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100周年寻访北京红色地理
第6期长辛店工人运动遗址
100年前的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为了庆祝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缅怀革命历史，弘扬红色情怀，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携手推出系列报道，以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依据，寻访北京红色地理，重温革命先贤探索救国的真理，追寻民族觉醒、奋进的伟大道路。
王兰顺与“青睐”会员在二七纪念馆
地标
6月5日这天，晴空艳阳，白云朵朵，“青睐”会员们与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一早汇集在丰台区的二七纪念馆门前。王兰顺介绍，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而二七纪念馆是北京唯一一家全景记录工人运动的纪念馆，此次为纪念建党100周年重新进行了布展，非常值得一看。此外长辛店地区还有二七机车厂、火神庙等重要遗址，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9点一到，大家跟随王兰顺走进馆内，有关二七斗争的史料、文物、大型油画和模型一览无余，观之无不令人心潮澎湃。
一幅长辛店铁路工人赶着大车去北京城参加救国运动的老照片十分引人关注，王兰顺驻足说道，“五四运动当天，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一些学生和艺员养成所、车务见习所的学员都赶到天安门参加了集会游行。他们回来后把整个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消息在工友中传播开。其实曹汝霖和长辛店也是有联系的，曹汝霖的一个女婿叫刘家骥，是当时长辛店机车厂副厂长。后来，工人和学生示威游行来到刘家骥家门前，刘家骥闻讯早就吓跑了。这一来工人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展品中有很多与工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像工人俱乐部证章，纠查队员用过的月牙斧、大锤把，长辛店机厂“饿工”运动中用的铜钟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长辛店工人穿的衣服、使用的课本、戴的袖标、手书的歌词，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亲切之感。
在一层大厅的墙上镌刻着两行十分耀眼的红色大字，上面写着“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王兰顺为大家讲解了这句话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一次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说了这句话。他的这一评价是对长辛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的定性，也可以说长辛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肇始之地。”
工人使用过的墨盒
是纪念馆馆长的私人物品
走出展馆来到小广场，急步走来一位穿着中国中车制服的人与王兰顺握手，王兰顺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这位是二七纪念馆的刘德华馆长”。大家“抓住”极其忙碌的馆长，请他透露一些展品的幕后故事，刘馆长讲了备展时的一个小插曲。
“大家在馆里看到的那件工人在补习学校使用过的铜质墨盒，其实是我家里的私人物品，这次展出还是受到蔡奇书记的亲点。我祖父生于1904年，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一直在长辛店教私塾。北大学生到长辛店开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后，学生们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就到当地找能教国文的先生。我祖父去补习学校教文化时随身带去了墨盒，工人们就用那个墨盒研墨写字，后来我们家几代人从小写大字都使用那个墨盒。有一次蔡奇书记到二七纪念馆视察时，听我讲了这段往事，就向我提议这么有渊源的东西，应该拿出来让更多人看看。”
二七机车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
与刘馆长道别后，“青睐”的寻访成员们从二七公园向西南步行了1.2公里，就来到了北京二七机车厂。透过上个世纪工业风格的厂大门，还能看到年代感十足的厂房。王兰顺感叹，“这就是著名的二七车辆厂，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也是举世闻名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策源地之一。”
王兰顺边走边讲道，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97年英国人修筑芦保（卢沟桥至保定）铁路时，那时在卢沟桥建立了“芦保铁路芦沟桥机厂”。但庚子之乱中，这个工厂被义和团烧掉了。1901年，比利时和法国开始修筑芦汉（卢沟桥至汉口）铁路，这段铁路的建设权最终落到了法国人手里，他们在建造芦汉铁路的同时，又在长辛店三合庄修建了与芦汉铁路相配套的铁路机车、客货车辆修理工厂。“长辛店因为京汉铁路和长辛店铁路机厂的修建，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聚集地。到了1920年，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大约有2500多人，这就是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一部分。”
旧机器
百年二七机车厂园区现如今已变身为1897科创城，成为北京西南部一个老百姓休闲的文创园区，不少市民在草地间悠闲地散步。沿途时不时冒出的一些工业遗迹，引起大家的轻呼，“看呀，集装箱改装的小房子！”“这个步道的沿就是铁轨啊！”
