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的忠良博物馆陈列的馆藏文物中，有两件文物常常吸引参观者驻足。

一件是一张A3纸大小、在白纸上用红色油墨印制的“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宣传单。虽然宣传单破损严重，但占据宣传单版面近三分之二的马克思半身画像，依然清晰可见。只是马克思画得有些神似形不似，若不是画像顶部写着“马克思遗像”五个字，估计大部分人很难认出画像中的人物是马克思。画像下方是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 《纪念马克思的意义》。画像和文字都是蜡板刻成的，印制部门是“中国共产党万载县执委会宣传部”，印制时间是1930年5月5日。

1930年5月，万载县印制的“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宣传单

这件红色文物之所以引人驻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幅马克思画像——它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苏区马克思画像。

另一件是硕大的、红色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拓片。该石碑拓片高216厘米，宽270厘米，全文约1500字，右上方刻有马克思头像和出自《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着名口号，左上方有五角星和党徽图案，雕刻十分精美；说它是红色，不仅因为它的内容是 “红色”——共产党的政纲，还因为它的拓粉也是“红色”——朱砂，它由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巴中县特别市委员会于1933年11月刻成。这件红色文物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对《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逐条进行了诠释，还因为它右上方刻有马克思头像，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錾刻在石碑上的马克思画像。

苏区马克思画像的传播

万载县在江西省境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革命活动和建立红色政权的地区之一，曾隶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进攻大小城镇，声势浩大。秋收起义部队虽未经过万载，但革命的浪潮依然对万载有着深远的影响。同年底，身在湖南平江、浏阳的共产党人辛克明、王楚来、汤细阳等先后来到万载境内，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成立赤色工会和农民协会并发展会员。

1928年春，为了有组织地统一领导万载各地群众的革命活动，辛克明等10多名共产党员，秘密在黄茅棋燕山的杨梅树下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浏（阳）万（载）边特别支部，选举辛克明为党支部书记，这是万载县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自此，万载各地的革命活动，在浏万边特别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同年9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成立，成为万载县革命活动的领导机关。就在此时，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率领红五军，抵达万载的仙源、大桥等地打土豪、筹经费，并于11月26日经西坑、茭湖、白良攻克了万载县城。之后，为取得与毛泽东、朱德的联系，彭德怀、滕代远率军上了井冈山。

1929年5月9日，中共万载临时县委筹备处奉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指示，在白水的东山庵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万载临时县委，执行委员会 （即执委会）由辛克明等五人组成。中共万载临时县委成立以后，万载县各地的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成立了40多个支部，发展了700多名党员。8月，彭德怀、滕代远两次率军到万载，收缴了靖卫团的枪，火烧了县署，打开监狱，大大鼓舞了万载人民的革命意志。1929年至1930年，湘鄂赣边境特委进驻万载县小源 （今仙源）官元山，这里成为湘鄂赣边区最早开辟的苏区之一。

1930年5月下旬，中共万载县临时县委遵照湘鄂赣边特委指示，在地势险要、封闭性良好的仁义寨张家屋，召开了为期5天由60位党员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党代会，大会选举辛克明为县委书记。8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到达万载县城，召见了县委书记辛克明和地方党政负责人。随后，中共万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县城内办公，“万载县苏维埃政府”的牌子第一次在县城挂了起来。（王水宝：《起义火种播万载》，《光华时报》，2017年9月8日，江西政协新闻网）就在召开全县第一次党代会前夕，中共万载县临时县委在马克思诞辰日开展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活动，从而诞生了这幅马克思画像。

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四川、陕西两省交界的秦岭与大巴山区，于1933年2月在四川省通江县诞生。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通江县城移驻巴中县城，将其更名为巴中特别市。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人民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苏区（仅次于中央苏区）。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虽各有分工和侧重，但交叉兼职相当普遍，基本都在一地办公，巴中是当年川陕苏区的中心。鼎盛时期，川陕苏区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建立了23个县和一个特别市的红色政权。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苍溪等地强渡嘉陵江挥师西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川陕苏区丧失。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的马克思头像，虽然是刀斧凿成，但它的美观度和艺术性显然比万载县执委会的那幅马克思头像要高。原来这幅马克思头像是参照廖承志1933年在川陕苏区时创作的马克思版画像雕刻的。

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的马克思画像

1933年8月，廖承志受党中央派遣，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密码电报破译手册，从上海出发，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要职。他不仅是着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名副其实的画家，常常在工作之余，发挥绘画特长，绘制了许多革命宣传画。在川陕苏区广为张贴的马克思、列宁像，都是他亲手绘制的。

即便是在他被张国焘错误监禁后，找他画革命领袖像的人也不少。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需要大幅标语，他就出来写；任务完成后，他又被关起来。

