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737一793）是中盛唐之交一位杰出的诗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少年时以三卫郎事玄宗，历任洛阳丞、高陵宰、鄠县令、栎阳令、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故称韦江州或韦苏州。
他的诗歌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潇洒自然，淳厚朴实，清远简净中时见秾丽，淘洗锤炼而又生机活泼，在有唐一代诗人中，卓然自成名家。白居易说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苏东坡有一首诗甚至说：“乐天（白居易）长短三千首，却逊韦郎五字诗。”因此，韦应物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地位。
浪子一回头 千金也难换
韦应物和一般由科举考试出身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有着一段特殊的经历。他出身于高门望族，曾祖父韦待价，是武则天时的宰相，祖父韦令仪，做过宗正少卿。他少年时代练习武艺，有很高的骑射本领，在中年以后所做的一首《射雉》诗中说：“走马上东冈，朝日照野田。野田双雉起，翻射斗回鞭。虽无百发中，聊取一笑妍。”中年以后尚如此英武豪勇，青少年时的骠悍勇武，就更可想而知了。
凭着门荫和武艺，韦应物十五岁就当上了玄宗的侍卫：“我念绮襦岁（盛年、少年），扈从当太平。小臣职前驱，驰道出灞亭。”（《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他那时“罗衫宝带香风吹”（《白沙亭逢吴叟歌》），是一位翩翩美少年；“晓拂炉烟上赤墀”（《燕李录事》），对于能当风流天子李隆基的一名马前卒，还颇有得意之感，正是由于他“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所以才“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一种赌具），暮窃东邻姬。”（《逢杨开府》）沾染了不少纨袴子弟的不良习气。由此可以看出韦应物青少年时代的庸俗、无赖。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来表示悔恨，并毫不遮掩地将这些不光彩的事写入诗中，由此又可见韦应物性格中率直豪爽的一面。
安史叛乱的战鼓，惊破了唐玄宗的霓裳羽衣曲，也使韦应物失去了侍卫之职，只好向扶风、武功一带逃难。这两三年的逃难生活，对韦应物的教训一定很深（可惜他没有留下具体描绘逃难情景的诗），很可能由于他目睹了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促使他对过去的浪荡生活表示悔恨；同时，冷酷的现实也逼得他只好走科举之途以求进身，于是才下决心折节读书。乾元二年（759）左右，韦应物进了太学。可是，他少年当侍卫时留下的劣根性，还一时难以根除：“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赠旧识》）。当玄宗于宝应元年（762）死去以后，他失去依恃遭人排挤，最后只好离开太学，“武皇登仙去，憔悴被人欺”（《逢杨开府》），这其实是他自己种下的苦果。因为他青少年时代浪费掉一大段宝贵的光阴，“读书事已晚”，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只好把眼光转向当时流行的诗赋，决心以写诗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把笔学题诗”（同上）。真是浪子一回头，千金也难换。韦应物从此折节悔过，痛下决心，后来居然学诗有成，成为中唐诗坛的一位著名诗人。从纨袴子弟到著名诗人，前后人格判若两人，真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立政思悬棒 谋身类触藩
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永泰元年（765），韦应物任洛阳丞。县丞是县令的副手，职位虽不高，权力可不小，既可成为鱼肉乡民的恶霸爪牙，亦可成为为民除害的父母之官。此时的洛阳城，刚刚经过安史叛军的破坏、回纥军队和官军的劫掠，“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是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广德中洛阳作》）诗人以饮药自残的比喻，极其辛辣地指责了唐代统治者借用回纥兵力平定叛乱以致造成引狼入室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并指着统治者的鼻子揭发“王师”（即官军）也不是东西。在诗的结尾，诗人忧心忡忡地说：“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丞而管理劫余的人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西望长安，内心是多么地不安！
基于这样的心情，他决心除暴安良，当好百姓的父母官，终于因性格刚直而遭到打击。据沈作哲所写补传说：“永泰中为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弃官养疾同德精舍。”（载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九）所以诗人有诗云：“立政思悬棒，谋身类触藩。”（《示从子河南尉班》）他要象曹操那样严正执法悬五色棒以惩治豪强，谁知竟触犯了权贵的利益（以藩篱为比）而被控告。但他宁折不弯，决心学习陶渊明，弃官躬耕：“方凿不受圆，直木不为轮。揆才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吾事，饮水非吾贤。休告卧空馆，养病绝嚣尘……著书复何为，当去东皋耘。”（《任洛阳丞请告》）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啊！
仁贤忧斯民 閭阎问漂溺