不远处一座比利时风格的小洋楼吸引大家加快脚步，“这个小楼就是艺员养成所旧址，所谓‘艺员’指的是有技术的人员。”王兰顺介绍，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平汉铁路艺员养成所在34年的办学历史中，先后培养了近千名学员，为京汉铁路乃至全国铁路输送众多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为长辛店铁路工厂提供了一批又一批技能型人才。“抗战爆发后，这个地方改成日本人管理的艺徒养成所”。
走过一条青草满地的幽静小路，就到了当时艺员养成所的活动礼堂，古朴的大厅里正在举办“百年追随”专题展。一段玻璃地板下的铁轨引起大家的好奇，展览现场的工作人员王之琦立即走过来介绍，“大家看到的脚下这两根铁轨是京汉铁路上最早的两根铁轨”，他蹲下身指着铁轨，“大家在侧面可以找一找它上面刻的铭文，一根是1896年的，一根是1897年的，而且是按照标准铁轨的轨距1435毫米设计的”。
早期铁路工人身受多方压迫，境况十分悲惨。当时长辛店工头普遍都以“锅伙”的形式剥削工人。工头强迫工人入伙吃饭，每个“锅伙”里有二三十人到五六十人不等，最多三间房住70人。工人们入场做工还须要具结“三保单”，即人身保、铺保、连环保。长辛店机厂实行“大星期”工作制，两星期休息一天。并且工头们还私自设立许多不合理的规定，比如工作时间抽烟、喝水、说话等，都要罚钱。“大家猜猜工人每个月能挣多少？当时工人每个月挣10块大洋，同时期北大蔡元培先生挣400块大洋。那时候对工人的剥削非常严重，经常是微薄的收入都拿不到手”。
痛苦到了极点的铁路工人们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陆续进行一些自发的、零星的反抗。
从洋车夫开始摸索
提出“到工人中去”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1920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劳工神圣”的思想，这对当时北大的学生影响很深。“蔡元培曾经说将来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号召大家要尊重劳工。邓中夏就决定投入到工人解放运动中去，后来成为很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人物”。
王兰顺介绍，起初到哪里找劳工，邓中夏头脑里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刚开始一说劳工，他觉得洋车夫也算劳工，他就上街去做洋车夫的工作，动员车夫们集合起来把车横在路上阻挡交通，以此要求提高待遇。结果警察来了，把车给砸了，洋车夫们扯住邓中夏要他赔车。”因为这件事，后来北大一些人在校内见到邓中夏还讥讽他。经过反思邓中夏意识到，“洋车夫是比较零散的劳动者，它属于帮会的性质，还是要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搞工人运动。这时候，大家的目光就落到了长辛店。”
1920年4月，邓中夏带领一群穿着长衫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到长辛店最热闹的娘娘宫发表演说，“他们站在娘娘宫门外的高台上，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号召工人们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刚开始聚集的人挺多，可讲着讲着人就少了，“邓中夏很纳闷大家为什么不爱听，于是他就找到有点文化的，像史文彬这样的进步工人请教原因。没想到史文彬也正为此感到无奈，他对邓中夏说这边的工人文化都不高，他们有几个工人出面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想让几个认得一些字的人给工人补点文化，但办着办着就没什么人来了，正打算把这个学校关掉。邓中夏听了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既然有这个基础，能不能把劳动补习学校再办起来。”
王兰顺特别指出当时一个背景，“蔡元培提倡思想解放，兼容并包。马克思主义当时作为一种学问引进来，正在北大进行宣传，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实际上就是开始为工运做准备。”
回到北大，邓中夏向李大钊进行了汇报。于是，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到工人中去”的口号。1920年冬，李大钊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方支部的执行主任，当时的主要工作地就在长辛店。
穿短襟的工人和穿长衫的先生打成了一片
北大学生要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在支持办学的工人的帮助下，北大学生会租了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的三合院作为校址。经过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办。
“当时的设备很简陋，买不起桌椅板凳，史文彬就去募捐，然后热心办学的人拼拼凑凑，手头宽裕的捐个桌子，不宽裕的也拿来一些缺腿断脚的板凳，找木匠修修，凑合着用。”王兰顺讲解道，学校章程规定，学校是专为“劳动者”及“劳动者的子弟”增进知识而开设，“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还“概不收学费”。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后来经费再不够的，由李大钊每月拿出约80元作为办学校和共产党北京支部的费用补助。”
劳动补习学校刚成立时，来的人并不多。有很多工人认为“耍手艺的人，学这有什么用？”还有人说“要给窝窝头，我就去。”
有人说教工人认字用平民常用字课本就行了，邓中夏摇摇头，“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生活和劳动的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三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
工人穿过的衣服
