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克拉斯特留下了一部短小、凝练又极为重要的作品集，而我们至今还没能对其革新之功做出完整的衡量。但我们已经可以断言，有些人的作品将在这个世纪极大地改变我们对社会与历史的看法，克拉斯特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因为，作为一位民族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可不仅仅深深改变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对野蛮人世界的认知——这是他精力与研究兴趣之所在，而他也正是以此为题，写成了《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一书，一份关于理解日常生活的令人难忘的证词。作为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更少见的意义上的哲学家，一个追寻着真正的问题的人（最简单、最关键的那些问题），他关于原始社会的思考已经足够深入，足够向我们揭示一切社会陌生却又无比关键的一面。

让我简单总结一下他的贡献：以那些看上去不存在政治权力的社会为例，他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结构是如何最终指向一种政治决定论（détermination politique）的。他告诉我们， 一个社会生存模式的定义，其核心、其重中之重就在于这个社会面对政治分化（division politique）时选择的立场。这就是凝缩在“反国家的社会”（Société contre l’État）一词中的观 念，而这个乍看十分怪异的词也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的标题。社会之所以会与国家相对立，是因为每个社会的秩序如何，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它在权力面前不自觉做出的选择。一个社会可以拒绝让贯穿其间的君主（Maître）与臣民（Sujets）之间的潜在裂缝进一步扩大，并依此构建自我。那些被我们称为“原始”的社会在过去的成千上万年间正是这样做的。但另一边，一个社会在自我组织时，也可以放任这道目前尚处于可控状态  的裂缝不断加深，并允许某种万民之上的权力在其中生根发芽，代替民众掌管他们的生活，并以民力为食——我们所处的“文明”社会在过去短短三四千年间正是这么一副光景。

因此，从野蛮人群体原初的毫无阶级之分，到我们充满来自国家的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线性发展过程所拥有的逻辑连贯性。在那个线性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与统治力量的加强携手并进，直到共产主义的爆发所带来的解放。但事实上，与此相反，二者之间只有彻头彻尾的断裂；双方在解决和处理权力问题的方法上南辕北辙。历史并不具备线性发展所体现的清晰的整体性。在其进程中，历史并不会遵照某种事先部署好的严格计划，好让在最初的出发点——“原始共产主义”——潜在的某些可能性在最终得到明确且高度自觉的体现。克拉斯特正是将我们带回到了这样一种断层之谜、一种根本上的断裂性迷思面前……

起初， 当我们还是野蛮人时，确实“没有国王也没有法纪”，后来，我们学习了服从的义务和权力这项权利（le droit du pouvoir），从而变成了文明人。从此，每当人们想提出某种历史话语，就不得不在其开端对此进行说明，这种解释也就成了各类历史话语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实际上，这种 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上去似乎并没有问题，同时，这种理 论显然也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进步论。这些野蛮人社会缺少各类属性明确无误的政府机构，这种缺失难道不就正是一幅赤贫社会图景中的一环？这一缺失与极度贫困不正是一体的吗？ 这一缺失难道不正意味着极其有限的劳动分工、技术资源和生产能力，规模甚小的社会群体，极为缓慢的革新与社会变革， 以及极具代表性的文字与城市的缺席？如果说这一切都让野蛮人社会与国家毫无共通之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不需要。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让这样一个立法与管理机构毫无用武之地。历史由简入繁，而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社会，即使算不上 彻底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发达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那些以采集和打猎为生的社会，相比之下农业社会已经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比起“野蛮人”（sauvages）一词，我们更应该说“原始人”（primitifs）。

如此看来，事情的前后因果似乎很容易厘清。一方面，他们资源匮乏，只够少数人赖以为生。因此这些群体的规模往往很小。另一方面，他们的技术也很原始，甚至不要求人们有任何专业训练。所有人都做着差不多的事情，性别差异成了劳动分工的最初准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为人们分配不同的活计。而在一个人人比邻而居的世界里，更没有必要集中少数人做决定。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权力必然是微弱的。几乎到处都有酋长，但都很不成气候，也几乎没有任何实权——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因此，非常合乎逻辑地，权力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好像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与劳动专业化同样处在胚胎期一般。一旦人口增长，资源增多，技术变得更复杂、更高效，那么社会的组织功能与强制性功能也会随之增强。而有朝一日，这种功能会强大到足以被称为“国家”。

