和医院周边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

“穿警服的协和人”

2020年夏天，协和医院的一名实习医生在仇向锦面前痛哭失声。她断断续续地告诉仇向锦，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其中绝大部分是网络贷款。仇向锦接过这位实习医生递过来的手机，惊讶不已：“手机上竟然下载了六七个网贷APP。诈骗分子冒充某购物平台，诱导她借了个遍。”

初入社会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缺乏经验，落入电信诈骗分子环环相扣的圈套中，导致还未走出校门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样的事实，让仇向锦触目惊心，也促使他进一步加大在医院宣传反电信诈骗的力度。很快，协和医院的医生、实习生及医院外包单位工作人员（保洁人员、护工等），都被纳入院警们反电信诈骗宣传的对象中。

“现在，在协和医院的员工食堂里，也都挂着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海报。”协和医院保卫处处长王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对仇向锦的评价是“认真、专业”。

“虽然协和医院有自己的保卫处，但保卫人员并没有执法权，只能配合医院开展内部的管理工作。很多情况下，比如，打击号贩子、处置矛盾纠纷等，还是要依靠警察的力量。”王海说。而遇到一些涉法问题时，保卫处工作人员也会向仇向锦等院警请教。

如今，在协和医院，每周都会召开一次“医警协调会”。出席会议的不只有院警和保卫处工作人员，还包括门诊、急诊、医务处等各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仇向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次开会，大家都会畅所欲言、共享信息。他也为医院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比如，将一批老旧的摄像头更换为无死角、高清化的摄像头、建立更加完善的安全制度等。

随着工作交集的增多，协和医院门诊部、急诊部等负责人和仇向锦互留了微信。有时候，一些突发情况还未等保卫处转告，消息就传到了仇向锦那里。谈及此，协和医院保卫处副处长吴富起笑着说：“我们没有意见，因为大家都是协和人嘛。”

6月起，仇向锦担任协和医院保卫处党支部副书记。这一制度创新，让警方与院方的关系更为紧密，也让院警们切实感觉到，自己确实是“穿警服的协和人”。

“不光是执法者，还是服务者”

协和医院院警屠殿文认为，在医警联动中，警方仅仅有专业度是不够的，来自院方的认可、与院方关系融洽也颇为重要。“只有关系融洽，工作才能干得顺畅，合作双方才能建立起默契感。”事实证明，仇向锦是个“会干工作”的警察，屠殿文说。

除了仇向锦，协和医院警务室的4名值班院警都是“60后”。其中，屠殿文从天坛医院调入协和医院，院警经历已有十余年。在他看来，仇向锦虽然年轻，却资历丰富；虽然是领导，却丝毫没有架子。仇向锦将比自己年长二十来岁的驻院民警称为“老哥”。而老警们也惯以看“小兄弟”的眼光来看这位年轻的领导。

老警们看似一切风轻云淡，其实内心都有执着的坚守。屠殿文也是如此。前几天，他因身体不适，骑电动车时摔伤，一大片深紫色的伤疤还留在右臂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同事休病假时彻夜值守在医院。对于仇向锦，他早从其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得出了判断：“一是人品不错，二是工作责任心强。”

正因如此，经验丰富的老警们才愿意多与仇向锦多交流、多探讨，“有什么意见也都愿意反映”。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当天，屠殿文提及，自己正准备就如何更有力地打击号贩子向仇向锦提出建议。他相信，这位年轻的领导会把自己的话听进去、放心里。

接受采访时，建国门派出所辅警刘斌对《法治周末》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男人开车接80多岁的老父亲出院，在协和医院门口与其他车辆发生剐蹭。两位车主争执不下，很快就起了冲突。有人报警后，冲突双方被带回所里。但仇向锦先专门派人把老人送回了家，“不能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坐车里等着”。

对警方的这一举动，老人的儿子非常感动。他不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专门给政府服务热线12345打电话，表示对警方的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后来，12345的反馈电话打到了建国门派出所，接电话的人就是刘斌。仇向锦得知后，说了一句让刘斌印象颇为深刻的话：“我们不光是执法者，还是服务者。”

因为工作繁忙，仇向锦“一个月回不了一两次家”。但这在他看来，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出生在警察世家的他，自小在派出所长大，见惯了警察的“不着家”。

仇向锦的妻子也是警察，自然能理解警察工作的辛苦。只是，4岁的女儿正是懵懂的时候。用仇向锦的话来说，在这样一个忙碌的双警家庭，小小的她就像是北京城里的一份“快递”，一会儿被送到这里，一会儿被送到那里。

直到采访接近尾声，仇向锦才突然想起一桩与锦旗有关的往事。

那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患者。从入院就诊开始，他就得到了仇向锦等院警的帮助。出院时，他突然发现，协和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不见了。又是在院警们的帮忙下，遗失的诊断证明找到了，并被快递到了内蒙古。后来，这位患者让家属专程从内蒙古赶赴北京，只为给院警们送上一面锦旗。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挺不好意思的。”仇向锦向记者解释自己想起这件事的原因，脸上又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文/记者 尹丽

编辑/朱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