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郑小瑛的念头，萌生于1月16日长楹天街美国电影《指挥家》的观影现场。
那是以美国女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珂（AntoniaBrico）为原型的传记电影。看到布里珂为站上指挥台克服万难，看到她最终召集到一支纯女性演奏员的交响乐团，忽然想到郑小瑛，忽然很想知道她和她的“爱乐女”怎么样了。
1990年，我是中文系大三的实习生，被报社指导老师领着去郑小瑛家。30年过去，只记得她神采奕奕说话挥手的样子，还有她跟我讲“爱乐女”，那时刚刚起步，是她的骄傲。
那是我记者生涯第一个人物采访。后来我表现得不好，写得很慢很难，一个开头就撕掉了半本稿纸。这么多年内心里一直暗暗觉得对她不起，要知道，那年她已经61岁了。
2021年，郑小瑛91岁了。她会看这部叫《指挥家》的电影吗？她会如何感想？片尾字幕，安东尼娅·布里珂的故事后续没有传奇——
“纽约女性交响乐团成功表演四年，当安东尼娅开始录用男性音乐家，大众渐渐失去新鲜感，该女性乐团也随之解散。安东尼娅把一生献给音乐，经常担任著名乐团客座指挥，但始终无法担任固定职位的首席指挥。2008年权威的《留声机》杂志发布世界排名前二十名的交响乐团，没有一个用过女性首席指挥。《留声机》2017年发布另一项排名，前五十位伟大指挥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电影《指挥家》海报
现实中，中国郑小瑛呢？
3月6日晚9点，我终于得以拨通远在厦门郑小瑛家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跟30年前一模一样。
布里珂对我说“You are lucky！”
“谢谢你的好意。我很少在女性角度上表态，可是最近也是被AntoniaBrico的电影激发，正在积极准备为我中华女性指挥家发声。如果你决意要赶‘三八’这个节骨点，请先看看杨力著《郑小瑛传》219页《九、与中外女指挥家的友谊》和228页《十、低谷中的鲜花——“爱乐女”》两节，我再发两份正在进行的活动资料给你，请你看完后再来采访，好吗？”
先是2日一条带来惊喜的微信。
91岁的郑小瑛用微信，而且还有公号，叫“瑛乐知音”。“正在进行的活动”是她2月25日以个人名义发起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向第111个国际劳动妇女节致敬”公益宣传活动。
我读到她亲笔拟定的活动邀请函，以“我的同行小妹们”开头：
我是郑小瑛，今年91岁了。我以当代最高龄的华人歌剧-交响乐女指挥的名义，由我授权的自媒体“瑛乐知音”主办，邀请你们参加今年“三八”妇女节通过互联网向第111个国际劳动妇女节致敬的公益宣传活动。
近日大陆播放了美国电影《指挥家》。从女主角原型安东尼娅·布里珂AntoniaBrico（荷兰出生，1902年-1989年）的故事里，我们了解到前辈们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登上指挥台的权利，曾坚强勇敢地挺过了嘲笑、抵制甚至“潜规则”等难以想象的种种不公，从而也更加理解了她对我说过的那句“Youarelucky（你很幸运）！”
1987年4月在美国丹佛，朋友带我拜访过这位当时已年过八旬的女指挥家。那天我刚坐定,她便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问：“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显然，她已经从朋友那里知道了我。
“我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授，系主任。”我回答。
布里珂表情复杂地眨了眨眼，“Ah,You are lucky……在美国，对女指挥却有很深的偏见……”我从老人愤懑、茫然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位执着而寂寞的女指挥家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失落，尽管那时丹佛的一个妇女基金会还赞助她每年执棒几场音乐会。
两年后，我接到一位美国朋友寄自费城的来信，附带了一份登载着布里珂辞世消息的剪报，标题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文章讲到，布里珂在德国学习期间，曾经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位女指挥，可是她始终没能得到一个自己能执牛耳的乐团。文章还说:“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应当属于世界一流的指挥家。”我这才更加理解了布里珂的委屈和不平。
1987年4月美国丹佛，郑小瑛拜访85岁的布里珂
6日电话采访时郑小瑛告诉我，十天时间已经征集到参与活动发声的华人女指挥30人，“这个数字当然了不起！”
