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庆节，是我的二老双亲结婚50周年纪念日。结婚50年被称为金婚。虽然身边不乏古稀老人，但相携半生，共度金婚者，似乎并不太多。
平素喜爱舞文弄墨，但提笔书写自己父母的生活与往事，却是第一次。一方面是不敢写，因为太熟悉，怕写不好。另一方面，确实也是不太了解。我对父母的认知，仅限于我出生以后。在此之前，他们的生活经历包括爱情故事，我只是偶尔听说一些片段，无法串联起来。这缘于自己的疏忽，更像是一种遗憾。在父母金婚到来之际，带着一种要为二老做点什么的想法，我开始有意识的了解家庭往事，并查阅了父亲的记录性文字。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独特而美妙，而那些关于父母的生活和爱情的故事在我面前慢慢展开，如同一幅优美而深沉的画卷。
我的父亲1945年出生于南京。1964年高中毕业后，父亲响应号召下放去了苏北农场。当时最朴素的想法是，家中人口多，离开家可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直到下放前，父亲才敢把这个消息向家里汇报。据说爷爷非常生气，说父亲先斩后奏，下乡必定要吃苦，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返城。父亲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惴惴不安来到农场，在这里扎下根来。
父亲下放在连云港云台农场，此处因坐落于附近的云台山而得名。云台山名不见经传，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但是这里却留下了父母的青春印记，更是见证彼此爱情的圣地。父亲下放时，农场甚至没有通电，吃水要自己去河里挑。这里有山有水，风景如画，初来乍到的父亲却无心观赏。到了农场才知道，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识青年。在这里，劳动和其他知青在一道，吃饭有食堂，所以并不感到寂寞。刚到农场时，父亲锄过草，种过棉花，割过田菁，还跟着拖拉机播种、收割。因为表现突出，父亲还担任过基层副组长。插队生活甘苦参半，冬天挖水利工程就辛苦万分。挖沟是一种纯体力劳动。冬季农场气温较低，知青们凌晨四点就要起床。到了大埂上，先生火把冻硬的土地烘软再开始挖。挖到底层时，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将土块甩上去，很容易闪着腰。父亲主动要求参加挖沟，有时也用小车子推土，每天都汗流浃背，晚上只能睡地窖子。因为辛苦，常常倒头便睡。有次收工后，父亲发现自己内裤上有血，原来是累出了痔疮。
工作的艰辛与磨练使人愈发向往生活的甜蜜与温馨。在农场作业区，父亲结识了一些好友，并渐渐与母亲相识相知。母亲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祖籍山东，父母早亡，16岁便跟随从军的兄长来到农场。由于和南京知青相处日久，认识父亲时，母亲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南京话。乡音的亲近，劳动的接触，让两颗年轻的心不断靠近。1968年，奶奶因病去世。父亲感觉塌了半边天，常常独自沉默。母亲深知失去亲人的痛楚，常陪伴父亲身边，温言劝慰。偶尔休息日，他们便一起去山下洗衣服和被单。风景秀丽的云台山簏泉水淙淙，洗净晾起的衣被光亮如新。趁着凉晒衣服的间隙和山间清凉的微风，两个年轻人坐在石头上作长时间的交谈。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享受，是彼此交往的甜蜜时刻。
共同的生活环境与经历，让他们自然而然地生出爱慕之情。后来父亲调到连队当会计，母亲担任连队卫生员，生活相对稳定。1972年国庆节，父亲母亲结婚了。和当时大多数知青一样，他们的结合简单而朴素。没有彩礼，没有像样的仪式，唯一的家具是知青朋友帮忙打的床头柜。一张旧八仙桌还是从宿舍里搬过来的。装衣服的箱子是母亲哥嫂的陪嫁。结婚那天，连队放假。很少下厨的父亲弄了几个菜，请了连队的连长、指导员，还有几位来贺喜的知青朋友。父亲母亲给大家散了一些喜糖，在志同道合的良好氛围和众人的哄笑与祝福声中，热热闹闹地结婚了。
