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
戒酒第三天，戒断反应出现了。吃午饭时，刘明晃晃悠悠举着筷子，却一直不能准确把筷子伸进盘中。他身体往后靠，眯着眼，还是看不清，手也开始抖起来。几番尝试后，他生气地直直向后倒在炕上。
对刘明的妻子书知姐而言，这场景一点也不陌生。自从长期酗酒的刘明开始戒酒后，震颤、出汗、发抖、幻觉等症状就陆续找上门来。
在农村，戒酒更多被认作是一场意志力和成瘾的决斗。家人的陪伴和鼓励是唯一的盾牌，而在这场对决中，往往伴随着失去的痛苦、全家人的挣扎，以及对未知的恐慌。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戒酒专家李冰看来，在家戒酒其实充满危险。患者一旦出现戒断反应，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死亡。但囿于认知、民俗背景、物质条件等，这些来自农村家庭的酒精滥用和依赖性障碍患者，能够寻求到的帮助并不多。
调查数据显示，酒精滥用和依赖性障碍在农村的发病率是城市的5倍。一篇2009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提到，在受访患者中，因心理或精神问题而去看医生的，仅占总人数的1.93%，而那些未曾就医的患者中，只有0.59%意识到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有用。
喝酒
严格来说，这是刘明近30年来，第三次尝试戒酒。2022年春节后，书知姐下定决心，给他下了“禁酒令”。起因是书知姐外出时，刘明试图在厨房里做饭，差点点燃了整栋房子，好在被邻居及时发现，扑灭了刚刚顺着他裤脚着起来的火。
现在刘明已经坚持了100天。中间有过两次复饮，但书知姐拖着他坚持。她拍短视频，记录下刘明完全被酒精麻痹的身体逐渐复苏，开始在院子里活动的全过程——有时他提着扫帚扫院子，有时跟着书知姐种蔬菜……这些都是这个男人曾轻松就能做到的日常小事。
书知姐今年55岁，丈夫刘明和她同岁。结婚时，两人刚满二十。婆婆带人来家里提亲时，书知姐一点异议都没有，那时刘明在供销社上班，幽默，爱开玩笑，性格随和，“谁家有事需要帮忙都会喊上他，大伙对他评价也挺好的。”书知姐回忆道。
初相识时刘明就喝酒，但有父亲管着，他并不常喝。在东北小镇，遇到必要的场合，大部分人都会喝酒，好酒的人也不少。刘明会喝，爱喝，这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婚后刘明很上进，还去大庆市学瓦工，挣了钱统统交由妻子打理，“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钱掏出来给我，对这个家很负责。”书知姐回忆道。但结婚第九天，婆婆突然患病去世，不到一年，公公再娶了比刘明大不了几岁的妻子，又生了小儿子。从那时起，刘明有了一些变化。
书知姐说，丈夫从未对父亲再婚表达过反对或者不满。事实上，他压根不提父亲的新家庭，但那件事像一根刺，他开始喝酒，似乎只有酒可以洗掉生活的不快。
一开始，刘明常去喝“场合酒”——农村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喜丧事，谁家请人帮工，也会备上一桌酒菜。七八年前，他不愿再出去喝“场合酒”了，就独自憋在家里喝闷酒，先是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到最后一天三顿都不能缺酒。
戒酒一段时间后，刘明在地里种菜
成瘾
喝了酒，刘明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你说话也不对，不说话也不对。”书知姐说。家里的氛围变得紧张而压抑，因为酒精依赖，刘明的笑容越来越少，人愈加沉默，有时喝了酒脾气突然上来，不管不顾地撒酒疯。
家暴随之而来，最严重的一次动了菜刀。书知姐记得，那天刘明喝多回来，走路腿发软，一半身子在炕上，一半身子耷拉着。她喊他好好睡觉，动手拖他，并抱怨了几句，“你就对酒亲！”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刘明，他晃晃悠悠站起来甩了书知姐两巴掌。书知姐伸手推他，他薅起妻子的头发把人摔在地上。两个孩子不敢靠近，在旁边放声大哭。
书知姐躺在地上，身体动弹不得，刘明则跑到厨房拿了菜刀要砍，被两个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喊拦下。菜刀落在地上，刀刃向下，在红砖地上砸出了一条浅痕。
酒醒后，生活恢复往常，就像那不是他做出来的事情一样。但每次扫地，书知姐都能看到那道刀痕，像一道伤疤，提醒着在这个家中发生过的恐怖。书知姐说，直到老房子卖掉，她才逐渐远离了那段记忆。
书知姐提起过离婚诉讼，“两个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惧中，他一喝酒孩子就提心吊胆。”办手续当天，她骑车摔坏了脚踝，是刘明跑前跑后伺候她，他第一次在她面前哭诉，说再也不喝酒了，还写了保证书。
那之后，刘明再没对妻子动过手，但酒还是解不了。生活的不如意接踵而至，2003年，两人押上全部家当种植绿化苗木，前两年还算顺利，后来没人订购，200亩苗木只能拉回家当柴禾烧了。赚的钱全赔了进去，还欠下不少外债。