2021年元旦，“91岁硬核奶奶上海指挥新年音乐会”的消息上了热搜。郑小瑛却对自己这项纪录不以为然：“已经需要坐着指挥了，很难看。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了，别再总折腾老太太。”
7日，郑小瑛微信给我参与发声的30位女指挥名录（按长幼排序）如下：
郑小瑛、杨秀娟、张眉、丁霭悦、吴灵芬、许瀞心、张培豫、叶咏诗、洪侠、张佳韻、易娟梓、王雅蕙、张洁敏、庄文贞、张弦、陈美安、陈冰（大）、王燕、关琦安、陈琳、陈冰（小）、景焕、朱曼、高嵩、陈同、周昊宇、陈少妮、陈以琳、纪玉珏、赖嘉静（其中有4位来自台湾，6位来自欧美的指挥家中有4位是出生在台湾的）。
“都到今天了，别再一提起女指挥，还是只知道我郑小瑛一个人！”2021年，这是郑小瑛的心愿和志向。
问郑小瑛，觉得自己“幸运”在哪儿？
“比布里珂年轻27岁的我，幸运地成长在中国大陆没有那么严重性别歧视的时代。”郑小瑛的话很实在且赋有年代感，“我哪有个人奋斗故事，我的道路都是被领导安排的。”
母亲从未跟我讲过三从四德
1960年，31岁的郑小瑛被政府公派到前苏联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歌剧-交响乐是西方文化，歌剧-交响乐指挥传统上是男人一统天下的领地，中国人不懂。新中国建立初期，大家强调男女平等，把机会一视同仁给予业务基础好和表现突出的人。”
而“业务基础好”的缘由，那些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却是在被我提问后才想起来的。
郑小瑛原籍河南荥阳，祖辈是数百年前为避战乱迁入闽西永定的客家人。
祖父郑金禄，30岁在农村皈依基督教，后成为在广东揭阳经商兼传教的传教士。父亲郑维小学毕业后，被保送上海教会办的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就读。后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奖学金（成绩位列全国“榜眼”），进北京清华学堂。1916年，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与孙中山长子孙科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同班）。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考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商科，攻读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总务干事。
母亲温嗣瑛，生于重庆穆斯林书香门第大家庭，是乌兹别克人后裔。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祖先作为撒马尔罕王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友好使节出使中国。因通晓天文星象，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世袭南京钦天监（天文官），并赐姓温。后其中一支迁居四川。亲戚中有人当过市商会主席、民生轮船公司经理。
温嗣瑛小学毕业后，考入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大学到上海女子体育高等师范班（原金陵女大体育系的前身）学新式女子体育。毕业后回重庆母校任教，成为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开一时风气之先。后经在渝行医的美国人维龙先生介绍，与美国归来的郑维接触，到上海遵照基督教方式在教堂结婚。
郑小瑛1929年9月27日生于上海。父母从她出生起，便为她在银行里按期存了教育专用款，决心用最完美的方式教养她长大。因为天生好嗓音，且能很快记住歌舞旋律和节奏，6岁起母亲便让她学钢琴和踢踏舞。
她幼稚园时便显露出音乐天赋，老师发现她节奏感特别好，在律动课上就让她打大鼓，且指挥小朋友练习合唱。6岁她在上海全市幼童智力比赛中就得了第二名。上小学，她在学校是登台弹琴唱歌的“小明星”。小学二年级时，就穿着母亲手制的衣裙首次化妆登台表演吉卜赛舞。
“家庭给予我童年比较全面的教育。母亲从未跟我讲过三从四德，她自己就很强势，是争取男女平等的新潮女性。父亲一直接受的理念也是人要有强健体魄、要有音乐舞蹈的素养。我中学在成都念教会学校，能参加唱诗班，能练钢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像这种还是很少的。”郑小瑛尤其感念母亲，自己的音乐素质源自她苦心培养，自己独立好强的性格更来自她言传身教。在她的家里，她从来没有听过“女子无才便是德”。