这种种“显而易见的推论”都会被克拉斯特击得粉碎。首先，他近距离观察了那些“酋长”。我们关于人的常识已经习惯于把权力认定为必然存在的事物，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们想象成国王、王子、暴君或者国家权力其他化身稍显逊色的雏形。然而事实上，这些酋长绝不是这一类王公贵族的袖珍模型，不如说恰恰相反，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对一个群体中原始 领袖角色的仔细探讨。酋长并没有在社会生活留给他的狭小的 功能性空间内初步施展某种权力。不，他没有施展任何权力，如果权力意味着让别人听命于他。人们赋予他的，并非下达指令的角色。如果他采取了某种行动，这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认 为这么做是整个群体的主流呼声，并对之进行了核实。此外，没有人会被迫遵守他的决定。除了动用唇舌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他的基本能力，就是言说（la  parole）。酋长是善于言谈之人，他试图在出现争端时为整个群体带来和平，他向人们宣扬和谐相处的美德，并试图让人们相信团结统一的必要性。这当然是酋长最重要的言论之一。他会说某些特定的话，歌颂那些赋予万物今日之形状的先祖的大德，并勉励今人忠于 传统。这样的仪式性话语，只有他一人有权宣诸于口。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看成是对合法话语的垄断，看作是日后强权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之先声，就未免有些荒谬。因为，酋长不能立法，甚至都不能宣布法律。此外，他也不能裁决人们是否遵纪守法。他呼吁人们尊重一种看不见的法律，也就是祖宗之法；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法律，但是没有人有资格为之代言，也没有人能制定或更易这些法律。酋长告诉人们，没有人有资格宣称自己就是合法性的来源，并因此要求人们臣服于他。在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制定法律，也不可能有权力存在。这正是大多数野蛮人酋长所致力于宣扬的演说的真正内容。凭借他们的口才，他们道出了自己没有权力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他们凭借自己的慷慨大度和美妙的言辞赢得了不少威望，并因此试图迫使他人做某些事情，下达命令，或是制定法律，那他们可就要倒霉了。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会弃之如敝屣；不得已时，人们会杀死他。一个酋长不可以真的做老大。这不光是因为人们赋予他的功能与施行权力没有半分瓜葛，也是因为他受到了整个群体毫不留情的约束，被人们限制在了话语的 作用范围之内，这种话语富于社会意涵，但同时又不具备任何实质性权力。因此我们在讨论原始社会时，涉及的甚至都不是权力的缺席，而是一种体制层面上对权力的坚决拒斥。这些社会并非对权力一无所知。它们刻意拒绝了权力。

这听上去像是这些社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对权力问题做出 了反思和应对。仿佛他们做出了决定，要防止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这个具体决定虽然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海中，却在酋长 机制和人们的态度中得到了体现）；在他们看来，权力不均之中暗含着威胁，这种潜在威胁不断渗透到他们之中，但他们又有意识地阻断了其实际发展。他们没有单纯地将权力从他 们之中排除出去。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权力完全不存在的样子。相反，他们在一个本可以发号施令、宣布规则、手握大权的位置上，设置了“酋长”一职——一个与其他所有人有着正式区别的个体——以此证明身居其位的酋长受到了多少诱惑的百般侵扰，而想要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不过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会永远窥伺着他。但他们把酋长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不过是个没有实权的空位。他们本可以在那里安排一个人，让他凌驾于所有人之上。此外，至少应该有个人在那个位置上提醒他们，存在着立法者与组织者相分离的可能性（哪怕他的存在同时消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过是选择了将真正掌握实权的位置付之阙如，从而让整个社会保持平等与未经分化的状态。这似乎就是蛮族酋长那确凿无疑的“无权”（impuissance）所暗含的思想……

