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曾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几经辗转，抵达那时的泉州“刺桐港”。大运河申遗成功7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38项世界文化遗产。

下面的数字对比更说明问题。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名录》（简称《名录》）收入的遗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项，中国占据56席，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入遗”指标和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是相称的。当然，和意大利这个西方文明的代表相比，中国“入遗”还有巨大潜力。

从《世界遗产名录》看，“入遗”不仅仅是文明灿烂和历史悠久，还包括“申遗”能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实力以及对“申遗”规则的理解甚至是“技巧”，这些系统性的现实命题，在中国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既有不间断的文明传承，又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继承，更有现实的国力支撑。纵观全球，唯有中国具备。所以，中国有能力提供“申遗”的全球化范本。

世界遗产本应是世界性和全球化的。但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下，必须按照西方确定的规则--即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才能参与评定世界遗产项目。《公约》开始于1972年，中国1985年才成为缔约国。13年的“空窗期”，既是中国的无奈也是全球的悲哀--少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遗产”的滋润，《名录》也是残缺不全的。

1987年中国第一批遗产进入《名录》，中国“申遗”经历了从“慢热”到“狂热”再冷静的过程。最初是学界推动地方消极，继而是地方发现“申遗”带来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效益，从而催生“申遗”热。随着各地对文化遗产认识的理性，毁坏文化遗产、过度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功利思维和行为减少，中国式“申遗”渐趋回归正道，中国式文化遗产保护也得到了全球认可。

譬如完善了世界遗产的多样化原则，改变了全球遗产遗产保护的理念，丰富了世界遗产保护的规范和方法。正如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所言，针对中国古建砖木结构的特点，中国换木料、修结构的遗产保护方式，得到了世界遗产大会的认可，而不再固守按照西方砖石结构保护遗产的方式。这意味着，“申遗”具有多样性，遗产保护也应凸显不同文明文化遗产的特点，中国古建保护的基本原则被世界遗产大会认可，不仅是对遗产保护的西方模式的破局，也体现着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

中国的泰山、西湖和长城申报的文化遗产类型，也为世界遗产大会作出了范本。泰山申报的是自然遗产类型，但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认可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2011年西湖主动申报的“文化景观”类型轻易过关，凸显全球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信任。至于长城，则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为全球3个示范案例之一。

中国文化遗产多，“申遗”成功也高。不过，如果中国不加入《公约》，中国世界遗产再多，也不能“申遗”，中国在此领域也就没有话语权，更无法彰显中国作为文化强国的软实力，文化自信也就无从谈起。而且，中国缺位也会带来更多遗憾甚至尴尬--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会通过“申遗”以次级文化遗产替代中国原生态文化遗产。这不仅会引发争议，也会带来全球范围的文化困扰。当然，《名录》和《公约》也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大会也罢，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不健全的。中国不仅不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也是经济强国，中国加入其中才能彰显其全球性、权威性。

中国也改变了世界遗产分布不均的情况。从文明意义言，优化了世界遗产的东西方文明配比，符合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的特点；从文化意义看，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共存才是世界遗产的真义；从国际现实看，全球各国无论历史长短，无论强弱贫富，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国家的文化遗产“入遗”，也更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中国既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遗产项目占据第二位，也是世界遗产更具全球范。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即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不仅“非洲优先”成为重要话题，英国的海上商业城市利物浦因为“持续建设破坏遗产”，最终从《名录》中除名。这也意味着，世界遗产大会越来越公平。

文/张敬伟

图源/新华社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