从小的教育就是才华和生命不光属于自己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郑小瑛随父母辗转香港、汉口，回到重庆温家。为躲避轰炸，母亲在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镇江亭租住一幢两层楼的小庙，著名民主人士史良就住在她们家楼上。
后来父亲在成都谋到全国农村合作委员会总视察的职务，举家迁往成都之时，史良在郑小瑛的纪念册上为其留言：“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担负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沈钧儒的题词：“年龄有大小，对于目前国难的严重同样要负起责任来，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参加到整个的抗战力量这边来。”幼年时受到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本纪念册历经半个多世纪郑小瑛至今保留，从小的教育就是才华和生命不光属于自己。
在成都，她随从抗敌演剧队回来的家庭教师学唱抗战歌曲。在从南京迁来成都的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同学们排演《黄河大合唱》，音乐才能过人的小瑛姐妹包揽全部独唱和对唱。在华美女中，她每年都考全班头两名；她高高大大，喜欢运动，篮排球都是校队主力；学校唱诗班，她唱的是给予和弦支持、比较难唱的女低音声部，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参加表演的和声那样优美动听。在初中毕业典礼上，她已能很好地演奏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1945年日本投降后，郑小瑛转学到另一所教会学校华英女中。音乐老师成嘉祜让她在担任男主角的舞剧《狄安娜》中，第一次指挥大家唱起了《马赛曲》。
1947年，18岁的郑小瑛获得钢琴高级证书，高中毕业典礼上演奏肖邦的《圆舞曲》技惊四座，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殊为罕见。
虽然从幼儿园到中学，所有教过郑小瑛的音乐老师都十分赞赏她的音乐天赋，但她的父母并不想把她培养成职业音乐家，而是更希望她成为一名独立全面、有教养的知识女性。当时知识妇女就业的路子很窄，医生和工程师似乎是优等女生最好的职业选择。于是她遵父母之命，轻松考上最负盛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按照协和当时规定，到北京读协和本科之前，学生必须在其认定的几所教会大学里先读三年生物系医预科。最终父母为郑小瑛选择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在被称为“淑女摇篮”的金陵女大，郑小瑛开始接触学校地下党组织传来的进步书刊，她以自己所长，在金陵女大组织起民歌社，专门介绍从解放区传来的民歌和苏联歌曲。第二年她转入音乐系，弹贝多芬奏鸣曲、唱亨德尔《弥赛亚》的同时，她也喜欢歌颂光明的进步歌曲。
最终，她于1948年圣诞夜，与三位同学结伴出走奔赴解放区，进入崔嵬担任领导的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她先是因为一副好嗓子成为歌唱队主力，进而由于识谱能力比大家强、胆子又大，自然而然成为歌唱队里打拍子的指挥，从文训班指挥到全校大会，从全校又指挥到几百、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她的音乐潜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的指挥生涯也由此开始。那年，她才19岁。
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
后来，南下武汉，文训班改为中原大学文工团。
文工团接收武昌艺专后，成立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后来又改为中南文艺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即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团里有了一批铜管乐，可以组织一支军乐队了，缺少大号手，郑小瑛第一个报名。大家渐渐发现，无论什么，郑小瑛总是一学就会。无论打大军鼓、吹长号，甚至演秧歌剧，跑龙套，叫干啥就能干啥。她还教大家乐理，举起一米长的指挥棒，当上了管乐队指挥。
同年，领导让郑小瑛指挥文工团演出秧歌剧《九尾狐》，这是她第一次走下乐池指挥。
1951年初，中央派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山区进行慰问演出。途经武汉，中原大学文工团选派郑小瑛等四名团员参加演出队。访问团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和十万大山。郑小瑛用手风琴模仿奏芦笙调，利用较好的音乐记忆力，运用擅长的快速记谱，记录民歌。
