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秦惠王想征服蜀国，始终找不到进攻的道路。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天秦惠王在褒谷竟与狩猎的蜀王不期而遇，秦惠王心生一计，在相遇处刻了五头石牛，并在石牛屁股后放了一些金子，假称是“石牛粪金”，并要将五头石牛赠予蜀王。蜀王信以为真，派五丁力士率千余人把石牛运到成都，这样就有了“金牛道”。不久，秦惠王派丞相张仪等出兵“金牛道”，灭掉了蜀国。

故事虽是故事，但“空穴来风，不无为因”。据载，武王伐纣时，巴蜀之师参战，走的就是金牛道。此外，类似的还有“周王伐蜀”的记载。金牛道，专指汉中通往成都的道路，具体线路是从陕西汉中向西，过褒水，经勉县进入山区，过五丁关到宁强，转西南到四川广元，再到剑阁县，至坡路起伏、松柏夹道、浓荫蔽日的翠云廊，再向西南至绵阳市，尔后到达成都，1200余里。

始于秦朝末年、兴于汉代的米仓道，是陕西汉中通往四川盆地的古道，因米仓山而得名。汉水南面的支流濂水河、冷水河，发源于米仓山北麓，与发源于米仓山南麓的渠江上游支流南江相对应。米仓道经濂水或冷水河谷，越过米仓山进入南江河谷，到达巴中。此道北端险居岩侧，陡临深渊，呈“Y”字形，由城固、南郑、勉县南去，均有路通往北口。

“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这是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由蓝田武关道出秦岭而到商州、襄阳，再乘船顺汉江而下抵达江州时，在武关岭留下的诗句。此外，还有文川道、荔枝道等，都通过汉江及其支流将秦巴相连，与中国各地相通。

膏腴之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千里汉江，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既是中国南北与东西的“地机”“锁喉”，又是南北气候的融合地，还是内陆的腹心之地。在西北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包裹下，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襄阳盆地，尽得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之优势，气候温和，山清水秀，是天然的膏腴之壤，更是多样生物的宝库，天然物种的“基因库”。

在一江清水哺育下，汉水流域的鱼米之乡成为“天下粮仓”。人们就地取食，因时制菜，享尽大自然赋予的饕餮大餐，而代代相传，脉脉绵长。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因劳动而有了意识和思维，有了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本能。《礼记》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古时，人类以草木、鸟兽、鱼鳖等动植物为饮食之本、生存之道，随着燧人氏发现火，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存手段。尤其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而有了农耕和家养六畜，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饮食及制作方式又向前推进一大步。有了依赖居住的地域、水土，而进行“刀耕火种”的进化，同时也有了“好山好水”与“穷山恶水”之别。

宜居宜业的汉江，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在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乘势而上。在史前的萌芽、夏商周的初步发展、秦汉至隋统一前的繁荣、隋唐至明清的农业经济南移等历史时期，汉江均尽得地利之便，一江两岸，稻花飘香，五谷丰登，鱼蟹满江，鸡鸭成群，万物繁荣，可谓天府之地、华夏沃土。

据载，汉水河谷以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在食物匮乏的史前时代，创研食物结构和驯化原始作物已有遗迹。至夏商周，汉水流域平原盆地以水稻为主，丘陵岗地以粟、黍为主，并杂以其他作物的格局基本形成。

考古工作者在汉水流域内发现16处水稻遗存，包括中上游7处和下游9处，尤其是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遗址和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充分说明中上游是水旱轮作。汉水上游龙岗遗址发现的豆科植物，把我国种植大豆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年前。在汉水流域的众多新石器遗址中，屡屡发现家猪、家牛、家羊、家鸡等家养牲畜的遗骨，表明家畜饲养与原始农业同时得到发展。在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的石家河，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动物，进一步表明当时汉水流域的畜牧农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沃土之上，秦汉至隋统一前，随着农业经济和农耕文明的发展，粮食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更加先进，农业经验和理论更加成熟，汉水流域凭借优越的气候、地理、区位优势顺势而上，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到中游支流唐白河流域的南阳盆地，再到下游的襄宜平原，农业生产各具特色次第花开，迅速成长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三个农业经济区域。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