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同样是王室南渡为什么一个叫东晋 一个叫南宋?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3-10-28 07:00

在中国古代,有几个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被一分为二。周被分为西周和东周,汉被分为西汉和东汉,晋被分为西晋和东晋,宋被分为北宋和南宋。

其中,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的统治地域,称呼上的变化多因都城的东移。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的统治地域则完全不同,基本上东晋只有西晋的半壁江山,南宋也只有北宋的江山半壁。西晋王室南渡之后,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史称“东晋”。北宋王室同样也南渡后在江南建立了政权,却史称“南宋”。既然同样是王室南渡,为什么东西两晋不以南北两晋为区分?宋代为何又发生了变化?

“东晋”的称呼是继承了“江东”这个概念

南朝梁沈约编著的《宋书》(此宋是指宋齐梁陈的宋),首次提到了“东晋”。书中在论述自古以来的礼乐变迁时,引用宋建平王刘宏的话:“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但此篇中正式称呼司马睿政权,是“江左”——“至江左初立宗庙”“魏晋讫江左江左初”“江左弥重”“明江左不迎”……

此篇除了以“东晋”“江左”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以“后晋”来称呼:“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不过,“东晋”和“后晋”都是沈约引用别人的话,而“江左”却多是沈约自己说的。

沈约在另一篇文章中提道:“满奋身殒西朝,胤嗣殄没,武秋之后,无闻东晋。”这里的“西朝”是指西晋,而东晋则指司马睿政权。

时人对司马睿政权约定俗成的叫法,几乎都是“江左”。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只要提到东晋,一般都称“江左”。宋齐梁陈这四个南方政权也都继承了东晋的衣钵,所以也自称为“江左”。

唐宋时期,人们仍习惯以“江左”称呼南朝。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对沈约文中的“西朝”“东晋”作出解释:“晋初都洛阳,故曰西朝;后在江东,故曰东晋。”意思是,政权的前缀是西还是东,要看它定都在什么方位。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江南”的概念,一般都说“江东”。长江在中下游段呈现为西南-东北流向,处于长江东南的地方被统称为“江东”。“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又例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后人一般都称其为东吴,而不叫南吴。所以,“东晋”是继承了“江东”这个概念。

东西晋之称延续了以国都的相对方位来称呼的传统

结合“东周”和“东汉”来看,以国都的相对方位来称呼,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周、东周最早是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和洛阳这两个国都及其附近地区的代称,后来在《战国策》《史记》中,又专指周朝时期出现的两个小诸侯国。第一次将西周、东周作为两周代称的,是西晋杜预注的《左传》:“洛邑为东周,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也就是说,东西的分界线主要在函谷关:东周定都在函谷关以东的洛阳地区,所以叫东周;而西周定都在长安,位于函谷关以西,所以叫西周。

“西汉”“东汉”的称呼也是最早见于沈约所编的《宋书》。不过,东汉末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称两汉为“前汉”和“后汉”。例如二十四史中,《汉书》又叫《前汉书》,记述西汉历史;记述东汉历史的则叫《后汉书》。之所以称两汉为“西汉”“东汉”,其理由也跟国都方位有关,西汉以长安为首都。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因长安屡遭战乱破坏等原因,定都于洛阳。但为了彰显自己西汉宗室后裔的身份,便重新将西汉都城的名称改回长安,以其为西京,而洛阳则是东京。就这样,东汉有两个都城。不过,东汉的政治中心一直在东京洛阳,所以后汉也就叫东汉了。

沈约在编著《宋书》时,沿用了杜预以国都方位给政权名称加前缀的模式。司马睿政权的首都建康位于西晋都城洛阳以东,所以,沈约才会首次将司马睿政权称为“东晋”。但因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南方政权为“江左”,所以沈约在《宋书》中不由自主地继续多次称呼司马睿政权为“江左”。

后来,“东晋”之所以代替“江左”成为主流说法,是因为“江左”不但被用来称呼司马睿政权,还用来称呼宋齐梁陈这几个南朝政权,容易给后人造成混乱。所以,为了区分方便,后人逐渐用“东晋”来作为司马睿政权的专称。

其实,唐朝中间也曾有断裂,那就是武则天建立的周。但为什么后世没有称呼周之前的唐朝为西唐,周之后的唐朝为东唐?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朝首都在周之前是长安,武则天时期虽然将都城迁到洛阳,但李显复位后,又把首都迁回长安。既然一直在长安,就没有所谓国都方位变更的问题了,自然也就没有把唐朝分为两大阶段的必要。

汴梁和临安的相对方位既可以说是东西也可以说是南北

靖康二年(1127),金军南下,攻陷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宋代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徽宗的儿子康王赵构拥兵在外,逃过了被掳走的命运。同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宋高宗,即年改元建炎。但金人步步紧逼的南侵让赵构不断南逃至临安府才终于安定下来。此后,临安也成了南宋的都城。

汴梁地处东经113°北纬34°,临安地处东经118°北纬29°,无论是经度还是纬度,相差都是5°。因此,两都的相对方位,既可以说是东西,也可以说是南北。后人之所以认为汴梁和临安的相对方位是南北,而不是东西,跟中国古代空间以东西为分野转向以南北为分野的历史大变局有关。

商周时代的人们就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形成了“南方为蛮、北方为狄、东方为夷、西方为戎”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国”的概念。而在四夷中央的“中国”,则主要以函谷关为界,分为两大地域,即“关西”和“关东”或“山东”和“山西”。关西和关东,不仅自然地理条件不同,文化也不同。关西、关东的地域观念,使得秦汉时代人们的思维,更习惯于东西的地理观念,而对南北的地理观念尚未建立起来。

名称的背后是中国的千年历史大变局

东晋建立后,北方长期被鲜卑贵族统治。虽然鲜卑族在汉化上非常卖力,但跟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相比,其游牧民族的文化风格依然鲜明。南北文化差异日益凸显,关东关西的文化差异则被逐渐削弱。

到了宋朝,江东的概念逐渐被“江南”代替。“江南”的称呼早在《史记》《三国志》中就已出现,主要指长江中游的南部,即今湖南、江西一带。而现在的苏南、浙江一带被时人习惯性称为“江东”。唐贞观元年(627)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十个“道”,其中就有“江南道”。江南道范围极广,治所在苏州,辖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贵州长江以南之地。此后,江东、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中唐之后,北方历经战乱,中原残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北宋柳永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南宋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从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已经流传天下。

总结起来,秦汉以来,南方逐渐被纳入汉人的统治区,不再是化外之地。随着汉人生存空间的扩大,南北问题不再是“中国”之外的问题,而是“中国”之内的问题,东西的地理观念被南北所超越。到了宋朝,“东南”“江南”的概念已经代替“江东”,深入人心,并成为繁华的代名词。南宋定都临安,代表宋朝不仅经济重心在南方,政治重心也转移到南方。所以,后人将赵构建立的政权称为“南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表面上看,东晋不叫南晋,南宋不叫东宋,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千年历史大变局。上千年的岁月中,黄河与长江滋养下的中华民族逐渐交流融合,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东西”地理分野逐渐转为“南北”地理分野,南方也成为中华文明煦煦生辉之地,这里诞生了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十里秦淮的桨声灯影、苏州的园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仕女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

文/徐飞

编辑/韩世容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