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的一天，中国金融界的权威专家们在北京聚到一起探讨一个话题：互联网金融模式与未来金融业发展。

当时P2P行业正快速起步，移动支付已经出现。曾主持筹建了中国银联的万建华在现场讨论中发问：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改变现代商业文明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改变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未来的金融大潮谁来主导？

研讨会结束10个月后，余额宝横空出世。舆论将此视为搅动金融市场的鲶鱼，纷纷叫好。受冲击最大的银行业却把它看作“门口的野蛮人”，以抵御之姿相对。

随着技术不断演进，万建华的提问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晰，掌握了新技术的互联网巨头们成为悬在银行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悬着的剑一度就要落下，但最终的结果让银行家们松了一口气。

P2P在今天已成为历史，余额宝利率低于银行冲上热搜。互联网巨头们没能取代银行，就连当年喊出“改变银行”的人也淡出了公众视野。对许多互金从业者来说，过去的十年像是黄粱一梦；在银行人看来，又似虚惊一场。

为什么会这样？

当新势力们以技术为矛意图颠覆传统金融业时，它们的对手并不只有银行。在强监管的金融领域，政府部门通过强有力的有形之手也在极大地影响着行业走向，这是一场三方博弈的游戏。

冲击

2013年是这场博弈的开端。这一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突破5亿；第五届双十一成交额超350亿元；《大数据时代》成了畅销书。它们以信息时代“水电气”的角色搭建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也构成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地基。

2013年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余额宝在当年6月上线；P2P平台进入爆发期。2014年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余额宝对银行的冲击最大。

因操作灵活，利率又远超银行同期存款，余额宝很快将规模做到了市场第一，用户以千万计。这些大多从银行存款中流向余额宝及类似产品的资金，规模在一两年时间里就高达数千亿元。财新曾报道，2014年初时，银行存款规模以日均千亿级缩降，余额宝却以每分钟300万元的速度增长。为阻击余额宝，许多银行不得不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更有银行直接限制客户转向支付宝的金额。

银行通过存贷两端息差赚钱。但余额宝的出现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外流，利率升高，这让银行业面临巨大威胁，使得不少来自银行的声音呼吁取缔这类产品。

但积极的一面是，银行在受到巨大冲击后意识到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巨大潜力，也提醒银行家们要对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新技术保持关注和警觉。

此前，只有国有大行和股份行等在信息化上起步较早，并于2010年前后陆续上线了手机银行产品，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还处于自身体制改革中，无力提升信息化水平。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3年12月，所有银行的手机银行APP月度日均覆盖人数总和只有2204万人，不敌支付宝同期一半的用户数。整个银行业彼时的互联网化程度可见一斑。

2013年后，受到冲击的银行业对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重视程度空前高涨，开始加大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

业务线上化是银行初期的主要目标，直接体现是开发APP。经过近十年发展，今天的银行业整体已基本实现了业务线上化。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手机银行用户数从2014年的6.7亿户增长到2019年的20.9亿户，用户规模基本见顶。

之所以把银行APP数量作为银行数字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因为信息时代的“石油”——大数据。

大数据是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后作出判断和预测，可大幅提升金融业务中获客、风控等方面的效率。APP是获取用户多维度数据的主要渠道，自然就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

就在银行们努力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出生即线上的互联网巨头们又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开始利用大数据做起了银行最熟悉的业务——放贷。

2010年6月，阿里小贷公司开业，推出了国内第一款线上小微信贷产品（日后的网商贷）。其模式基于商家在淘宝、天猫上的经营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后，为商家提供线上纯信用贷款。2014年2月，国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京东白条上线，为京东上的消费者提供类信用卡金融服务。

在当年，个人和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无需抵押的信用贷款，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向银行提供完备的财务、经营数据来证明自身信用程度。央行个人征信数据库在2008年建成时，有信贷记录的个人不足1亿，90%的人在银行信贷系统里属于“白户”，使传统银行难以给这些人放贷。

网商贷和白条之所以能出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得益于大数据。

转向

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电商渗透率提升，大量商户和个人数据在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里沉淀下来。到阿里小贷和京东白条出现时，这些积累下来的海量数据被大数据模型分析后，成为判断用户信用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网商银行在年报中就重点强调，阿里电商平台上客户积累的信用数据及行为数据，通过多方验证后映射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据此放款。

但在当时，银行对这种日后让他们赚到大钱、被称为大数据风控的新技术并不信任。

“白条之父”许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白条筹备初期，他们计划与银行合作，由京东负责风控，银行提供资金。但因银行不认可京东的风控能力，他们没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合作，只能用自有资金放贷。