慢慢地来的人多了，因为大家发现，教的知识全跟劳动相关。时间长了，穿短襟的工人和穿长衫的先生打成了一片，相处得就像一家人。北大学生们给工人编印课本、捐助纸笔，“邓中夏他们每周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晚上上完课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连煤油灯都是从工人那儿借的。他们每人一个月拿7元的生活费，只吃3元的伙食，省下的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
王兰顺说，一开始北大学生称工人为“师傅”，工人称学生“先生”。后来熟了，学生开始称呼工人老史、老罗，还给工人起了绰号，像叫史文彬为“麻哥”。工人也给学生起绰号，管邓中夏叫“邓大炮”，管高君宇叫“老夫子”，管宋天放叫“宋学士”。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早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员，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工人们有点什么事也爱找北大学生，比如代写封家信、求医问药等等，学生们对工人有求必应，“比如工人吴国有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就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请他们帮忙讨公道。王复生当即给外国总管祚曼写了一封法文信，说明是非。工头因此受到责备，吴国有被从宽发落”。
工人们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
王兰顺特别提到，以“工友”来称呼工人，也是从长辛店补习学校开始流行起来的。后来有工人问，“工人伟大，为什么受穷呢？”邓中夏回答，“受穷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军阀和资本家的剥削。将来大家要觉悟了，那么五个人就是一只虎，十个人就是一条龙，一百个人团结起来，就能够形成泰山，移不动我们了。”
四五月份，中共北京支部决定以长辛店工人的名义创办《工人周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解释工人恶劣生活的根源所在，介绍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很受工人的欢迎。
5月1日，长辛店工人在娘娘宫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5月5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由于工作开展得好，被《共产党》月刊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渐渐地，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
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到了1921年下半年，邓中夏在长辛店二仙洞主持入党仪式，发展史文彬加入中国共产党，史文彬成为京汉铁路和丰台地区的第一位工人党员。此后，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辛店第一批工人党员。10月，长辛店工人党小组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内成立。11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北方各铁路纷纷派代表参观，促进了京汉铁路和北方铁路工会组织的兴起。
2万多名工人一致行动
1200多公里京汉线陷于瘫痪
1922年6月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路局提出开除总管、工头，承认俱乐部有人事推荐权和增加工资等要求，但迟迟得不到答复。8月23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罢工。24日罢工开始，3000多名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曹锟派兵弹压，强迫工人复工，工人不肯退让。京绥、京奉、正太铁路线也开始罢工。郑州铁路工人也声援罢工，使京汉铁路南北交通完全中断。罢工坚持两天，26日，路局被迫与工人代表谈判，答应了除工人参预路局人事权以外的全部条件。当天，工人正式复工。长辛店铁路工人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27日，罢工工人在娘娘宫前举行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并把写有“罢工胜利”大字的旗帜插在北京至汉口的第一列火车上。很快，罢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罢工风潮席卷北方各条铁路线并影响全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罢工后工人们的生存并没有得到改变，但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后的意识觉醒集中表现出来。
罢工时拉的汽笛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长辛店分工会派史文彬等人为代表前往参加大会。反动军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破坏，封闭总工会会所，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愤怒。总工会决定从2月4日开始罢工，以抗议军阀吴佩孚无理破坏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同时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
史文彬等人回到长辛店，连夜召开长辛店分工会委员会和科干事会，报告会议经过，决定执行总工会罢工的命令。2月4日总罢工开始，各站2万多名工人一致行动，全线所有客货车一律停开，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立即陷于瘫痪。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00年前的灵魂
依然触动我们的心灵
踩着工人们曾经留下的足迹，走过铁路桥，走过民国年间的牌坊，大家全然不觉正午太阳的暴热，一直向北来到长辛店公园，寻访祭拜二七烈士墓。