过人的天赋、超常的音乐训练基础，以及活跃积极的表现，让郑小瑛木秀于林。1952年底，她被文工团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1954年，前苏联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应中央歌舞团之邀，受前苏联文化部派遣来华辅导。他发现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没有独立的合唱指挥专业，当时只有三十来岁的杜马舍夫，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精力为中国朋友多干些事，于是建议中国文化部开办一个合唱指挥班。
1955年2月，杜马舍夫亲自到还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挑指挥苗子。作曲系的“三好学生”郑小瑛被校方送到杜马舍夫面前。她灵敏的听觉、极强的节奏感和相当高的钢琴水平、大胆指挥的素质让杜马舍夫如获至宝。
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业指挥训练班，郑小瑛是班上唯一的女生。于是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女指挥。一年半的学习过程中，杜马舍夫很快就发现郑小瑛有很好的读谱能力和敏锐的听力，于是将指挥班的视唱练耳课交给了她。
1956年夏天，郑小瑛从指挥班毕业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刚刚建起的指挥系，兼任指挥系的主课教师，并参与指挥系初创时期的所有工作。
1960年初，在中国开始经历三年经济困难的时候，郑小瑛却因为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特点，被组织上选派作为进修教师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当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在前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已渐渐得不到来自官方的友好待遇，但郑小瑛师从的著名教授阿诺索夫却非常爱惜人才，而且一直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众多名师的调教下，郑小瑛渐渐潜心修炼出了日后被国内外演奏员广为称道的准确易懂、干净而有表现力的指挥手法。
1961年10月1日，在主课导师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国立莫斯科音乐学院阿诺索夫教授的安排和指导下，郑小瑛在克里姆林宫剧院举行了她独立执棒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苏联妇女》杂志以《中国第一位女指挥》为题进行了报道。
“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1960年赴苏留学时，郑小瑛的女儿郑苏才5岁，只能被交给外婆照顾。暑假郑小瑛也不回国，抓紧时间在列宁图书馆读完了俄、英文有关指挥的所有参考书，认真记下心得笔记。每个星期天也几乎都泡在俄罗斯庞大多彩的博物馆和画廊里，吸收艺术的养分。
“那个时代的风气是批评家庭观念，提倡放下家庭的问题去努力工作。后来我到美国讲学提到这段经历，那些美国学生听着简直不可思议，居然把小孩扔下出国去学习。”6日晚，郑小瑛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
1962年10月2日，还是学生的郑小瑛得到代替巴因大师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歌剧《托斯卡》的机会。演出大获成功，使她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指挥一场大歌剧公演的中国指挥家。那年，她才33岁。
1963年冬郑小瑛回国，继续到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
正是由于在前苏联学习期间艺术实践的成功，1965年才被赵沨院长作为“最佳指挥”人选，选派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去执棒他们的“翻身戏”——民族歌剧《阿依古丽》。