不过没多久，银行就转变了看法。经过一段时间运营后，白条的不良率控制得甚至比很多银行还低，大数据风控被银行认可。2015年10月，上线一年半后，京东发行了国内资本市场首个互联网消费金融ABS产品（资产支持证券），银行是主要买家。

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也在白条之后上线了面向个人的网贷产品。最初是电商系的蚂蚁花呗、苏宁任性付等跟进，随着技术进一步成熟，虽然没有核心的财务数据和消费数据，握有流量入口的C端互联网公司们也纷纷入场。在抢占市场和利润的诱惑下，银行也参与其中，一方面以资金方的身份从网贷中分利，同时大力推广自己的信用卡。2017年，银行发了史上最多的信用卡，高达1.32亿张。

到2019年，据尼尔森发布的报告显示，将近90%的90后使用过信贷产品，其中网贷渗透率为60.9%，是年轻人最常用的借贷渠道。

此前视互金为“野蛮人”的银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彻底转变了看法，纷纷拥抱金融科技。

有银行高管就表示， “科技已经倒逼银行必须顺应发展趋势”。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在2017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小银行普遍认同“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的简称）在银行的应用价值，其中88%接受调查的中小银行认为大数据对银行价值最高。

互金行业也在2017年达到巅峰。P2P平台数接近6000家，余额宝管理规模1.58万亿元，比特币在这一年暴涨，引起了全民炒币潮。

至此可以做一个阶段性总结：2013~2017五年里，互联网巨头在新技术加持下，不仅将中国的金融科技水平提升到了世界领先地步，保守的银行业在其冲击下也经受了一场洗礼，开始向数字化转型。

但互金行业在规模达到巅峰的同时，其在巨大利益扭曲下带来的罪恶一面也集中爆发。P2P爆雷潮让数以万计的个人和家庭失去了积蓄；现金贷和暴力催收让无数年轻人深陷泥潭；“ICO”、“空气币”的群魔乱舞让币圈看起来比传销尤甚。

于是，此前支撑互金快速发展的基础——宽松的监管环境不再，监管对金融创新由鼓励向严控转变。

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9月，央行会同多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年12月，互金风险整治小组与P2P风险整治小组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这一系列重磅监管措施的发布，让整个互金行业从扩张期一下进入了整顿期。2017年也成为互金行业自巅峰开始滑落的转折点。银行成为这一重大转折的直接受益者，以持牌金融机构的身份加快了入场节奏，分食以前难以啃下的蛋糕。

入场

进场容易，分蛋糕难。

如前所述，在2013~2017年间的金融科技发展中，整个银行业基本都是配角，受到冲击后对自身的改造大多还属于传统业务线上化。但不同银行因规模、定位、监管等多重因素影响，发展有很大差异。

到2017年，国有及股份大行的线上化已几经更迭，功能、用户体验及背后的技术实力取得明显进步；同时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还纷纷与领先的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其中更有前瞻眼光的银行如兴业、平安早早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对外输出技术服务。

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的普遍问题是虽然实现了业务线上化，但由于机制、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都较弱，金融科技对业务的提升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技术本身在这期间也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当大行加码金融科技后，实力本就弱很多的中小银行与它们的差距反倒被拉大。

这种情况下，当互金潮退银行入场时，大行和中小银行在进行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时，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

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就是修炼内功。凭借规模优势和强大的资金实力，大行虽然很早就和互联网巨头展开合作，但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提升效果愈加明显，大行对其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核心能力建设上转向以自建为主，减少对外依赖程度。

2017年前后，大行们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从组织、战略层面来推进各自的数字化进程。统计显示，2019年大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经费投入合计达1008亿元，其中建行投入最多，为176.33亿元，工行金融科技员工最多，有3.48万人。

作为对比，中小银行中规模最大，也走在同类银行数字化转型前列的北京银行，在2021年投入的科技研发经费为23.2亿元，这个数字比很多小银行的全年营收都高，但跟大行的投入还是相差甚远。北京银行也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2021年科技研发人员总数有1297人，对比大行甚至不如一个大的部门人多。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中小银行的金融科技水平即使在今天也都远落后于互联网巨头和大行，留给中小银行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与第三方合作。

不过，虽然金融科技到今天已经日益成熟，但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即插即用。所以中小银行即使通过与外部合作，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质的飞跃。

另一边，由于监管对网贷实行牌照制和资本要求，很多P2P或现金贷公司只能转做助贷公司，蚂蚁为首的互联网巨头们则找到了联合贷款模式放贷。这让许多银行即使在技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也能通过与这些平台合作的方式实现“躺赚”。

