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前的湖水澄澈如镜，当临湖而住的居民们开始忧心水质污染和水体破坏，他们会做、能做什么？

在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麓湖公园社区的居民们自发进行了一场“实验”——成立一支水环境的居民监测队伍，取水、采样、送检、观测、出具报告，而后公示给邻居们。

在这场“实验”中，社区里公共湖区的生态环境，成为了居民自治的重要议题。他们发起讨论、参与保护，进而主动作为、主导监测，形成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过程中，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其中，居民的公共意识、参与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力量，然而居民自治又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近年来，成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举措激发社区自治活力，居民“各扫自家门前雪”的老观念已随着发展渐渐淡化，但居民自治的深度与广度却仍亟待提升。

应该怎样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自治的深度与广度？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深度报道组记者对“麓湖生态观察官”进行了多维度采访调研。

从“1分”到“10分”总共分几步？

水质监测小组里，有人曾是居民中投诉水环境的“常客”。他们从提意见，再到监测水质。他们从1分，做到了10分

立秋后，麓湖居民水质监测小组又开始商量“取水”时间。

“取水”是水质监测中最重要的一环。从去年4月水质监测活动发起开始，每间隔1-2个月，居民志愿者们就要组织一次取水。居民们在湖区范围内确定了19个监测点位。取水时，他们会与第三方监测机构逐一抵达各监测点位，监督并配合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湖水取样。最终监测结果会公示，并递呈麓湖水环境部门对问题进行整改。

“第三方监测实验室是由居民水质监测小组比选招标后确认的，并会定期更换”，活动发起人褚军是麓湖居民，他告诉记者：“居民觉得哪里水质不正常、哪里距离污染源头最近，我们就取哪里的水。”

为什么要监测麓湖的水？为什么能够监测？答案在于：有意愿、有平台。

褚军觉得，水是家的一部分，居民们对家门口的水环境高度关注。但居民们的关注与监督一直停留在“说”的层面，没有更进一步。

“意见”不如“实践”，褚军认为，居民业主们也可有所作为。

随后，褚军草拟了一份议案，提出居民共同参与水环境监测。去年4月，在麓湖共益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上，《招募麓湖水质监测居民共创小组》的议案被通过。紧接着，首批志愿者队伍招募40余人，“麓湖居民水质环保共创小组”成立。根据议案申请，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还批下了约3万余元经费，用于聘请第三方专业监测机构等。

麓湖共益会、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为褚军设想的落地，提供了可能。

麓湖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高林介绍，麓湖共益会在社区支持下于2018年成立，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议事协商平台，议事员均为社区居民，目的是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公开的议事协商机制。居民的诉求、各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协商，乃至居民们提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案议案，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研究讨论。

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专门划拨了一笔“幸福资金”，对麓湖共益会进行公益资助，这让麓湖共益会所推动的项目，有了资金保障。

“平台的保障，让居民自治的点子不再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而是能落地”，高林说。

“假设以10分来衡量居民们对自治的参与度，能做到8分、9分的居民可能总是那几个人，能做到1分、2分、3分的居民却在几何倍地增多”。麓湖共益会秘书小组的杨琦说，监测小组的核心成员里，有成员曾是居民中投诉水环境的“常客”。他们从提意见，再到用水生态知识全副武装自己、亲自上阵监测水质，“他们正是从1分，做到了10分。”

从1个人张罗到100人参与

“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们都做到10分，但可以探索如何让更多居民参与自治”

记者发现，监测启动已有一年半，但“麓湖居民水质环保共创小组”的成员数并未的倍增。杨琦称，长期坚持监测水质的小组核心成员并不多，就只有五六个人。

“不论是自治项目的居民主理人，还是居民志愿者，都是无偿付出，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杨琦说，团队成员也会流失，核心成员能稳定已属不易。

“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们都做到10分”，她说：“但我们可探索如何让更多居民参与自治，以及如何让更多人从1分做到2分、3分。”

于是今年，居民参与水质监测的活动升级为“麓湖生态观察官”活动项目。新的项目将水环境自治的行动分为了两类：监测、观察。监测依旧联合第三方专业水质监测；观察希望覆盖更多居民、更大范围，让居民们参与水生态的观察观测。

水生态观察活动的发起人是社区居民毛姝。毛姝称，有意愿、有热情参与水生态保护的居民很多，但意愿、热情的可持续性怎样维持，在于社区与自治活动的组织方是否找到了一种舒适、便捷、与居民拥有高契合度的参与方式。