刚成家时，父亲月工资21元，母亲17元，这在今天几乎令人难以想像。靠着这微薄的收入，父亲母亲过起了小日子。70年代末，父亲调入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四分场担任财会工作，工资有所增加。母亲则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婚后，他们购买木料，请人打了大衣橱、写字台和书柜，还购置了当年时兴的“三转一响”及黑白电视机。这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了。1974年我出生后，母亲带着我去南京休产假。当时父亲的外婆健在，老人家对母亲印象极好。她说父亲下乡这么多年，什么也没得到，找了个老婆却是呱呱叫！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在苏北云台农场渡过了13年清贫却快乐的日子，并生养了我和妹妹。1979年出台了知青返城政策。在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其实当时我们在农场的生活并不差。我记得那时我们家有两间大房，客厅、卧室、厨房一应俱全，还有一小块菜地，算是场部的中上等人家。可是为了我和妹妹的将来考虑，父亲母亲还是决定返城。1984年，父亲响应知青返城政策，带着我回到了南京。母亲则和妹妹暂时留在农场。父亲被分配进入冶金系统，既要工作，还要照管我的学习。刚回城时，常年拿笔杆子做文职的父亲不得不去一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业余时间还要为母亲的调动四处奔波，身心俱疲。直到1985年，我们才一家团圆。
母亲自小家境贫寒，一直秉承着朴素而实用的生活准则。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性勤劳朴实、温柔善良的特点。小时候，我和妹妹的很多衣服都是母亲在自家缝纫机上完成的。虽是自制，但样式新颖，剪裁得体，常常得到别人的夸赞。遗憾的是母亲不会骑车。即使中国一度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母亲依然掌握不了这项在她看来充满挑战性的技能。母亲体形丰满，但身手矫健，行走如飞。我们上学那会儿，父亲经常出差。为了让我和妹妹吃上午饭，母亲常常一天四趟，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她行走的速度不亚于部队的急行军。这一点，连当过兵的我都自叹不如。妹妹出生时，我被送到南京亲戚那里。一年多以后，父亲母亲来南京接我。他们进院子时，我正在低头玩耍。房东奶奶让我叫人，我头也不抬，阿姨好！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母亲也笑，笑着笑着又抹起眼泪。在家时，母亲一直称呼父亲为同志，使人感到既亲切又幽默。作为家中的后勤部长，母亲对家庭成员的呵护无微不至。我的孩子出生后，父母又担负起照看第三代的重任，称得上劳苦功高。
最初，我们居住在老城区的平房。虽然生活相对清苦，但有很多亲戚和老邻居彼此照应。老房子年久失修，雨天四处渗漏，苦不堪言。我们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光景。很快老城区改造，短暂过度后，住进了位于原址附近的楼房。当时并没有更多的能力用来装修，但能够搬进新房，已经是一件令人无比庆幸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居住了将近20年。2003年我成家前夕，才从新街口迁居至安德门。
退休以后，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钻研并醉心于他日益广泛的业余爱好之中，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喜爱并津津乐道的爱好包含并不仅限于集邮、收藏（门券、纪念章）、剪报、旅游、阅读、写作等等。母亲则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从事她形式单一却内容丰富的家庭劳作，乐此不疲。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有父母在，感觉仍然是小辈，不敢过于放肆。年轻的时候和父母互相看不惯。40岁以后，跟二老的关系却越来越好，常常不为什么，就可以陪他们聊上半天。听父母诉说陈年旧事，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熟悉他们所有的朋友和同事，甚至这些叔叔阿姨也成了我关心的对象。时常给父母带一些吃的用的，他们总怪我乱花钱。相对于有形的物质，他们更多需要的是一种无形的关爱与陪伴。父母都是满头白发，这种来自岁月的馈赠使他们看上去充满了沧桑感，更有一种无可言喻的自豪感。我的父母亲非常普通，但也非常的了不起。假如有诺贝尔爱情奖，我想我的父母亲一定可以获得提名。他们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永远无可替代。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