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我国人口进一步向15个新一线城市集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9725.4万人,已逼近2亿大关,较2010年的15783.3万人增长了24.98%。
10年间,15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全部实现了正增长,虽然总体增速略低于四大一线城市的26.22%,但仍是毫无疑问的“人口赢家”。
11个一线城市已进入“千万人口俱乐部”,并且其中7个城市“晋级”于过去10年间,剩余4城常住人口总量也均超过900万,并都处在人口能级持续提升的阶段。
不仅如此,新一线城市人口质量持续提升。这主要反映在人口受教育水平上,以重庆为例,2010年每10万人中仅8478人拥有大学学历,这一数字2020年升至15412人;佛山亦类似,从2010年的9469人升至2020年的16143人。
一线城市过去10年间人口质与量“双升”的动力是什么?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人口流动以收益与成本作为核心考量。近10年来,新一线城市的发展优势不断显露,同时与一线城市相比,较低的生活成本、居住成本和落户门槛,为人口流入营造了更低成本。此外,诸多新一线城市均为省会城市,拥有较为丰富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加之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相对较快,也从收益层面增强了人口流入的吸引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新一线城市内部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已出现一定的分化迹象,这也势必将导致人口流动出现新的变化。未来10年,为避免人口吸引力“掉队”,一些新一线城市需要更好抓住产业尤其新兴产业发展契机。
10年7城晋级千万人口大市
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显著增强。
根据最新榜单,15座新一线城市包括重庆、成都、天津、西安、苏州、郑州、武汉、杭州、东莞、青岛、长沙、佛山、宁波、南京和沈阳。
2010年,仅重庆、成都、天津和苏州4市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但到2020年,西安、郑州、武汉、杭州、东莞、青岛、长沙7座城市均成功“晋级”,合计11市迈入“千万人口俱乐部”。此外,剩下的佛山、宁波、南京和沈阳4市常住人口也均超过900万,成为千万人口大城也基本指日可待。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近10年,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强省会战略、合并代管、放开落户、产业迁移、高铁发展等均是重要原因。
从增速看,近10年西安以52.97%的常住人口增速排名新一线城市首位,这与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并从2017年放开落户政策密切相关。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原西咸新区中咸阳部分人口由西安代管。西安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西安常住人口由2016年底的883.21万人,飙升至961.67万人,并在2018年一跃进入“千万人口俱乐部”。
2017年,西安还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成为全国落户门槛较低的大城市之一,使得当年西安户籍人口从2016年的824.93万升到845.09万,2018年更进一步增至922.82万。
另外,西安拥有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批名校,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在过去10年间发展迅猛,也推动了城市人口增长。多重利好因素叠加,最终促使西安在新一线城市中的人口总量排名从2010年的第九,升至2020年的第四。
杭州的人口增长也抓住了新兴产业发展的“风口”。近10年,杭州常住人口从870万快速增至1193.6万,增速高达37.19%,位居新一线城市第五位。分区域看,杭州人口增长在东部一线城市中表现最佳,超过了佛山、东莞等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与杭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密不可分。2020年统计公报显示,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4290亿元,增长13.3%,高于GDP增速9.4个百分点,占GDP的26.6%。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与信息服务、数字内容和机器人产业分别增长14.7%、12.9%、12.7%和12.3%。
中西部大城市人口增速“逆袭”
虽然同样以产业聚人口,但整体上东中西部城市的着力点各有不同。
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成为不少中西部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以郑州为例,该市近10年人口增速达46.07%,位居新一线城市第二名。这与郑州承接了东部产业内迁不无关系,尤其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制造业落地发展,带来了强劲人口增长动能。
2010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开工生产,当年即以高达30万的用工规模搅动了河南及周边的用工市场。河南劳动力人口丰富,这令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鱼得水”,并有力吸引人口回归就业、形成可观人口增量。同时,富士康不仅为郑州带来了一波制造业产业链“内迁潮”,还带动了郑州航空港区的发展,依托“点-线-面”的经济发展格局强化了人口承载力。
长沙则是2020年正式晋级的第三个中部“千万级”人口城市。过去10年,长沙以42.64%的常住人口增速,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三位。与郑州类似,长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红利的分享者,但也有着自身鲜明优势:房价较低。
