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先生接到病人女儿的来电。这是一位八十九岁的患者，她随我先生看病已经有很多年了，她的家人与先生很熟悉。老人已经发烧五天，呼吸也逐日困难起来，看来极有可能是重症新冠病毒感染。老人有糖尿病高血压，最近几年记忆力严重退化，最近又摔断了胳膊，非常痛苦。这些天女儿天天在和先生联系，怎么为母亲退烧为她治疗。 但是按照病情发展的趋势，老人的预后不佳，需要呼吸机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这样的老人上了呼吸机生还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女儿说母亲从来都反对无意义的拖延生命，就这样女儿和我先生一起决定不送老人去医院，让老人安安宁宁地与家人在一起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老人最后走了，走得自然，没有去经受那些多余的痛苦。

纽约的疫情在日益加重，今天测试阳性的病人已经超过了十万，死亡人数超过了三千。医生很难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因而每天都有人失去亲人。随着重症病例的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病人需要用人工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为了让更多的病人用上呼吸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首先创新，用一台呼吸机同时支持两个病人。在正常情况下这是无法想像的，因为呼吸机的设置因人而异，而且随着病人情况的变化，医生需要针对性地随时调整氧气的压力流量等。显然两个病人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状态，那么医生怎么来有效地调整呢？

然而当新冠病人严重缺氧时，呼吸机是生还的唯一希望，尽管共用呼吸机不理想，我们还是要尽量让重症病人用上呼吸机。但是即便上了呼吸机，死亡率仍然非常高，尤其是70岁以上又患有高血压心血管或者肺部疾病等，从呼吸机上起死回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尽管如此，只要没有呼吸机的短缺，所有病人都会被给予生的希望。但在资源极其紧缺的状况下，如果有多个病人同时需要唯一的一台呼吸机，医生将如何选择谁生谁死呢。

前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位重症监护医生的评论，他讲了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因为新冠病毒的高度传染性，病人家属是不允许探访的，除非病人到了垂危的时刻，家属才允许进病房与病人做最后的道别。因为这样，医生每天需要与家属通电话，告诉他们病人的状况。他拿起电话时，对方是一位重症病人的丈夫，病人已经在呼吸机上五天了。听到妻子的状况在恶化，丈夫迫切地问医生，“你不会把呼吸机撤下来吧，我知道她有癌症，而且已经转移，但是她依然充满了生命力啊。她很幽默，她爱家人朋友，我们有很多旅行的计划，我们说好了还要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了，听得出来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哭泣。病人因为癌症做了化疗和放疗，她没有能力用她有限的免疫力去抗争肆虐的病毒，医生很清楚她生还的可能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她的亲人爱她，她的生命在家人的心中依然是无价的。也许从医学上医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做出准确的预测，但从生活中医生却永远无法精确评估病人的价值。这位医生最后写道，“当这位病人终将离去时，作为医生的我可以安然地告诉自己，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最近，著名的伦理学专家和医生伊扎克·依曼纽在《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为“在新冠流行期间公平分布有限的医疗资源”。他提出在大规模的疫情下，我们分配资源应该基于社会的整体效应，换一种说法是把有限的资源让给那些可以活得最长而且活得最有成效的人，另外还要优先让医护人员活下来，因为他们的生存可以让更多的人有生还的希望。但是英国研究人员在《纽约时报》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二十岁并不比五十岁更有价值，因为五十岁人的经验和技能是二十岁的人所不具备的。依曼纽医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二十岁的人还没有机会经历完整的人生，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的生命就会过早的逝去，这对他们太不公平。早在2015年，纽约州的健康部门已经发布了通报，他们预测在大规模疫情时有可能会出现人工呼吸机匮乏的情况，为了公平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依从法律和伦理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前美国疾病卫生预防和控制中心主席汤姆·法立登医生说，最关键的是让分配原则公诸于世，以救治最多人数的方法为前提，排除金钱、人种或是政治的影响。

尽管理论上可以有多种探讨，但当医生面对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时，我们的第一冲动是要救活每一个病人，无论是二十还是九十岁。当社会需要公平分配生与死的权利时，医生无法成为有效的执行人，因为我们的职责不允许我们选择死亡。所以专家建议这样的决定要让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做，把诊疗医生排除在外。目前的意大利疫情十分严峻，重症监护床位和人工呼吸机严重缺乏，他们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来抉择，下一台空出来的呼吸机可以给哪一位病人使用，因而带来生还的希望。

我记得自己许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当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病人，他患有严重的心肌病还有并发的室速（室性心动过速），装了自动除颤机后每天会需要无数次的除颤，固然每一次除颤给了病人一次生还机会，但这给病人带来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最后他决定放弃除颤治疗，同时停止所有治疗室颤的药物，这意味着他选择了死亡。那天我去他的病房帮他关掉除颤机，房间坐满了家人，却无人般地安静。他宁静地看着我，嘴角还挂在一丝微笑，然后冲我微微地点点头，示意我他准备好了。我关了机，陪了他一会儿，在无语中我祝他一路走好，然后我轻轻地退出了房间，让他的家人陪他最后一程。不多时，监护仪器荧光屏上的指示成了一条直线。即便这是病人自己的选择，但面对死亡，医生永远都带有伤痛，留有遗憾。

除了医疗防护物资紧缺外，医生还有面临法律诉讼的担忧。如果医生选择把呼吸机留给二十岁的病人而不是九十岁的病人，那么九十岁病人的家属是不是可以告医生失责呢。这样的顾虑让医生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选择时忧心忡忡，许多医生联名写信给纽约州州长库莫，要求豁免在疫情期间可能受到的法律指控，昨天《华尔街日报》透露这条法规很快就会生效。

但愿疫情就此开始缓解——作为医生，我们不需要背着重负去做选择，我们愿意一如既往去奋力营救每一个生命。

文/吉安，于2020年4月4日（作者为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心脏科医生）

约稿编辑/肖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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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