反国家的社会——从逻辑上来说，原始社会就这样成了反对变化、极端保守的社会。在他们充满宗教性的思想方式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射箭时瞄准的方式、我们的礼俗，甚至使用的技艺都和我们自己无关；这些都是先祖和诸神之所欲，也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这一切，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谨遵他们的教诲与示范罢了——这就是野蛮人各种信念中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这种坚决的否认必然导致了对政治分化的加 倍拒斥：社会之所以呈现出现在的面貌，并不是我们这些人的功劳，而应该归功于超自然的、远比我们高级的存在；因此，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来擅自改动这一切。没有任何人类有权对我们的规矩和习俗中的任何东西妄加更改——这么做意味着在字面意义上行使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永远都 意味着定立新法，改易故辙。权力首先代表着不断对社会进行再定义的权利。而原始宗教恰恰宣布，这绝无可能。在此，宗教信仰所定下的保守主义就这样成了保障政治平等的手段。因为，人们宣布祖先之法不可触碰，并同时保护集体秩序不被 反复无常的普通人所染指，这么做恰恰是在阻断权力最根本的野心。

在野蛮人那里，如果说宗教具有政治色彩的话，那么经济就更是如此。传统上，人们把原始经济描述成一种自给自足的 经济，在那里，人们凭借微薄的生产力来勉力维持少数人的生计。确实，这个概念建立在一种切实的观察之上：乍一看，原始经济绝无可能产生大量过剩（surplus）。似乎，人们的生产水平永远只够他们根据需求做出适时的调整。只不过，就像 很多严谨的研究论证的那样，过剩的缺失不应该归咎于人们的能力不足，事实上，他们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皮埃尔·克拉斯特为此书法文版作了序）一书中特别指出，人们远没有将一切活动都用于搜寻食物以勉强果腹；总的来说，人们花在寻找粮食和劳作上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手头的资源远没有到被完全榨干的程度， 他们的实际产量也大大低于生产力所能达到的上限。由此萨林斯提出了下面这个反转：这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是丰裕的社会（sociétés  d’abondance）。他们拒绝过量生产，拒绝通过积聚物资来获得发展，也拒绝把增长作为目标。一个比其他 人更勤勉的劳动者或许偶尔可以积聚起数量可观的粮食和物资，而群体中剩下的成员就会开始赖他养活，直到将这些储备 消耗一空。大多数酋长都会走上这条路，地位使然，他们被迫 慷慨解囊，被迫比常人投入更辛勤的劳作，以满足人们对他的索取——毕竟他们责无旁贷。只有酋长的生产量会超出他的自身需求。他劳作是为了分予他人。这恰恰说明了按需生产这样 一种经济模式的政治意义。生产量超过生活所需意味着为某些 不劳而食的人生产——也就是为了还清自己对掌权者的亏欠而生产，后者凭自己的权利有赖臣民供养。相反，没有经济上的过剩就不会有被异化的劳作（travail aliéné）。所有人都为填饱自己的肚子而干活，没有人靠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生。原始社会对他们酋长所背负的担子并非毫不知情，但这是为了表明， 人们并不欠酋长任何东西，因为在这里，酋长——这些空有位置却没有权力的人——才是给予者……

今天，没有什么比把原始社会看成一个我们应该复归的范本更荒谬的事情了。让我们先假设这样一种回归是有可能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可能性，何况不管怎么说，克拉斯特本人所持的便是与之相反的意见。哪怕我们仅有一秒认为野蛮人的世界不是我们认为的样子——换言之，不把它看成一个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世界——而是把那个世界当作一个我们可以加入的范本，这也是在对其中的奴役行为视而不见。原始社会从不曾、现在也不是那个我们只需要在其中寻找优点的文明社会（bonne société）。克拉斯特从未停止强调过这一点 ：野蛮人为政治平等付出了代价，克拉斯特并不确定今天我们会轻易同意去付出这样一种代价。诚然，在权力之外，那儿没有法律被制定，但法律被残忍地刻在了肉体上。没有对臣民的依赖，也没有劳动异化，可同时，人们对社会组织可能发出的质疑也不会存在。没有屈辱的投降，有的是战争中常见的暴力。原始人选择了与国家保持距离，但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为这一选择付出的令人痛苦而又充满约束性的代价——没有哪个人像克拉斯特这样着重指出过这一点。原始社会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分化的问题。他们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答案，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答案使得整个问题原封不动地遗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每个社会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碰上权力分化的问题。至于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是去预防国家分裂， 而是去化解这样一种古老的必然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让我们默记于心，那个在自我组织时意图遏制权力的社会所教给我们的关于权力的一切……

马塞尔 · 戈谢（Marcel Gauchet）《自由》（Libre），第347 号，1978 年；小帕约图书馆（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巴黎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法]皮埃尔·克拉斯特；译者：陆归野；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来源：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