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关于汪曾祺的100件小事(二)
凤凰网读书 2024-01-12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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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茶房来问汪曾祺要不要找个人解解寂寞。汪曾祺没答应,反而拉着这个穿着黑中山服的胖子聊了半天。茶房问他有没有太太,他说:刚要结婚,太太死了。茶房吓得忙不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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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住北大期间,汪曾祺常去吃一家四川小馆子,据说是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1930年离京后留下的厨师开的。馆子只有三四张小方桌,但是鱼香肉丝、回锅肉、豆瓣鱼的味道都很醇正,而且泡菜特别好吃,还不要钱。其址疑是现在的成都驻京办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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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偶尔也带着女朋友去沈从文家蹭饭,对张兆和做的八宝糯米鸭印象深刻,说是酥烂入味,皮不破,肉不散,“是个杰作”。张充和也住在沈家,汪曾祺吃过她做的“十香菜”——十种咸菜丝分别炒好,放在一个盘子里,是苏州人常吃的年菜。充和切咸菜丝极细,又经过冷冻,“拈箸入口,香留齿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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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汪曾祺终于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进了位于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当一个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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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就住在午门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去旧货摊上买了一盏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灯,晚上在宿舍灯下看书;有时也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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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生活突然改善了不少。这要“归功”于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元兑法币300万元。凡拿国家机关工资的人,等于薪水涨了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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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汪曾祺与施松卿几乎天天晚上到东安市场去吃小馆,“苏造肉”、爆肚、白汤杂碎,换着花样儿吃。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两人又回到沙滩去吃炒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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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11月30日致黄裳信里说,如果要重回上海去教中学,也无不可,只是“这算干吗呢”。又说黄永玉来信让自己去香港乡下住,可以洗海水浴,一千字稿费可以买8到10罐鹰牌炼乳。汪曾祺说自己“不是一定不去”。他在午门这个大院子里,晚上静得“慌”,而且无书可读,只能“以写作限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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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得很凶,但汪曾祺对朋友声称不碍事,说他已储足了一个月的粮食、两个月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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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是春节,汪曾祺与施松卿去了清华园朱德熙家。此时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物资奇缺。朱家刚用30斤面粉换了一只鸡,做了一道红烧洋葱鸡块,一道粉丝熬大白菜,一道酱油糖煮黄豆。朱夫人说“这个年过得真够惨的了”,汪曾祺很高兴,说“有鸡吃就行了,还要吃什么”。他和朱德熙边吃边聊,足足吃了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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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后,汪曾祺与施松卿终于结婚了。之前朱德熙夫妇十分担心,觉得两人在一起很久了,就是不提结婚的事儿。现在汪曾祺即将南下,两人终于决定结婚,当天逛了北海公园,下馆子吃了面,晚上还到老师沈从文家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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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汪曾祺南下之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编“文学丛刊”之一,收入了8篇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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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汪曾祺为编辑部总集稿人,即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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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办《民间文学》,工资从文艺六级升为文艺四级,每月180多元。汪曾祺对儿女讲过,这次调动是因为全国文联某负责人的动议,想让他来编《民间文学》,许以涨工资一级,他拒绝了,说留在北京市文联也可以涨一级工资,那位负责人说那就涨两级。汪曾祺于是同意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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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汪曾祺随领导和几个同志赴河南林县调查民歌,来去都是软席卧铺,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已经可以享受“高干”待遇。第一次坐软卧,他心中很不安。一行人先到洛阳,吃了黄河鲤鱼,又到林县红旗渠看了两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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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突然发现过道里贴满了围攻自己的大字报,措辞激烈,称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且已出现右派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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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了一段时间。先在十三陵修水库,劳动强度很大;又赴西山八大处劳动,劳动内容之一是为出口大葱装箱;最后二十多天则是在西山刨坑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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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行前,与施松卿、汪朗一起到前门买下乡用品(牙刷、牙膏、内联升布鞋等),最后剩下80多元钱,施松卿挑了一块苏联表给汪曾祺戴上,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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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下乡的当天,施松卿在参加新华社的军事化训练,不能请假回来送行。汪曾祺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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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了千字22元的最高稿酬标准,和郭沫若、老舍一样。稿酬总共800余元,汪曾祺问家人:“怎么会这样呢?”这笔钱,从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家最大的一笔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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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汪曾祺全家搬到甘家口一栋五层红砖楼上,邻近玉渊潭公园和钓鱼台国宾馆,周边环境较好,但是房间条件较差,两居室,开间小,“黑乎乎的”,“湫隘狭窄”,一家五口合用一张写字台。这一住就是18年。

1961年,汪曾祺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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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以后,汪曾祺跟以前的朋友们来往少了。一度在三屉桌玻璃板下压一张纸条,上写:谨言语,慎出行,简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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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第一次杀了鸡。他9月7日写信给朱德熙报告说:“三个月来每天做一顿饭,手艺遂见长进。”鸡是汪朗买回来的,一共三只。无人敢宰,只能老头儿出手,杀完觉得“也无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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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汪朝也看汪曾祺的随笔,觉得跟时代背离,也看不大懂,远不如杨朔、刘白羽的散文,很不客气地批判汪曾祺:“你这种文章只有三个人看——朱伯伯、李伯伯、汪朗!”朱德熙与李荣,都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老友。汪曾祺很委屈,向朱德熙告状,朱德熙说:“那有什么,三个人看也很好!”汪曾祺还是委屈,说女儿是“天下第一眼高手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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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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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春节是2月16日。节日前后,汪曾祺应邀为沈从文将出的选集写后记,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浏览一遍。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也是他写《受戒》等作品的触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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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两个上午写成了《受戒》,文末自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以1980年为起点,43年前是1937年,时汪曾祺在江阴念高中,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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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写《受戒》,完全不知道这篇小说能不能发表。下笔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的一些同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啊,为什么要写几十年前一个小和尚谈恋爱?有什么现实意义?揭示了什么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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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写成之后,汪曾祺给剧团几位要好的同事看过,如老同学杨毓珉、梁清濂等。他们看了都很激动,觉得美,梁清濂还发出了汪曾祺当初看沈从文小说时的感叹: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不过,同事们都认为这篇小说没地方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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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下旬,高邮县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剧团发出公函,正式邀请汪曾祺回乡。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的陆建华回忆:县领导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最后他们只好搬出了“《沙家浜》的作者”这个名头,县领导听后神情惊讶,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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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下午5点,汪曾祺从南京乘车抵高邮。这是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后,42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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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负责接待,县长出面宴请。家里办了八桌酒席,亲戚相聚。街坊也出来看“汪大爷”,81岁的唐四奶奶一把抓住汪曾祺的手:“你现在混得不丑哇!”汪曾祺回:“托您老的福!”满街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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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每日看资料,散步,访旧,为人题诗写字。很多人称他“汪老”,他不习惯,数次说道:“才六十岁,怎么就称老、称老作家呢?”