1966年春，《阿依古丽》剧组南下广交会和深圳进行巡演，香港《大公报》以“中国第一位歌剧女指挥”为题进行大幅报道。香港《文汇报》在乐评中赞扬“郑小瑛指挥得有气魄、有深度、有激情，细腻深刻，有大将风度”，文中还引用了剧中一句歌词——“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因为香港更了解交响乐文化，所以对于我的出现才更大惊小怪。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正是‘妇女要顶半边天’意识最盛行的年月，对于我走上这个位置，没有人觉得很奇怪。”郑小瑛这样理解自己经历过的时代。
接下来，“文革”期间，学院教学工作基本瘫痪，琴房被封，有人甚至扬言要砸烂钢琴之类的洋乐器，学院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从前苏联学成归来的郑小瑛也被戴上诸如“老修”“黑藤上的黑花”之类的帽子，但终究还是得以成为一名“逍遥派”，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那是因为我年轻。我上面有音乐学院太多学识渊博、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他们斗不过来。”回忆往昔，郑小瑛这样说。
女指挥的复活节
“文革”结束，1978年2月，郑小瑛被调到中央歌剧院，跟歌剧院的老同志一起从废墟上重建歌剧院，重开十几年的首席指挥生涯。
1978年底，复排《阿依古丽》。首场演出之日，郑小瑛在日历上郑重写下“女指挥的复活节！”
1979年秋天，歌剧院复排《茶花女》，是“文革”后第一次在北京公演的大型外国歌剧。1982年元旦，中文译配的《卡门》终于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首演。
1982年1月6日，法国指挥家皮里松在指挥首演歌剧《卡门》6场后，将指挥棒郑重交给郑小瑛，并说：“从此这部歌剧就交给你们的优秀指挥。”法国来了两家电视台和上百名观众。法国《世界报》写道：“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演唱《卡门》，在北京首演获得罕见成功。”法国驻华使馆特别授予她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
1983年12月，中央歌剧院将意大利普契尼的《蝴蝶夫人》由郑小瑛指挥复排上演。其后她在歌剧院十几年，指挥了二十多部中外歌剧，演出500多场。
她接下来的故事近乎广为人知：
1979年10月一个晚上，北京五道口影剧院，被禁演十几年的《茶花女》又与首都观众见面。自此，郑小瑛开始在她指挥的每场歌剧开演前举办“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著名“郑小瑛模式”由此开启。
1990年，在经典音乐历经“寒冬”的情况下，她和一批北京的女音乐家们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志愿者的“爱乐女室内乐团”。在六七年里不计报酬把优美的中外经典室内乐送到上百所大中学校，边演边讲地演出了240多场，被誉为“低谷中的鲜花”。
“上世纪90年代，我应邀到哈佛大学讲学。面对西方媒体采访我才感到，原来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歌剧-交响乐指挥台上取得的成就，在西方媒体眼里竟是一棵奇葩。1995年，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从几乎没有女性管乐手的零起点开始，培训了数十名女性管乐手，还邀请了两位优秀的台湾小号手，建成了由100多位女性组成的‘爱乐女交响乐团’，在大会上做了精彩亮相，震撼了来自全世界的三万多各族妇女代表，也成就了今天许多女性管乐手信心满满的职业梦，使女子在我国职业乐团的出现成为了常态。”这是郑小瑛最为骄傲的一段往事。
91岁，郑小瑛成为众人眼中的传奇。
她的身体像一个谜。1997年，郑小瑛被发现得了直肠癌；2014年和2015年，又相继被发现早期肺癌，但都被她战胜了。她至今耳聪目明，电脑、手机运用自如。屡屡被人问及养生，她笑言：“我吃很多糖，也吃很多盐，还专爱吃冷的。人生那么短，哪有时间搞那事。”
她的能量似乎没有穷尽。1998年，她以近七十高龄应邀出任中国第一个“公助民办”性质职业乐团——“厦门爱乐”的创团艺术总监，15年里演出了1000余场，并将一部表现我国客家人精神史诗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带到了12个国家，上演了70多场。
2010年，她又创立了“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只有五六个志愿者的情况下，3年多搞了5部歌剧，其中《紫藤花》在国家大剧院演了4场。
而今，她还在致力于推广西方经典歌剧的“洋戏中唱”。“有生之年，希望将它发酵到基层的歌剧院去。期待歌剧走近大众，大众走近歌剧。”
“我这辈子不喜欢什么花，我喜欢一种树——榕树。我喜欢它那么多的须根，顽强地往泥土里扎，独木也能成林。”郑小瑛这样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