做生意失利的挫败感还没缓过来，2013年，刘明最小的亲弟弟因为脑出血去世。“他觉得弟弟是母亲留下的责任，觉得自己没照顾好弟弟。”书知姐说。
刘明再次一头扎进酒里。“这个家他不扛了。”书知姐告诉记者，刘明从此整日在家喝闷酒，没人愿意跟他谈正事。
酒成了刘明的必需品，他不挑酒，白酒啤酒、瓶装散装，都喝，以廉价的酒精勾兑酒居多。喝起来也不需要菜。他迷恋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喝了酒就找事儿，闹人，骂人。”书知姐觉得，丈夫就沉迷于那种无所顾忌发泄的快感。
成瘾的过程悄无声息，一种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刘明喝不到酒时就难受，喝到酒后就开始闹，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过了酒劲，就得再续上……
大儿子结婚时，为了不失态，刘明提前几天没有喝酒。婚礼当天，司仪把话筒递给刘明，让他讲话。刘明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双手垂着，也不接话筒。但婚礼结束后，酒一入口，刘明就又“活”了过来。
每次喝多了之后，他会头晕，腿也渐渐不听使唤，走路费劲，总摔跟头，甚至连自己出去买酒都成了一件困难的事，他就打电话让小店把酒送到家里。手脚发麻，伤口久不愈合，书知姐注意到“磕破一块皮，半年都不好，一直往下烂，给他上药，他说小腿像绑了沙袋。”
两年前的一次醉酒后，刘明把双脚泡在刚烧开的热水里都没反应。等书知姐发现时，他两只脚上全是水泡，淌着血水，嘴里还发出吭哧吭哧的闷哼声。不得已，酒停了几天，他开始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之后，刘明开始频繁出入医院，身体像放了气的气球，迅速垮塌下去。
长时间酗酒让他的神经系统和多个器官都出现问题。有一次进医院，医生还报了病危。
自救
刘明的戒断反应包括出汗、手抖、眼睛发花，但一开始，书知姐还不知道“戒断综合征”这回事，刘明身体哪儿不舒服，她就带他去医院对应的科室检查——各个科室也依据其身体状况诊断出各种问题——神经损伤，肝性昏迷……有一次，刘明在医院里产生幻觉，推开四楼的窗户，跟空气对话，想跳出去，被书知姐一把拦下。“他笑呵呵地指着外面，好像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戒酒专家李冰介绍，戒断综合征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体温波动、血压波高等植物神经反应，严重的戒断反应会出现癫痫、意识障碍，甚至出现冲动行为，这时家属在家处理是非常危险的。酒精一旦成瘾，不论程度如何，都应当寻求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直到2015年，书知姐带刘明去哈尔滨求医，才第一次被医生告知，他这种情况不应该看内科，而应该看精神科。“他的幻觉和身体症状属于酒精戒断综合征。”接诊大夫说。
书知姐决定帮丈夫戒酒。书知姐的公公年轻时也好酒，年纪大了，自己开始有意识控制，“想喝就喝一顿，不想喝一两个月可以不碰酒，他自己把瘾就去掉了。”但书知姐明白，公公的情况和丈夫不同，公公远没有到对酒精依赖的程度。
两人开始了漫长的“你藏我找”的游戏。有次书知姐把酒藏在烧柴火的灶坑里，几天后再去看，桶还在，酒没了，但刘明藏的酒，她总是找不到。她给镇上小店都打了招呼，不许他们卖酒给刘明，亲戚朋友也不能在他面前喝酒，“大家都知道他身体喝坏了，在他面前喝酒是不负责任”。
有将近十年，刘明一点重活不能干，近三四年甚至到了无法进行任何劳动的地步，生活就靠书知姐的收入和两个儿子的帮衬维系。
书知姐在短视频中记录丈夫的戒酒过程
家庭
多年来，一直有研究者针对不同地区的农村酒精成瘾问题进行研究。在一篇2009年发表的《河北省农村酒精滥用和依赖性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提到，1982年和1993年两次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相比较，在中国农村酒精滥用和依赖性障碍的患病率上升尤为明显，其在农村的发病率是城市的5倍。
但囿于认知、物质条件等限制，这些农村家庭能够寻求到的帮助路径有限，大部分的酒精成瘾患者戒酒只有一种方法：熬。
李由还记得，在自己童年生活的小镇上，很少有人不会喝酒，嗜酒如命的大有人在。“有喝了酒打媳妇的，有酒没了要骂人的。有个邻居得了喉癌，手术后说话都费劲，可是酒照样得喝。”
李由父亲的烹饪手艺十里八村都闻名，喝酒也是。在那个吉林小镇上，家里办喜事，能请到他去掌厨是件有面子的事。打李由有记忆起，父亲就从没离开过酒，而且只喝60度以上的白酒，中午三四两，晚上三四两，一天算下来要喝一斤。“他原话是‘低于60度的酒就跟喝凉水一样，没意思。’”李由说。
李由七八岁时，父母在镇上开了店，父亲负责后厨，母亲负责上菜收银。有时朋友中午来店里吃饭，他能陪喝到下午，喝完就睡。“他不做菜，店里也就不来人了，有的菜我妈会做，不能做的就只能不卖。”时间久了，挣不到钱，店就关了。