1991年,汪曾祺在家乡的芦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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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6日,汪曾祺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往长沙、湘西半月行,同行者有蒋和森、柳鸣九、谌容等。在长沙见到作家陈国凯,汪曾祺哈哈一笑:“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他以为陈国凯长得高大,没想到骨瘦如柴。陈国凯反唇相讥:“老兄,我也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看你的文章,以为你长得清秀。原来像个酒肉和尚。”大家哈哈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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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18日,汪曾祺参加了莫言新作《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会议在北京华侨大厦举行,由《中国作家》主编冯牧主持,参加者有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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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许子东也在《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现场,他对汪曾祺的发言印象最深。莫言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核心情节:石匠和铁匠都喜欢菊子,铁匠老是欺负小黑孩,石匠对小黑孩很好,最后铁匠和石匠打起来了,小黑孩居然下狠招去帮助对他不好的铁匠,害得石匠受伤瞎了眼睛。汪曾祺先问大家: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接着又解释说:这个小男孩暗恋菊子,虽然一个男的对他不好,可是他更恨对菊子好的男人,他写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莫言在旁边不说话。许子东说:“我估计莫言是第一次听到弗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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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29日,国际写作计划举行欢送会。12月17日,汪曾祺返抵香港,适逢王安忆等人在港。王安忆回想道:“他是从美国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过来,乘游艇,我们一帮年轻人和他打打闹闹的,然后我们就问他写不写长篇,他说我不写长篇,从来不写长篇,好像对于长篇是鄙夷的态度。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他不说,后来他说了,他就说短篇最好,短篇就是把你必要说的话说出来,长篇是把你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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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汪曾祺离休。领到离休证后,汪曾祺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局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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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汪曾祺接受李辉采访,谈沈从文。最后谈到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汪曾祺只反问了一句:“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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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4日,台湾作家三毛弃世。《桥》杂志中文版记者黄燎原就此采访汪曾祺。汪曾祺表示,与因哲学上遇阻而自杀的作家不同,三毛的自杀是性格使然,“她活得一点也不累,只是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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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9月11日,中秋节,戏剧、电影评论家舒非拜访汪曾祺。两人谈到汪曾祺近来在中国大陆、台湾所出的作品集,涉及简化汉字和电脑输入出现的问题,施松卿说:有一次,汪曾祺收到一份稿费通知单,竟将“汪曾祺”打成了“汪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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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1月,汪曾祺在北京大学做题为“散谈人生”的文学讲座。汪曾祺手提棕色文件夹,走上讲台后先燃着一支烟,然后声明:“我可不会讲课,不要看我拿着个小文件夹像模像样的,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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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有一部分是关于汪曾祺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吕正惠做了题为“人情与境界的追求者——汪曾祺”的主题发言,称汪曾祺为“中国最早试用意识流的作家”,“活在现代的、软心肠的、古代中国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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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不过在1994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汪曾祺明确地说,他本人最喜欢的小说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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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冬,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突患脑梗,起夜时因大脑缺血昏迷,摔倒在地。汪曾祺用了两个小时才把夫人拉到床上,等待天亮,入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夫人终于在春节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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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施松卿再次发病,从此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汪曾祺逝世的次年,夫人也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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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1日,昆明时期的朋友、法国文学专家、南京大学教授徐知免借赴京开会之机来访。徐知免记下当时的印象,“他的容貌、形象和年轻时并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只是额头上的沟纹是那么深,脸色那么焦黑,而且身躯也似乎有点驼。我觉得老是老了,大家都老了,但看来他精神还可以”。两人长谈,话题广泛。这是汪曾祺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文学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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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1日,汪曾祺吃炸酱面时,被菜码小萝卜划破了食管血管瘤。夜10时许,食管出血,保姆小陈敲门向邻居詹国枢、杨乔夫妇求助。邻居拨打120叫来救护车,将其急送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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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13日,汪曾祺食管仍出血,14日才基本控制。此时的汪曾祺还同医务人员开玩笑:“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写,我也得把你们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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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上午,汪曾祺求医生“开恩”允许自己喝茶水,医生勉强同意以水沾唇。女儿汪朝回家取茶叶时,一代文人汪曾祺猝然离世。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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