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设想埃玛·达尔文有着约伯那般的耐心。

时光回溯至19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刻，埃玛家的走廊上排列着布满青蛙卵的潮湿纸张，庭院鸽笼里的鸽子也“咕咕”地叫个不停，地窖里挤满了一排排盛有盐水的玻璃罐，种子漂浮在盐水上，空气中则弥漫着鸽子骨架制剂散发的恶臭。

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饲养蜗牛的玻璃容器上悬挂着鸭掌，草坪上堆放着残败的花朵，围栏隔开的地块上杂草已被仔细清理，以便研究茁壮生长的幼苗。

当然，她那时已和查尔斯·达尔文成家十多年了，无疑对此见怪不怪。

达尔文夫妇

她可能也曾对朋友们谈起，他又在做实验。

达尔文的实验似乎只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古怪博物学者的奇特追求而已，却推动了他和我们对生物世界及我们自身在其中之地位的理解。

达尔文为他那革命性的进化论思想的关键要素奠定了经验基础。

1

《达尔文的后花园》介绍了达尔文鲜为人知的一面。他的进化论思想并非凭空出现。

达尔文是一位观察家和实验家，他巧妙而古怪的调查研究也并非那些埋身于实验室的孤僻隐士的研究方案。

达尔文的家就是他的实验室，他和埃玛育有7个幸存的子女的大家庭也参与到了他的工作之中，他们都是干练的实地助手。

达尔文甚至还以某种方式与他的孩子们一同发表过作品：

就在《物种起源》出版当年，《昆虫学家周刊》上就刊登了关于珍稀甲虫的通告，署名为达尔文、达尔文和达尔文——3位作者分别是达尔文的儿子弗朗基（10岁）、连尼（8岁）和贺拉斯（7岁）。

达尔文还有一项才能，那就是他可以将管家、家庭教师及表亲、外甥女等人带到自己的田野研究中。

他还聚集了大帮朋友和陌生人帮助自己进行观察、实验，并寄回标本，而这些人也是他的宣传媒介。

然而，尽管达尔文之名可能家喻户晓，其工作亦同样为人所知，但多数人并不熟悉身为科学家的达尔文，更别提这个活生生的人了。

他的划时代著作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信息汇编，然而，即便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也对他资深观察者、热心回应者、独创理论家、实验家或居家男人的身份浑然不觉。

达尔文故居和庭院平面图，这里也是达尔文开展诸多调查的地点。莱斯利·C.科斯塔绘制

达尔文和家人一同完成的大量实验揭示了这位常常给人刻板印象的人物十分不同——极具烟火气——的一面。

无论是热心地接受自己某个孩子的建议，进而测试种子在死鸟体内的生存能力，或是在花园里释放并捕捉嗡嗡作响的大黄蜂，还是因不配合的鱼儿吐出他投喂的种子而向朋友吐露自己的挫败感，达尔文的这些实验总是显得幽默而富有启发性。

正如达尔文愿意称呼的那样，它们可能一直都是“愚者的实验”，但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指出的，“天才所做的愚者实验常常被证明是通向伟大发现的暗中一跃。”

2

通过实验和其他调查，达尔文系统地搜集了检验其进化论思想的数据。

从19世纪40年代的地质工作开始，他的实验和其他研究都为其相关论证提供了宝贵材料。

19世纪50年代，达尔文的研究步伐显著加快，而他的实验则成为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视角窥探自然的幕后工作，可谓前无古人。

亚历山大·冯·洪堡绘制的位于安第斯山脉的钦博拉索火山示意图。该图开创了垂直带谱的横截面表示法，图中显示了植物群落从低处的热带地区一直到山顶的极寒地区的过渡。洪堡激发了达尔文出国看看的想法

达尔文将《物种起源》称为“一段漫长的论证”，但我们应该退一步，以完全相同的眼光看待其在《物种起源》之后发表的所有作品：一段更为漫长的论证。

他在《物种起源》之后又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约10部著作，主题涉及兰花、驯化、人类进化、攀缘植物、动物行为、食虫植物、花朵结构和蚯蚓等。

这些主题的范围十分广泛，但都是支撑某个宏大图景的组成部分，其中有许多涉及数量惊人的朴素实验和其他项目。

除了展现达尔文和昆虫对话，追逐蜜蜂，痴迷捕蝇等带来的乐趣，本书还会为另外一个严肃的观点立论。

达尔文的实验寓教于乐：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是滑稽的。但它们都集中展现了科学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特征。

达尔文是一个典型的麦基弗式人物：徜徉在他的故居里布满碎石的思索之路砂砾小径上的侦探。

他证明了，使用身边的简单工具就能在庭院、花园或林地中真正地洞察自然。

此处包含的更深层的信息在于，达尔文的实验提供了科学如何运作的实际示例和模板。

这些实验大体上也可在任何校园、庭院、教室或厨房中完成。

任何人都能成为达尔文那样的实验者，学习如何更为仔细地观察自然界。

在这方面，达尔文的实验实是150年来距我们咫尺之遥却尚未被开发的资源。

而在这个众人皆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讲授进化论和科学领域的批判性思维的时代，一个有助于传播科学探究之要义的无价之宝却长期遭受冷落。

这个无价之宝正是这一主题的建立者：达尔文本人。

多数人并不熟悉这个开展朴素实验且极具烟火气的达尔文。

然而，若不理解他的这一面，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达尔文的生平及其成就。

3

达尔文对实验的嗜好从何而来？

尽管他那严肃的父亲曾为沉溺于搜集昆虫、骑马等爱好的儿子难成大器而感到绝望，但达尔文显然真诚地面对了自己内心的哲学转向——毕竟，他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和诗人。

其别出心裁的思想让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生造出“达尔文化”（darwinizing）一词来描述其纵横恣意的思想风格。

柯勒律治认为伊拉斯谟乃“最具创造力的哲学家”，他的孙子一定也是如此。

为了理解这位实验者的进化论，我们的故事将以达尔文小时候和自己亲密的哥哥伊拉斯谟（与其祖父同名）初涉科学，以及他们偶尔造成的化学实验灾难为起点。

我们还会遇到大学时期的达尔文，从爱丁堡大学到剑桥大学，他一路追寻着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其在“小猎犬号”上的经历也十分令人振奋。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会看到查尔斯·赖尔的里程碑式著作《地质学原理》激发出了达尔文的研究方法。

从这次决定性的环球航行归来后的数月之内，达尔文确信物种进化论有其真实性，并且逐渐成了生物学界的赖尔。

达尔文的好奇心与日俱增，实验的眼光也越看越远，他试图弄明白藤壶和蜜蜂、报春花和鸽子、杂草和蚯蚓的秘密。

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眼光并未超出其钟爱的家中花园、林地和草坪的范围，这个家化为另一艘“小猎犬号”，载着家人、朋友等专注的船员航行在唐斯（Downs）地区。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写道：“探索的真谛并不在于发现新的风景，而在于寻求新的视角。”

达尔文的确抵达过新的风景，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是在学习如何从新的视角看待眼前的事物。

在了解身为实验者的达尔文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学着从寻常处发现新知。

选自《达尔文的后花园：小实验如何撬动大理论》[美] 詹姆斯·T.科斯塔  著；出版时间：2021.5

来源：中国画报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