“躺赚”

早期现金贷能赚取暴利，一是超高的利息预留出了足够空间去承受坏账，同时通过暴力催收来减少损失。白条、花呗等相比虽然利率不高，但它们依托电商平台和支付宝等场景，可以通过大数据风控等技术来判断用户的还款能力和信用风险，将不良率控制得很低。

但即使像蚂蚁、京东这样的巨头公司，在对用户不够了解（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在放贷时也无法准确评估风险。典型例子是，经常在京东购物而不怎么用淘宝的人，其在白条和花呗的借款额度能差出数倍。可想而知，技术能力更弱的中小银行很难只靠自己大规模发放互联网贷款。

联合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

简单说，联合贷款就是银行和互联网平台一起共同放贷，再根据约定比例分账。拥有花呗、借呗的蚂蚁是联合贷款的最大玩家，市场也将其视为联合贷款的最早推动者。据财新报道，到2019年中，联合贷款市场规模达到2万亿元左右。蚂蚁金服在其中占比超50%，约有万亿元，与银行业共同出资的贷款规模则达数千亿元。其他头部公司和银行也都在场，如平安普惠、微众银行，以及京东、百度等。

此时的互联网平台早已不像京东白条刚筹备时面对银行那般弱势，尤其在面对中小银行时，平台是更强势的那一方。

天津银行在联合贷市场表现激进，通过它披露的数据可以一窥行业情况。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总额由上一年度的87.93亿元猛增至778.96亿元，规模增加近8倍。这一年正是天津银行开始大力拓展联合贷款业务的时期，与新网银行、蚂蚁金服、苏宁金服、百信金服、度小满金融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放联合贷款。

借助联合贷模式，中小银行也确实实现了“躺赚”。以天津银行为例，到2019年联合贷款市场顶峰期，营业利润达到79.08亿元，同比增长63.68%，为2012年公布年报以来最高值。

但“甜蜜”是短暂的。

理论上，联合贷将银行的资金与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技术结合起来，达到了双赢的效果。但在两个关键的环节（杠杆率和风控）上，联合贷都潜藏了较大的风险。

还以规模最大的蚂蚁举例。2020年市场测算蚂蚁集团整体杠杆率在40~60倍之间，用百亿资本撬动了万亿资金，且银行承担大部分风险。一旦蚂蚁的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传导至整个金融市场。此外，实际风控由互联网平台主导，既不利于银行在技术上的进步，也不符合监管对银行“核心风控环节不得外包”的要求。

像2017年时那样，在市场再次膨胀的时候，监管部门又站出来让行业来了次“急刹车”。

2020年11月2日晚，蚂蚁集团上市前夜，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小贷公司杠杆率及联合贷款出资比例等方面作出严格限制。紧接着，蚂蚁集团上市暂缓。

这成为行业又一标志性事件。联合贷款市场规模由此从顶峰跌落，许多在过去两三年的时间里靠联合贷支撑起利润表的银行也跟着一起下滑。

深水区

银行轻松“躺赚”的日子一去不回。一定意义上，能够轻松赚钱的联合贷对国有大行及股份行是锦上添花，但对一些核心业务本就较弱的中小银行是雪中送炭。“躺赚”结束后，很多中小银行又一夜回到几年前。

中小银行相比大行的优势是本地化和小微贷款。但近两年由于政策的要求及金融科技应用日渐成熟，大行已经下沉到中小银行的地盘抢客户。同时互联网平台也还在小微业务端发力，并未离场，中小银行腹背受敌。

一些如常熟农商行、浙江泰隆银行、顺德农商行等已深耕小微业务多年的中小银行，已经有一套自己成熟的运营模式，在面对竞争对手夹击时就显得从容许多。金融科技作为线上技术能力，与这些银行丰富的线下经验相结合，既能提高运营效率，也能帮助它们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扩大规模。

但更多的中小银行在数字化席卷金融业之前没能建立起一套成熟有效的小微贷款业务模式，自然也就很难像上述优秀的中小银行那样，将金融科技融入到业务中去。

中小银行互金联盟通过研究也发现，过去5年，部分领先城商行在将金融科技应用到业务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大多数银行仍被技术、人才、资金等因素限制，在数字化过程中停滞不前。甚至由于监管加强了对数据隐私保护的力度，本就缺乏数据的中小银行在获取和利用数据的能力上反倒下降了。

这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银行来说不是好的趋势。但数字化已经开始主导金融大潮，它们必须蹚过这个深水区，成功转型，才能在下个十年活下来。

编辑/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