“为了让居民志愿者更方便进行生态观察，我们将湖区分为了9个区域，也就是9条线路”，据毛姝介绍，活动招募的“观察官”，分别被分配到距离自家或上班地点最近的线路上，负责该线路周边水域的观察。

毛姝点开一个微信小程序，上面是“麓湖生态观察官”们需要填写的观察问卷。问卷内容包含水位、水的颜色等内容。

“我们开发小程序就是希望简化居民志愿者们的参与流程”，毛姝说，居民们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出门遛弯的时候，就可在沿线舀瓶水看一看，留意观察一下周边水域的异常，“这对居民来说是不费力的”。

每个月，依照居民们提交的观察问卷，麓湖共益会会梳理出具一份“麓湖生态观察官观测报告”，公布水位、水质等情况。记者看到，每一期的报告，每位参与观测的居民，名字都会被打在报告的最上方。“尊重无疑是重要的”，毛姝说，当参与水环境自治的居民被赋予了“生态观察官”的身份和头衔，他们行动起来，也会更有劲头。

目前，参与过麓湖生态观察的居民志愿者已累计超过100人。“当参与自治的模式和流程理顺了，人自然也就来了。”毛姝说。

家的共识，何以凝聚？

没有居民希望财产贬值，湖也好、林也好，都是“家产”，有了这样的共识，大家自然会上心

麓湖的居民，为何如此关注水、在意水？这就回应了居民自治的原动力——家的共识。

在麓湖公园社区，家园与水不可分割。麓湖公园社区常住人口规划20余万人，社区中有超过2000亩的水域面积。当前，社区已有1万余人入住，他们临湖而居，湖波湖景皆是家的构成。但人工湖的生态系统系人工构建，其有着脆弱的一面，水域的维护也有着高昂的成本。

要让水生态可持续，让湖水长清，居民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当居民对家门前的湖水有了关心和依赖，他们自然也会壮大自身力量，想方设法提升对家园环境的保护力和话语权。

清源水环境工程师李鑫长期在麓湖的公益课堂担任的自然生态培训导师，他举例称，居民们会习惯性地清理湖边的福寿螺卵。“不夸张地说，居民几乎人人都认得福寿螺卵这种外侵物种”，李鑫说，福寿螺卵遇水不能存活，所以居民们只要在岸边看到红色的螺卵，都会熟练地将其抛入水中。对于任何湖泊水域的维护而言，清理福寿螺卵都是一项大工程，“但这里仅依靠居民就几乎做到了对福寿螺卵的‘动态消灭’”。

“所以追根究底，自治的动力，要靠共识的凝聚”，高林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没有居民希望财产贬值，湖也好、林也好，都是“家产”，有了这样的共识，大家自然会上心。

专家看法

让“社区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在“麓湖生态观察官”的案例中，“共益会”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通过“麓湖共益会”的商议表决与支持保障，居民参与水质监测的自治行动得以实现。

在与记者联合调研的过程中，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社会建设教研部主任陈藻教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麓湖共益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要实现社会共治效果的最大化，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其高质量发展推进基层自治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等活动的社会组织。陈藻认为，通过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社区社会自治，来提升居民自治能力？陈藻认为：

首先，要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力量“合力”，激发社区治理的“新动能”。当前社区治理已从“两委主导”发展到“三社联动”和“五社联动”阶段。所谓“五社联动”，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各方力量、多元主体，纷纷因党建的有利统筹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治”。

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大力发展、引入孵化类和支持类机构，孵化培育公益类和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创新治理路径和治理手段，扩大居民参与，激活创新动力。

其次，要对参与自治的各主体平等地赋权赋能，厘清各主体的权责关系。对于居民而言，越“丝滑”的流程，越舒适的体验，越能激起参与的动力。因而要靠清晰明确的权责关系，为“共建”“共治”的动力、过程及效果提供保障。

“共建”“共治”，方能“共享”。陈藻认为，“共享”的实质是让所有居民分享治理成果，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而言，“共享”的对象并不仅仅是治理的物质成果，“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治理成果”。也就是说，好的家园环境是成果，而治理过程中的共识积累、学识提升、邻里配合，以及和谐的家园氛围，都是可“共享”的成果。当居民感受到自治的过程亦是“成果”时，居民自治也就更有力量。

文/王垚

摄影/陶轲

编辑/倪家宁