这幅马克思画像是廖承志在川陕苏区所画的领袖像中唯一保存至今的画作，画像高66厘米、宽55厘米。它能留存至今，那是川陕苏区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巴中县第四区苏维埃机关所在地设在伪县长吴湘的二弟吴洪坤的宅院。这幅马克思画像就贴于其宅院的堂屋。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北上。区苏维埃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通过为该宅院堂屋更换神榜的方式，巧妙地将这幅马克思像贴在神龛里面，外面再以神榜覆盖。红军离开苏区后，宅院被还乡团夺了回去。还乡团听说这里贴有马克思画像，便四处追查，只有那神榜没敢去动（迷信认为那是神圣之地，乱动会遭报应）。

还乡团找不到画像，就把四区苏维埃机关所在地西溪村的村苏维埃主席谭永兴抓起来，严刑审问，企图弄清马克思画像的下落，但谭永兴始终没有说出藏画的秘密。气急败坏的刽子手就向谭永兴连开四枪，谭永兴竟然没有马上咽气。匪兵头目有些疑神疑鬼,当场拿出四个钢洋叫手下去买副棺材。棺材抬到刑场,谭永兴还未落气（人们说是马克思在保佑他）,他喉管的血泡不断咕噜咕噜响,好像冤魂在跳,仇气未消,心狠手辣的匪兵给他灌下几碗凉水，这才咽气。还乡团从杀害谭永兴的过程中似乎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此后就没有再追查此事。

1959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在开展红军文物普查时，当年区苏维埃主席郑仕新提供了这幅画像的实情，随即将其征集。因画像贴于篾笆石灰壁，无法揭起。故在征集时，是将高66厘米、宽55厘米张贴画像的墙壁整体切割下来的。这幅凝结了廖承志智慧和根据地人民鲜血的马克思画像尽管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石灰墙周围表层有些破裂，但贴于石灰墙上的马克思画像依然完好无损。现陈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供人们瞻仰。

1933年11月，时任川陕省总工会宣传部长的廖承志，按川陕省委的决定，负责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诠释版）錾刻在石板上，立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门口的小广场上。当时这个地方是巴中市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川陕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集中办公的地方。

红军时期的廖承志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北上长征后，国民党巴中县县长杨杰下令清理整治巴城，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碑，要“毁其碑，除其毒”，让民工将其砸碎，石碑被断成九块。民工们心念红军，珍惜石碑，趁黑夜将碑块埋于西城门内侧的壕沟里，得以保存。1952年，巴中县人民委员会修建西街街面时，将此碑挖出，现陈列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

中共万载县执委会纪念马克思诞辰宣传单上的马克思画像和廖承志画的马克思画像的蓝本应该源于第一本中译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精心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成为《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从此，这本小册子成为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在这版《共产党宣言》的封面上刊印了马克思的一幅坐姿半身像片，让马克思的形象在中国革命者之间流传。

《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第二版（上海市档案馆藏）

陈望道这版《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马克思坐姿半身像，源自1907年世界社刊在巴黎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近世界六十名人》收录了近代60位世界名人的照片，其中排在第九位的是马克思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坐姿半身肖像，时年57岁。这部图书由法国巴黎印成后，运回中国国内发行，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马克思的形象。马克思的这幅坐姿半身照片也成为第一幅走进中国的马克思肖像。

马克思的画像最早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现存最早的是1920年12月由上海印刷工会出版发行的 《友世画报》创刊号。在该刊创刊号的套红封面上，印有大幅红色的马克思手绘头像。画像下方印有手写体的“Karl Marx 马格斯”字样。《友世画报》是上海印刷工会的出版物，此刊出版时得到陈独秀、杨明斋等扶助。这幅画像的模板无疑也是《近世界六十名人》中那幅马克思的坐姿半身像，创作者也是一位有绘画技艺的人，至于是谁？目前尚不得而知。

《友世画报》创刊号封面，上印有马克思手绘头像

苏区马克思画像的意义

由于是在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万载县执委会纪念马克思诞辰宣传单上的马克思画像与马克思本人相差甚远，除了大胡子，似乎没有相似的地方了。这说明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基层共产党人，是没有条件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更别说看到马克思的照片或画像了。我猜想这幅画像的作者当时手头一定没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甚至没有见过马克思的照片或画像，而是按照听说的信息，凭着主观想象画出来的。

不过，不太像的马克思画像，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即使在残酷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每个党员心中，让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共产党。

廖承志是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曾留学日本，具有绘画天赋，所以他的这幅马克思画像形神兼备，十分逼真。他将马克思头像錾刻在位于川陕苏区中心城市巴中特别市闹市区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的石碑上，可以很好地让苏区人民熟知马克思的形象，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苏区人民心中。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苏区，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