根据安居客的数据,近1年来,长沙的二手房均价在10000-10500元之间,而作为对比,郑州的二手房价格达到13000-14000元。结合收入来看,2020年长沙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477.60元,按此计算,1个长沙居民1年的收入可购买5平方米二手房。这使得长沙成为新一线城市中购房压力相对较低的城市之一。
从西部城市看,2020年重庆人口突破3000万、成都突破2000万人,二者仍是新一线城市中人口总量最大城市。作为四川的强省会,成都在合并简阳之后,近10年人口增幅达38.49%,排名新一线城市第四位;重庆则仅增长11.12%。
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已摆脱了2000年-2010年常住人口“缩水”的局面,人口流出态势得到扭转。这也与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发展息息相关。传统上,重庆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地,但2019年重庆全市农民工总量为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农民工541.9万人、下降2.2%,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
也就是说,近10年新一线城市中人口增长最快的4个城市,均位于中西部,分别为西安、郑州、长沙和成都。这意味着,过去10年间中西部大城市实现了一次人口“逆袭”,一举改变了此前东部不断“虹吸”中西部人口的局面。
作为对比,天津虽然人口总量仍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三位,但在经历经济转型的“阵痛”之后,近10年天津人口增速仅为7.17%,在新一线城市中垫底。10年间,天津人口走势形成了一条“抛物线”:2016年及之前,天津常住人口增速都较快,但2017年之后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天津出现了常住人口减少的局面。
人口竞争将步入都市圈时代
除了数量,新一线城市人口质量的提升亦可圈可点。
以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学历人口看,南京可谓是新一线城市之中的“翘楚”,达到35229人,甚至超过上海成为长三角地区中大学学历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
排名第二的武汉,每10万人口中有33867人拥有大学学历,与上海的33872人基本相当;西安则为30999人,排名新一线城市中第三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是城市高等教育实力的体现,南京、武汉、西安高校集中,例如江苏高校数量全国最多,而省会南京拥有超过50所高校(本科和专科)。
与之对比,一些新一线城市每10万人拥有大学学历人口相对较少,但增速却非常快,例如东莞、佛山、重庆和宁波。其中,东莞、宁波每10万人拥有大学学历人口从2010年的7103人、10333人,上升到2020年的13241人、17838人。
这些城市都是制造业重镇,人口学历快速提升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相关。以东莞为例,近年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形成了以松山湖高新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优化牵引了人才结构变化,产业优势和人口“含金量”协同提升。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近10年所有新一线城市都“老”了。从老龄化程度观察,由于长期的青年人口流出,重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17.08%,排名15个新一线城市首位。重庆的总抚养比也达到49.23,远超其它新一线城市。但是,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考虑到重庆的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的收入会有部分回流于当地用于养老育幼,因此重庆的抚养比压力并没有数据显示的如此巨大。
而位于北方的两大城市,沈阳和天津,老龄化程度在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二、第三名,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到15.47%和14.75%。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沈阳和天津老龄化程度之所以较高,与它们所处都市圈的发展特性息息相关。
其中,沈阳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较2010年的15.30%并无太明显上升。这是因为,沈阳是过去10年中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出现正增长的三个城市之一(另两个城市是大连、长春)。21世纪经济研究院统计发现,过去10年,东北地区多数城市常住人口减少,有的甚至缩水近半。由此,沈阳一方面受到东北整体人口流出的“拖累”,但另一方面又作为大城市吸引了不想离开东北的人口流入,避免老龄化程度大幅提升。
天津的老龄化程度却从2010年的8.52%升至2020年14.75%。这与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人口吸引力强有关,也有天津经济发展放缓、就业机会吸引力弱的原因。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未来人口竞争将步入都市圈时代。从这个角度看,新一线城市中,珠三角人口结构年轻,但人口质量尚待进一步提升;长三角人口结构老龄化偏重,但高学历人口占比高;京津冀中,天津需突出自身优势,产业也需加快“更新换代”;东北则仅剩沈阳等为数不多的人口优势城市,整体上需扭转人口颓势。
从根本上看,产业仍是决胜人口竞争的关键。仍以沈阳为例,必须通过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继续有力吸纳人口,促进自身和区域发展。沈阳的实践亦是如此,今年1-4月,沈阳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达到6646个,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1%。其中,主导产业类项目478个,占比达72%。此外,还涵盖了诸多工业项目、高端装备制造业项目、数字经济产业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