沿青葱小路缓缓走过一段山坡，一座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二七”烈士墓便映入眼帘，并排肃立的两块墓碑上，分别镌刻着“二七烈士葛树贵之墓”和“二七烈士吴祯之墓”。墓碑前整齐摆放着一枝枝黄色的菊花，似在诉说着今人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王兰顺告诉大家，为纪念烈士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在1966年7月对烈士尸骨重新装殓，在火车站西侧山坡上（长辛店公园）隆重下葬，并建立了烈士墓。
王兰顺接着讲述了两位烈士的牺牲经过，吴祯是在1923年2月6日被警察抓捕，后来关押在保定的监狱，9月在狱中牺牲。2月7日当天，葛树贵带领工人队伍来到当时的警察驻地火神庙要求放人，在火神庙前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军警开枪，葛树贵头部中弹倒在工友杨松林的怀中。当众人把葛树贵抬到刘铁匠铺时，他已经牺牲。“二七惨案”震惊全国，由此，京汉铁路全路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长辛店铁路工人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多维度、多视角实地走访过新旧相衔的长辛店街巷，耳听着王兰顺生动的讲述，那些历史的场景似乎都重现了。信念的力量，穿越时空，让大家的心灵受到洗礼。最后合影留念之后大家纷纷感叹，“100年前的灵魂，依然触动我们的心灵”。
档案
工人奋起斗争
军警严加防范
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1922年9月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警察厅关于防范劳工集会的函及密探报告》的档案，为我们还原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在罢工胜利后，继续进行抗争的史实。在《照录密探报告》里面记载到:
为报告事窃于九月三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所设之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大第三院开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大会。查是日共到议员二十余人……并称有长辛店工人二名、丰台一人、正太二人、京汉路总工会一人……又报余为青年团之邓中澥、何孟雄、刘仁静、宋天放等。（见图①）
王兰顺指出，这份档案主要记载的是1922年的9月3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一个欢迎参众两院议员大会，会场的座位安排为“工”字形，会场中间写着“劳动万岁”，会场四面贴有“劳动立法、打倒封建政治、八小时工作、工人是社会的柱石”等标语。会上工人代表相继演说，控诉资本家的压迫，诉说工人的苦难，希望在宪法层面得到议员们的援助，并向执政当局反映:“提出劳动立法、增加工资、减少劳动、除一切不平之待遇、取消警察治安法及侵害劳动之新刑律”的要求，否则将举行全体工人罢工。“其中，邓中澥就是邓中夏，而何孟雄也是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刘仁静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在十一年卫字第一百零三号《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公函》里面，照抄了密探的报告，要求京师警察厅“严加防范”。公函中记述：
经密启者顷据密探报告，九月三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所设之劳动组合之书记部在北大第三院开参众两院议员大会。到会议员二十余人，并称有长辛店等处工人代表相继演说为诉工人苦状，恳求议员为之先驱提出劳动立法及除一切不平之待遇。并言取消警察治安法及侵害劳动之新刑律，否则以最大之武器即全体罢工，激烈言辞议员发言亦为赞成工人之集合。并援助劳动立法之论，至五时许散会等情。查该工人代表等开会提倡劳工平等，于地方治安关系甚巨，相应照抄原报告密函贵厅，即希饬属严密侦察注意，防范是为至要。（见图②）
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在北京大学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会后何孟雄等8名工读互助团成员上街开展宣传运动。邓中夏等人赶到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系工作。北大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一时间观者如潮，文章与宣言齐飞扬，学生与工人的口号，响彻云霄。
《宣言》中提到：
我们亲爱的劳工朋友呵！今天是五月一日，是美国工党同盟罢工挣得“每天八小时”的纪念日，全球的工人到了这一天，都是相率罢工，举行示威运动。但是我国的工人，还有很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我们来告诉各位：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劳工的朋友呵！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的庆祝一下！五月一日万岁！劳工万岁！
京汉铁路大罢工期间，长辛店工人被号召起来散发传单，奋起斗争。在一篇署名“长辛店工人敬告”的《勿杀穷兄弟》中，能看到军阀政府对无辜工人的残杀，其中提到：
亲爱的军警弟兄们：我们做工的是为人雇佣的穷人，你们各位也是被雇的穷人，穷人对穷人，应该格外亲切，我们日后也许当兵士当巡警，你们日后也许当工人，我们弟兄们都是一家的穷兄弟，应该彼此互相怜爱，不应该彼此互相仇杀。现在长辛店的兵士听从上官命枪杀了许多工人，真真可惨可痛。穷人杀穷人，弟兄杀弟兄，同胞杀同胞，真真可惨可痛。各位的上官是何等富，少老婆该有多少，各位何等穷，月饷领不着，家小怎么样？日后各位对于上官教各位杀害穷兄弟的命令，是万万不可服从的。各位若服从这种惨无人道的命令，各位要想想各位自己家中也有老小，各位若处了我们穷苦工人的地位，各位自己的老小是何等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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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