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播出的《梦华录》中，有一个细节处理深得我意：赵盼儿、周舍闹到县衙门，对薄公堂，他们是站着打官司的，而不是跪着听审。（见上图）
此处细节处理我认为可以澄清今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误以为包青天审案，草民得跪着。实际上，宋朝人上公庭告状，并不需要下跪。我考据过这个问题，不谦虚地说，我可能是这一问题的第一个考据者。元明清时期，老百姓才被要求上衙门告状得跪。许多古装电视剧不管演什么朝代都跪，应该是受了明清戏曲的影响。今人也常常以明清想象宋代，殊不知张冠李戴，错将冯京作马凉了。
关于宋人上衙门打官司不要求下跪的考据，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长文，一篇是短文。长文收入《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中，短文更适合在公号上推送。下面就是短文的正文——
闲时看过一些宋代背景的古装电视剧，如《包青天》、《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剧中都有司法审讯场景的再现。我发现，所有的导演都是这么表现宋代审案的情景：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受审的过程都一直跪着。
不能说这是今日导演的凭空想象，因为元代以来的“包公案”杂剧、评书、小说，都是这么讲述包拯审案的，比如，在元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被告王庆等人被带到开封府讯问，众人跪下，王庆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甚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明小说《龙图公案》中，包拯差赵虎前往苏州捉拿犯人崔君瑞，不数日，崔君瑞解押到堂，跪在厅下，包拯问：“下面跪的是谁？”左右云：“崔君瑞也。”包拯喝令赵虎把崔君瑞捆打四十，用长枷枷起。清代评书《三侠五义》中，包公审案，叫传证人白雄，白雄到堂，也是在包公面前跪下。
显然，生活在元明清时期的底层文人在想象宋代司法庭审程序时，只能以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为蓝本。也就是说，元明清时期的人到衙门告状，或者作为被告人、证人被传唤到案，都是要下跪的。但是，宋人打官司，比如到开封案提起诉讼，是不是也要跪着听审？
我考据过这个问题——用的是笨法子：检索宋人自己的记载。宋朝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有两类史料肯定会记录宋人理讼问案的过程，第一类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司法文献，第二类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官箴书。检遍这些史料，均找不到任何要求民刑事案件的原告、被告、证人下跪的记载，只有个别例子显示，有一些告状人在喊冤时，会“拜伏哀告”；有的犯人在认罪时，也会“叩首服罪”。
不过，上述文献虽然找不到“跪审”的记载，但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宋朝人入衙门打官司不用下跪。我们需要找出明确说明宋人在接受审讯时没有跪着的记载，论证才有说服力。
真让我找到了。南宋郑克的《折狱龟鉴》提到了两个案例：其一，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其二，另一位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也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立讼者两庑下”、“召立庭下”、“排立公庭”等语，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当时葛源、王罕等司法官在听讼时，是让诉讼人站着，而不是跪着。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受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特别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宋朝官箴书《州县提纲》里面有一份州县理讼的“标准化”操作程序。根据这一理讼程序，“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知诉讼人到法庭递交起诉书时，是用不着下跪的。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一份朱熹订立的“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县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做“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需下跪。
那么法官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又用不用跪着听审呢？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时，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显然，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均站立于公庭，接受法官的审问与裁决，并不需要跪着。《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另一份“词讼约束”，是朱熹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订立的，其中规定：法庭对受理的词讼，于“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透露了民事诉讼人站着听审的信息。
那刑事案审讯呢？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被告又用不用跪着受审？宋朝的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提供了一条信息：“（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看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受审的“罪人”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宋人唐庚的《讯囚》诗也可以作为旁证，此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能够“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也不可能是跪着的。
跪着受审的制度应该是入元之后才确立起来的，因为元杂剧出现了跪讼的情节；到了明清时，在清初官箴书《福惠全书》中，“跪”已经被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午时升堂，……开门之后放听审牌，该班皂隶将‘原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东角门；‘被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西角门；‘干证跪此’牌安置仪门内，甬道下……”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
很明显，清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完全不同于宋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编撰“包公戏”的民间文人以及今日的古装剧导演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