父亲好几次因为喝酒险些出意外。有一年冬天，在朋友家喝到半夜回家，摔在路边没爬起来，头枕着雪睡着了。恰巧有人出门看到，才用三轮车把人送回家，“人差点被冻死。”
劝诫，甚至谩骂，种种方式母亲都尝试过，但没有效果。没酒时，父亲宁愿骑自行车赶五六公里的路，去镇上用塑料桶打十斤散装白酒回来喝。没有下酒菜，他就着大葱蘸大酱也得喝二两，不然晚上睡不着。如果哪天没酒喝，整个人就六神无主。
很多年后，李由才意识到，父亲患有的是酒精依赖症。他的一个证据是，父亲为了酒不离身，只抽自己卷的烟卷，烟叶倒上高度白酒，然后放在炕上烘干，再用报纸卷成长长的烟卷。“他经常这样抽烟。”
但在镇上，大家对酒精依赖症的认识几乎为零，人们鄙夷嗜酒者，称他们为“酒蒙子”、“酒包”。可在大多数人看来，“酗酒”的弊端在于放弃生活和失去尊严，并不包括上瘾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我们村里有个常年喝酒的老头，九十岁了，还能劈柴。”李由说，每每提到喝酒和健康的关系，老头总被大家拿出来举例。大家在幸存者偏差中，有意忽视了酒精对身体的危害。
但这种“幸运”没有降临在李由家。在他14岁那年，父亲患癌去世，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几年前，三叔患了脑出血。李由不得不认为这一切都跟酒有关。“我奶奶也喝酒。”他告诉记者，父亲兄弟六人，三叔、五叔也嗜酒。
李冰参加成瘾讲习班
互助
2000年，李冰在美国参加了AA（匿名戒酒互助协会）世界大会。她发现，众多酒精依赖者在参与互助小组后，开始逐步回归正常生活，于是她将这种模式带回了国内。
“诊疗是医生的事，戒酒互助会是病人自己的事儿。成瘾性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便医生能够提供戒酒药品，但是当抵挡不住酒的诱惑时，同伴的长期互助支持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治疗方式。”AA戒酒协会正是通过匿名参与的形式，彼此交流、帮助、支持，努力解决共同问题并帮助他人戒除酒瘾来实现长久康复。
但在农村，互助会的开展面对的是一片蛮荒。无论是酗酒者本人还是家属，对于酒精依赖都缺乏科学的认知。多年来，在照顾丈夫和帮助他戒酒的过程中，书知姐总感到孤独无援，只能依靠让他“见不到酒”来强制戒断。
“近十来年他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且经常住院，家里经济负担严重，还有外债。所以有病也是在家硬挺，没钱去医院戒酒。”书知姐说。
几个月前，书知姐开始拿起手机拍视频，记录陪伴丈夫戒酒的过程。她在视频中更新刘明的戒酒进展和每天的变化，以及自己如何陪伴、鼓励他。两万多粉丝与她共同见证着丈夫一点一滴的变化。
在她的视频评论区，不断有人讲起自家的故事。有网友说自己父亲也是如此。“印象中父母永远在打架，父亲2019年脑出血去世了。”还有人私信向她倾诉，有的是自己酗酒，有的是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家属，话匣子一打开，不知不觉就讲到了凌晨。
书知姐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团体，“把大家联系到一起。”
李冰鼓励在农村的酒瘾患者去尝试建立家属互助小组，家属小组从匿名戒酒互助小组衍生出来，“因为大家都沉浸在（酗酒者）家庭的那种苦闷中，互相倾诉和支持非常重要，这可以更好地帮助酒精依赖患者康复。”
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嗜酒者家庭互助会—嗜酒者家庭指南》中，这样写道“我们走到一起来，是因为我们的亲朋好友中有人酗酒而且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无论嗜酒者本人能否戒掉酒瘾，其家人和朋友都可以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既能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嗜酒者。”
多年的诊疗经验，也让李冰看到了国内在酒精依赖治疗上的局限。她去过云南、内蒙古、山东等多地的医院支援，“有些农村地区条件还很差，对酒精成瘾缺乏科学认知，很多病人因此耽误了治疗。”而各地医院开设的成瘾门诊的诊疗质量也有待提升。“很多医生没有经过专业的戒酒诊疗培训，诊疗水平还不够高。”李冰说。
而对于已经成瘾的患者来说，戒酒意识是个不确定项。“成瘾病人主动就医的比例大约只有1%-2%的病人，剩下的都是家属强迫来的。”李冰说，“因此，家属对戒酒的认知和寻求医生专业诊疗的意识非常重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李冰外，其他人为化名）
记者/佟晓宇
编辑/杨宝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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