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在韦应物的世界观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历任地方官上，他努力实践这一儒家信条，努力做些有益于民生的事。如赈灾济民，这在封建社会中，不过是官面文章，例行公事，很少有人认真去做，更多的却是乘机中饱私囊。而韦应物却“夙驾祇府命，冒炎不遑息。百里次云阳，闾阎问漂溺。”顶着烈日，不辞劳苦，赶往百里外的受灾区云阳去慰问受灾人民。“周旋涉涂潦，侧峭缘沟脉。”即使在途中吃尽了千辛万苦，他也毫无怨言，反而说“仁贤忧斯民，贱子甘所役。”（《使云阳寄府曹》）当他刚到江州刺史任上的时候，看到州民因水灾而逃荒，不禁发出浩叹：“斯民本乐生，逃逝竟何为！”（《始至郡》）于是，他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努力处理政务，并表示要继承前代清官的优良传统，不等干戈停息，就从眼下做起，切实抚慰安置孤独无依的灾民：“岂待干戈戢，且愿抚茕嫠！”（同上）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常常因搞不好政务，人民仍在受苦受难，自己却无功受禄而感到惭愧：“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他不仅以此自励，还常拿来勉人：“和风被草木，江水日夜清。从来知善政，离别慰友生。”（《送令狐岫宰恩阳》）他这种“仁者之言”，曾受到前人的高度赞扬：“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乎？”（黄彻《溪诗话》）
这样的同情心，也使韦应物和人民有了一些共同的语言，他为农业的丰收而喜悦：“是时粳稻熟，四望尽田畴。仰恩惭政拙，念劳喜岁收。”（《襄武馆游眺》）他为农民深受兵凶徭赋的残害而担心：“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他明知同情人民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利：“宽政身致患”（同上），但他宁愿承受上司的责备甚至被免官归田，也不愿苛虐地敲剥人民：“氓税况重迭，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答崔都水》）这对封建官吏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基于此，韦应物的田园诗，也有了他自己的鲜明特点：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蜇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始。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这首《观田家》真切地写出了农民的喜悦和希望，辛劳和痛苦，反映了唐代农民受剥削之惨重，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特别是结尾两句，联想到自己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安逸生活，实在是出于辛劳的农民所赐，并为此深感惭愧不安。
长安贵豪家 岂思劳者苦
由于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信仰出发，不时地反躬自问，忧贫念苦，所以他不仅对于自己早年的骄横放纵生活深恨痛悔，同时，对当时权贵们奢靡残民的罪行也毫不留情地痛加揭发。
一边是“氓税况重迭，公门极熬煎”（《答崔都水》），重重迭迭的官税加身，如狼似虎的公差煎逼；另一边是“低鬟曳袖回春雪，聚黛一声愁碧霄。山珍海错亦藩篱，烹犊炰羔如折葵”（《长安道》），轻歌曼舞赛神仙，挥霍浪费如粪土。一边是在数九严冬下井凿冰，“腊月深井汗如雨”；一边是在赫赫炎夏宴乐享受，“粉壁生寒象筵布”（《夏冰歌》）。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诗人深刻地揭示出权贵的享乐是建筑在劳动人民血汗之上的，表现了对权贵的切齿痛恨和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
《杂体》五首之三，更是一首出色的新乐府：
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
采用对比手法，将“寒夜女”“指历千万绪”的百日辛劳和贵豪家“唯将一朝舞”的奢侈浪费作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最后“卒章显志”，点明此诗主旨。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杰作《缭绫》，从取材到表现手法，跟韦诗何其相似，不正说明白居易从韦应物的诗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吗？因而，韦应物的这类诗歌深受白居易的赞誉：“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由此可见，韦应物的这类乐府诗，对于元、白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是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的。
韦应物于唐德宗贞元六、七年间（790、791）罢苏州刺史，罢官后寓居苏州郊区的永定寺，景况比较凄凉：“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寓居永定精舍》）他做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官，却两袖清风，穷得连回故乡京兆万年县的盘缠都没有，只好就地督子弟们躬耕糊口，大概不久就去世了（详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
文/姜光斗 顾启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83年第5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